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群众时时感受到平安和公平正义？省法学会专家这样建言

孙占利：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的标志性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

针对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省党代会报告从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高度适时提出了“实施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平台经济的法治化治理与发展做了重要部署。为了落实该部署，建议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以常态化监管引导资本的流向，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对平台经济进行常态化监管，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引导资本从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转向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平台经济生态建设，依法查处平台经济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非法行为，保障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要针对平台经济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适应平台经济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规则制度，推动协同治理，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强化数字化监管支撑，建立违法线索线上发现、流转、调查处理等非接触式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促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是要研判潜在风险，及时依法处理新型问题。对平台经济采用“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理念进行监管，有预见性地研判平台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及时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采取相应监管措施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孙占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广东的社会治理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全国领先，并不断谋划创新社会治理和提升治理效能。

关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和深化网络社会综合治理，建议贯彻实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要发挥数字化治理的优势，解决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将社会治理的重点由事后管理变革为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全链条治理，将多头管理、层级管理、单向管理变革为多元协同联动治理，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将事件触发型的社会治理变革为风险动态感知预警和精准决策处置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徐松林：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对此，我的具体建议是：增强法官职业荣誉感，健全“阳光审判”机制，加大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力度，从源头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人民检察院要更好地担负起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使命；人民法院要加大申诉案件审核排查力度，切实解决对申诉案件不重视、申诉案件积压过多、驳回申诉裁决书说理不充分等问题。

第二，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群体之间薪资待遇、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方面的差距。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之一，应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失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方面措施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    

徐松林：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起点。过去五年，广东在地方立法方面有三大亮点与成绩：

第一，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通过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地方法规。如出台《广东省平安建设条例》，进一步提升平安广东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修订《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健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制；出台《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明确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等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着力解决营商领域法制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不够规范、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第二，突出民生导向，回应社会关切、不回避矛盾，着力解决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出台《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为困扰社会各界的“熊孩子”问题开出法律药方；出台《广东省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首次对家暴行为旁观者报案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广东地方立法之所以取得诸多好成绩，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为克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弊端，省人大注意发挥高校等第三方立法研究基地的作用，委托其进行立法前研究、立法后评估。同时，每项法规的出台都反复征求各部门、各行业、各阶层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咨询专家等的意见，并在网上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徐松林：这是由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特殊区位优势决定的。广东是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打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求法治化与之配套。其次，科技创新在驱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与挑战，迫切需要以法治方式应对科技运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徐松林：建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仍有个别执法司法人员，对民营经济思想认真不到位，在执法司法中存在偏差。为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要不断树立执法司法人员对民营经济的正确认识外，我还有两点具体建议：第一，贯彻执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坚决不诉，加强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及时变更、撤销对民营企业主不必要的羁押。第二，严格落实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有关规定，坚决防止公安机关“跨区域、逐利性”执法。

杜承铭：五年来，广东奋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样本，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

一是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广东通过对社会信用、市场监管、科技创新、标准化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行立法，制定或修订了《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多部法规规章，进一步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此外，广东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深入开展营商领域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工作。

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数字广东”建设。除了持续开展“放权强市”、加强省级权责清单管理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外，广东通过“数字政府2.0”建设，以“粤系列”政务服务平台为核心，促进线上线下各类政府和社会服务渠道深度融合。

三是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广东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出台《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规规章，实施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质押融资、金融服务等领域先行先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广东积极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地，形成了严保护、快保护、大保护、同保护的良好法治环境。

杜承铭：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广东创优法治化营商“软环境”，能够产生“磁场效应”，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广东全面推进依法治省，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杜承铭：今后五年，广东应当继续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制度供给。

一是立足“小切口”，做足“小快灵”，坚持开门立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广东应当聚焦本地特色问题，突出问题导向，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回应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做实做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加快出台我省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重要立法项目；聚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版权条例、地理标志保护条例等立法进程；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三项工程为切入点，加强立法保障，促进稳就业、富群众、兴产业、共富裕。

二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同时广泛运用提醒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方式开展行政执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营造有温度、有力度的市场监管机制。

三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广东应积极搭建涉外法治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拓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同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扩大涉外法律人才储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涉外律师人才队伍。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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