他认为，刘慈欣的小说在叙事中显露出某种“中国特色”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将影响中国对未来的设想，乃至影响全球秩序的塑造。他把其中包含的价值观特征，概括为“悲观的乐观主义”、“新社会主义”和“天下”。在这种总结之下：首先，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人在享受国家腾飞的种种好处时，也伴随着对未来无以为继的忧虑。由此，“悲观的乐观主义”被编入中国科幻的叙事：中国人想要摆脱当前困境，改变焦虑状态。其次，“新社会主义”也随之而来：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悲观和乐观、贪婪和慷慨、理性和感性等相互矛盾的概念处于并存和互换状态中，并把矛盾视为动力。因此，当中国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质并驾齐驱之时，中国人并不执着于用一种解释涵盖所有内容，而是混合了相互矛盾的概念，使之松散地合作。再次，“天下观”是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对的一种设想，着眼于全人类文明。但他认为，天下观背后也有着中国人的生存焦虑：在《三体》中，拥有高度文明的三体，无法与地球和平共处，地球被迫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文明的存续和未来的和平，中国要先行斗争才能生存。

柯岚安认为，刘慈欣的小说内含一种对科学和技术的推崇：不仅社会发展遵循科学，而且威胁全人类的政治问题也可以转化成科技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科幻获得广泛影响力之时，“科学至上”和“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可能会改变未来世界秩序，西方对此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想办法加以避免。

从这一结论不难看出，柯岚安虽然强调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实质上还是对中国价值观作了窄化解读，他把刘慈欣小说的价值观加以拔高，并打上了“科学至上”和“零和博弈”的标签，将其置于对立面来对待。这或许也代表了一些国际人士的典型心态。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智库，“中国前瞻”项目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