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唯有创新，才能让我们战胜全球疫情暴发

近几十年来，世界在降低儿童死亡率和应对传染病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由于更好的疫苗和其他干预措施，儿童死亡率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50%以上。我们即将消灭脊髓灰质炎，感染HIV不再等同于判了死刑，而且全世界一半地区已经没有疟疾。

然而，有一个领域，全世界仍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传染病大流行的防备。这一失败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关注，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致命的全球性传染病大流行将会再次发生。我们无法预测何时发生，但鉴于新病原体的不断出现、生物恐怖袭击风险的不断增加以及整个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我们有生之年发生大规模、致命的现代传染病大流行的可能性非常大。

过去十年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我密切关注未来发生传染病大流行的风险。一个是2009年的猪流感暴发。虽然H1N1流感并不像人们最初担心的那样致命，但它提醒人们注意，我们没有能力跟踪疾病的传播，也没有能力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发新的应对工具。四年前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再次敲响了警钟，确诊病例数量上升，死亡人数上升，当地卫生系统崩溃，而且世界再次反应得太慢。每一年科学的进步都使人们更容易制造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

全世界需要为传染病大流行建立协调一致的全球性应对方法，而且是对人类造成和自然产生的传染病大流行都有效的应对方法。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更好的工具、早期检测系统和全球响应系统。

现代全球流感大流行模拟。

1个月后（图A）全世界将有总共约28,600人死亡；3个月后（图B）有10,120,300人死亡；6个月后（图C）有32,918,500人死亡（来自疾病建模研究所）。

2018年是1918年流感流行的100周年，当时估计有5000万人死于流感。我们现在拥有比一个世纪前更好的干预措施。我们有季节性流感疫苗，但疫苗不一定完全有效、需要每年接种并且选择接种的人所占比例较小。我们也有抗生素可以帮助治疗细菌性肺炎这类继发性感染。然而，虽然有这些进步，但疾病建模研究所（Institute for Disease Modeling）的一项模拟显示了如果一种传染性高且通过空气传播的致命病原体在今天出现（例如1918年的流感），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全球近3300万人将在短短6个月内死亡（见地图）。

好消息是，科学的进步和许多积极行动者（包括一些私营企业和慈善家）的不断关注使得通用流感疫苗开发成功的可能性高于过去。

我们的基金会参与了各种研究合作，包括西奈山伊坎医学院、葛兰素史克公司和PATH之间的合作。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动物试验中表现良好、现在正转向人体试验的几种候选疫苗。我们还为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等其他机构的工作提供支持，研究所的候选疫苗有望在约一年后进入人体试验。

为了进一步扩展这些工作，我们与佩奇家族合作发起了一项投入1200万美元的大挑战（Grand Challenge），旨在加速通用流感疫苗的开发。我们的目标是鼓励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包括刚进入该领域的科学家）大胆地进行跨学科思考。

然而，带来下一次威胁的可能根本不是流感。它很可能是我们在疫情暴发时首次见到的未知病原体，就像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其他最近发现的传染病一样。

全世界在开始应对这一风险方面迈出了一步，于2017年成立了名为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的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团体。CEPI的资金承诺总额超过6.3亿美元，它的第一项业务是推动开发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共卫生研究与开发清单上的三种重点疾病疫苗：拉沙热、尼帕病毒和MERS。

CEPI还将致力于建立快速响应平台，为一系列传染病生产安全、有效的疫苗。2018年后半年，该联盟宣布向几家公司提供资助，使用多种技术（包括核酸疫苗、病毒载体和其他创新方法）进行这一工作，其目标是将新疫苗的开发、检验和放行所需时间缩短到几个月，而非现在的几年。

但是，当我们必须立即应对迅速蔓延的传染病时，疫苗无法作为唯一的手段。疫苗的开发和运输需要时间，而且至少要在疫苗接种后几周才能产生保护性免疫。因此，我们需要投资开发其他方法，例如可以储存或迅速制造的抗病毒药物和抗体疗法，从而阻止大流行传染病的传播或治疗已感染的人。

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已经对某些抗病毒药物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例如，在HIV领域，抗病毒药的质量非常好，并提示我们可以开发更广谱的抗病毒药。对于流感，盐野义制药公司的新抗病毒药Xofluza在日本获得了批准。这种单剂给药的药物可以抑制流感病毒繁殖所需的一种酶。PrEP Biopharm公司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该公司的一项人体激发研究证明，通过鼻内给予双链病毒RNA类似物来预先激活免疫应答将有助于预防流感和鼻病毒。由于固有免疫应答并不具有病毒特异性，因此该方法有可能用于对抗一系列呼吸道病毒。

在过去几十年间，单克隆抗体疗法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为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带来了新药品。在几年前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研究者确定并检验了用于治疗感染患者的单克隆抗体组合。估计的总体疗效似乎有益，但结果未达到预设的统计学疗效阈值。

近年来，我们在一些暴露于传染病的人群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广泛中和抗体。例如，在HIV感染者中，有一小部分人会产生效力强大并且覆盖范围广泛的抗体，足以抵抗大多数病毒株。一些流感的感染者也是如此。这些特殊抗体的各种组合可能具有保护作用，即使引起传染病大流行的病毒株从检测和识别之时起就在遗传上发生演化，这些抗体组合仍可使人免受感染。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创建这些抗体的抗体库，并生产可制造的种子储备抗体，使我们在疫情暴发时能够有可以立即使用的抗体，或在传染病大流行发生时扩大生产。

如果我们能学会有效应用RNA或基因递送，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制造抗体。相反，递送基因的新方法可以使我们自己的细胞直接产生这些抗体。这些方法很有前景，因为这种保护作用是在手臂内注射抗体之后几小时内实现。

在去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请世界各国领导人设想，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或可能出现一种新武器，能够杀死数百万人、使经济陷入停滞并使国家陷入混乱。如果它是一种军事武器，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可能制定对策，而我们对于生物威胁则缺乏足够的紧迫感。但是，世界需要像备战一样认真地为传染病大流行做准备。这项准备工作包括模拟演习、战争演习和防备演习，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疾病如何传播，以及如何应对响应措施（例如隔离和通信）以减少恐慌。

国际社会已消灭了天花，但天花仅在20世纪就夺去了约3亿人的生命。我们即将消灭脊髓灰质炎，但脊髓灰质炎30年前还在125个国家流行，而且每年导致35万儿童瘫痪或死亡。今天，近2100万人正在接受挽救生命的抗HIV治疗，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需要为传染病大流行的全面防备和响应系统制定清晰的路线图，因为不计其数的生命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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