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王国》：一部被遮蔽的纪录片和它的故事
“媒体版的传播确实为王久良带来了集中的关注，但随之到来的，是这种关注带来的反噬 —— 他的名字和《塑料王国》成了网络上不容易被搜索的词条。”
——作者：汤博（本文原载于“VICE中国”）
垃圾和塑料的故事
在中国，从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几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大省都存在从事洋垃圾加工的产区。在2015年之前，官方给出的洋垃圾进口量数据是每年800万吨，而真实的进口量要远远超过1000万吨，其中包含严禁进口的医疗垃圾。
这不是一个新兴行业，有些从事垃圾分拣的工人已经干了20年。沿海省份的洋垃圾大型加工产区不会低于十个，王久良拍摄《塑料王国》所在的产区不算最大的，然而从业者数量也已超过5万人。塑料垃圾货场
这些只是产业底端的生态。如果将这个产业从源头到尾端做一次整体统计，数据还会有数倍的涨幅。不过这个统计在大数据时代一直缺位，被长久遮蔽的行业总是难被瞩目，这似乎是时代的习惯，而改变这个习惯则会让人感到疼痛。
2011年，结束在美国访问学者的身份后，王久良带着新的拍摄计划回到国内。那时《垃圾围城》引发的环境争论并没有停止，更多的人开始审视自己的生存现状，而王久良新的拍摄计划，则是将垃圾问题从现状到产业做一次倒推。塑料垃圾是他选择切入主题的角度，他曾想过以纸张做主题，纸张是信息的载体，在环境问题之外，还可以解读文化上的冲突与荒诞，但这个计划很快被他放弃了 —— 国内从事进口纸产业的工厂往往规模巨大，有着完整的保护体系和利益链条，他没有任何机会进入。相比之下，垃圾塑料的产业更偏原始蛮荒，留有可以拍摄的缝隙。不过当王久良开始启动这个拍摄计划后，他发现只要关系到种种地方利益，拍摄难度就不会有丝毫的减弱。
前期调研用了一年时间，几队人马以区域划分各自行动，在东部沿海省份标注出所有的产区，而当他进入到这个产区的时候，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拍摄用了三个月，没有进入到任何一家工厂，因此拍摄的所有素材都没有成为有效信息，“拍的都是些垃圾场、麦田、河流、大海，河的入海口都是外国塑料，拍到了，但效果不明显。”等到再次拍摄的时候，王久良打开了缺口，方式简单粗暴，爱钱的给钱，爱酒的给酒，最终交到了朋友。拍摄中的王久良
第一个接受拍摄的对象是一对老夫妇，就是朋友介绍的。老头是个热心肠，知道他拍摄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理解他拍摄的困难，因此应允。但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出现的困难是拍摄对象无法靠个人意愿来解决的：拍摄中途，老人家里的电被停掉，那时正值夏天，也正好是老人女儿带孩子来探望的时候，而这并不是一次巧合。王久良给当地政府打电话说，事情一码归一码，你觉得我危险，你也别把人逼急了。后来电终于通上了，不过与他电话关系不大，是老人女儿买了东西送到了村长家。
老人这条线没法继续下去了。这部分内容后来被王久良剪辑进《塑料王国》的媒体版，央视《经济半小时》最先做了报道，引用了其中的内容。当晚节目播完后，老夫妇家里的玻璃就被石头砸碎了，老夫妇连夜收拾了行李，在天没亮的时候离开了家，之后再没有回去。“把人害的挺惨的，我自己特别难受”。第二年过年的时候，王久良找到已经回到家乡的老夫妇，临走时转给他们三千块钱，但是银行出了问题，转过去后又被退回，至今遗憾。塑料货场的工人
“村里干的最大的厂都是村长家的，塑料垃圾对健康对环境的危害，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得维护这个利益，靠这个税收，靠这个挣钱。”王久良的忿忿很大程度上源于从业者有意的自我麻痹。他曾拍摄过另一个采访对象，用了一整年时间只为让对方正视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可最终还是没有用，王久良愤怒了，指着对方骂：“如果我不来，你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愿意听听你心里话、愿意为你说说话的人；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还在这糊弄我。”
另一个王久良愤怒的，是当今中产阶级虚伪的怜悯 —— 那些底层的人靠此为生，这个片子会让很多人失去生活来源。王久良说，在他拍摄《垃圾围城》的时候，曾问过一个拾荒老头，如果没有垃圾场了你以后怎么办？老头平静地告诉他，那就干别的呗。这句话一直被王久良记着，他说：“一个人连垃圾的活都能干，还有啥是干不了的。”
愤怒和柔软的故事
纪录片《塑料王国》至今出了三个版本——媒体版、电影版、NHK 版，三个版本无论风格还是内容，都有很大区别。作为导演，王久良的统一性在不同的版本里出现了明显的割裂；但作为一个记录者，记录的过程通常是流动且变化的，都有难以穷尽的感受。当不同版本的感受叠加在一起，又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
媒体版和 NHK 版是王久良为传播特别定制的，他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以引发重视。媒体版的传播确实为他带来了集中的关注，但随之到来的，是这种关注带来的反噬 —— 他的名字和《塑料王国》，成了网络上不容易被搜索的词条。而《塑料王国》电影版在2016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以下简称：IDFA）获奖后，再度引发媒体追逐，“这是最后一个重拳，它促使了事情的改变，同时也把我自己打了一个踉跄。”
官方态度的急转是王久良不曾预想过的：“我做《垃圾围城》时没有任何封杀，北京副市长还邀请我去了解情况，这曾让我在某些层面看到了尊重，也看到了一种想要改变的努力”。
《垃圾围城》是在2010年完成的作品，与《塑料王国》的出现间隔了6个年头。这期间，环境问题大面积浮出水面，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2015年，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了反映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网络点击量过亿；紧接着纪录片被突然下线，然而讨论并没有停止，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早已升级。在王久良眼里，《穹顶之下》最大的价值是开蒙，在中国，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王久良曾对《塑料王国》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想象，因为从前期调研到后期拍摄，所有预估的困难都如约而至，也都被克服了。“我没想过放弃，我拍片的时候三十多岁，我的体力正是最好的时候，美学体系和价值观也很完整。我就一个原则，只要你（外界）干不死我，我就能把这事干成，不能怂。” 这也是片子曾几次陷入绝境，最终又找到新突破口的原因 —— 在王久良的逻辑里，“不怂” 是一种是非观，而支撑他这个是非观的，则是绝望与愤怒。塑料加工厂加工现场
可惜，最终阻碍《塑料王国》的并不是拍摄过程的种种遭遇，而是影片完成之后官方有意的忽略。当同样在 IDFA 获奖的另一部讲述诗人余秀华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国内数城点映、票房过百万时，《塑料王国》还在为国内的放映找寻合适的渠道。
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是《塑料王国》电影版第一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在放映后的导演问答环节，王久良一度哽咽。现场结束后，我们约在一家饭店采访，王久良带了半箱啤酒。制片人 Ruby 告诉我，导演太渴望这个片子在这片土地上放映了，毕竟拍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事，他想给这里的人看。王久良则对我说：“今天在影院有点激动，平时在国外放映的时候，我们是很骄傲很强势的。”
国外获得的荣誉始终无法令王久良满足，“太在乎那些就跟沽名钓誉似的，我拍这个片子的初衷是想改变一些现实。” 在他看来，《塑料王国》在这片土地放映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环境隐疾，而是如此巨大产业链条被长期遮蔽，我们的国民性是否也应该重新被审视和讨论。王久良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放映现场
当片子第一个镜头里呈现出在塑料垃圾堆旁长大的孩子借着微弱的灯光，试着在塑料垃圾堆挖出一个小房子的时候，表达的核心已经发生了转移。这既是一种影像上的隐喻，但同时，也定调了王久良自己的情感投射，之前所有宏大命题的讨论开始让渡于具体的生命。“你已经介入到他们的生活里了，你没法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的遭遇，我知道这个片子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个想法率先改变的是片子的结构和逻辑，“这个电影版我们之前剪了八个版本，刚开始我是非常强硬的，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一个也不宽恕。到后来变得柔软，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孩子吧。”制片人 Ruby 则认为如今这个版本更有力量，她告诉王久良一句国外的谚语 —— 吹号时你吹得越轻，声音传得越远。“我们保留了想传达的信息，但用了更温柔的方式 —— 但即使如此，有些观众看到这个版本也是有生理反应的。”
在剪辑第一版的时候，王久良想以拳拳到肉的方式来揭露这个产业，“我的底色是非常残酷的。”制片人 Ruby 记得看到第一版剪辑后的感受：充满了导演的愤怒。柔软的发端是被剪辑师发现的，在一遍遍看素材的时候，他看到表达两个家庭情感和关系的镜头在拍摄后期越来越多了，导演已经在不自知地倾斜着自己的情感。塑料加工厂里的孩子
或者一切都是从第一次信任开始：王久良把自己身份证押给片中的老板，“我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了，我是什么人，我不是采访完你就走，我会为你负责的。所以我跟他约法三章：不谈污染，不谈不好的事情，谈谈塑料怎么弄。”
也或许是从他第一次被垃圾场里的孩子刺痛时开始，“小孩没人管，在垃圾里，冬天还光着脚丫子，心理上真的受不了，我让小孩踩到笔记本上，我把他的脚丫子给画下来，然后拿着本去给他买鞋。” 整个拍摄过程中，个人境遇的改变、官方态度的转移、地方利益的博弈都没有瓦解他的信心，但这些孩子的生活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无力。那年冬天他联系自己做服装生意的亲戚，把过季的衣服按成本价买来，分给这些在垃圾场里生活的孩子。王久良用痛苦去形容那段时间，之前他是有上帝感的人，想干的事大多干得成。塑料加工厂里的孩子
拍摄结束后第一年，王久良去四川看望片中工人的一家，得知几个小孩子因为没有户口而无法办理入学时，他愤怒了：“九年义务教育是所有适龄儿童的权力，跟户口没关系，你怎么可以拿户口卡！” 王久良跑到所在学校，要当面质问校长。校长避而不见，他便待在学校不走，耗到下午时，他接到工人家长女伊姐的电话：“叔叔，今天政府有人来家里给上了户口，我们都能上学了。”
伊姐和她家的故事
伊姐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全世界关心着，当《塑料王国》在国外放映时，观众问导演最多的问题是片中这个叫伊姐的女孩现在怎么样了？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吗？
毫无疑问，伊姐改变了这部纪录片，也改变了王久良。
伊姐是《塑料王国》电影版中工人一家的长女，工人一家与老板一家是亦亲亦仇的两家人，两家人之间坚硬的矛盾，需要伊姐去做柔化；伊姐家的生活起居，也靠伊姐照顾。伊姐抱着刚出生的妹妹
随父母从四川走出来后，伊姐便一直生活在塑料加工场里。她的生活全部被垃圾填满，没有上学，也没有朋友，直到王久良出现，她的童年开始有了一丝普通人的色彩。拍摄伊姐一家时，王久良初为人父，内心两极摇摆，一边礼赞着伴随新生命到来的种种喜悦，一边承受着现实中一次次击溃底线的人性之恶：“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刚刚出生，拍的过程中，恰好我的孩子从一岁到四岁整个幼年时期。每当看到这些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
伊姐把王久良当作信任的人，她会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王久良，再由王久良去说服父母。她的愿望只有两个：回家、上学。王久良也一次次向工人家提议让伊姐去上学，而工人家窘于现状，始终不肯点头。于是在拍摄中途，王久良和制片人 Ruby 商量，自己将拿出一笔钱，等孩子们回到家乡后，用这笔钱来上学。如今在《塑料王国》的英文网站上，王久良特意为伊姐家留有一条捐款信息。伊姐一家人
为了拍摄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家庭，王久良把自己也变成了这个加工厂里的一员：他和两家人一起干活、也吃在一起。王久良早上开车进厂，会在路上买5袋包子分给两家当早餐，他通常先拎出4袋，给两家平均分掉，再找机会偷偷给伊姐家一份，因为 “她家孩子多，怕吃不饱。”
伊姐最小的妹妹是在拍摄期间出生的，生产时没有去医院，只在垃圾堆旁拉了个帘子做临时产房。此时王久良已经被当作家里人看待，他的摄像机没有被要求回避，记录了整个生产的过程。这个情节曾在放映后为王久良招来些许道德讨论。王久良解释：“我的摄影机开着，我的车就停在不远处，如果生产过程中有任何意外，我是第一个送他们去医院的人。”
王久良不愿意过多提及拍摄中的故事，他知道人们希望他扮演的角色，而他并不愿意：“有时我想我遭遇到的那些烂人，我就让他们烂到底算了，但我看到这些孩子，我就又觉得不能那么做，因为还有希望。”
伊姐最小的妹妹出生后，王久良买了两桶奶粉当作礼物，因为有别的工作，随后便离开了工厂一段时间。等王久良回来时，小妹妹已经瘦成了骷髅，哭声不止。伊姐给小妹妹换尿布的时候，王久良看到小孩已经在便血了。他找来伊姐父母问询，结果是孩子吃光他送的两桶奶粉之后，因为没钱而改吃速溶豆奶的缘故。他找来老板预付了工人家一千块薪水，工人却不愿用这笔钱买奶粉，最终，只能他自己继续管下去。伊姐自己用废塑料制作的电脑
拍摄结束的时候伊姐已经11岁了，随家人回到了四川，也上了学，这是另王久良欣慰的事，他在电话里告诉伊姐：“只要是读书产生的费用，不论是你，包括你的弟弟妹妹们，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来找我。” 但王久良也知道，伊姐初中念完时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在伊姐老家，年轻人十几岁便出去打工，然后早早结婚。他当然希望伊姐可以把书继续念下去，然而理智又告诉他，在那个环境里，20岁的姑娘肯定是坐不住的。王久良告诉我，他对伊姐最大的期望，是将来嫁个好男人，知道疼她，不打她。说这话时，王久良语气很软，像是被某个想象吓住，也像是一种不确定的祈求。伊姐在整理日本代币券
“有些人和你相遇，便是一辈子的缘分。”在我最后和王久良核实文中信息的时候，王久良又去了四川，去了伊姐的老家。这次他是去看景，他下一部片子是剧情片，剧本是为伊姐写的。王久良说，这部电影是我送给伊姐的礼物。
那些剩下的故事
2017年7月27日，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闭幕典礼的红毯直播，当王久良出现的时候，直播信号被掐断了。崔永元作为闭幕典礼的现场主持，在开场时收起手卡，评价了《塑料王国》的现实意义，并告诉大家，事前他被提醒，尽量不提及《塑料王国》这部电影，自己这番话说完，大家就不要再说了。这一段独白，也在直播中被掐断。而就在闭幕典礼的十天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公文于2017年7月17日正式发布。王久良接受采访 图片由作者提供
王久良是山东人，喜欢喝酒，每次采访结束后，都会喝一点。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他母校中国传媒大学附近，喝酒时他对我说：“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我肯定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拼胆量拼体能我都不差；但现在是热兵器时代，胆量体能又能有什么用呢？改变现状只能依靠教育。”
文中所有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王久良提供
本片推断分级：PG-13级；
资源情况：目前长版资源为内嵌英字版（本片原音为中国地方方言）；
资源是否删改：本片“电影版”足本约为86分钟；目前“日本亚马逊版”时长为82分14秒，但此版帧速率为“29.42fps”（换算成24帧约为100分钟）；目前无法得知此“日本亚马逊版”与“日本NHK版”是否有素材通用之处；
（感谢作者汤博授权转载；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按钮可进入“VICE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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