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血浆疗法，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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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血浆疗法”被公开以来，武汉血液中心预留的三个电话被咨询者“打爆”。2月13日，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血浆疗法”让10位重症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症状得到缓解，一时间这种古老的疗法获得国内媒体极大的关注。

2月2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第四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就已提出，对重型、危重型病人治疗措施可采用恢复期血浆治疗。

“血浆疗法”曾摘得首届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血浆疗法”也可以称为“血清疗法”，是通过提取治愈患者血浆、血清或免疫球蛋白，来治疗对应疾病的患者。在传染病治愈的患者体内，血浆在康复后不久仍存有大量的抗病毒或其它病原体抗体，如果有患同样疾病的患者，可通过外源的抗体输入，获得被动免疫，从而达到杀伤体内病毒或病原体的目的。

德国医生贝林因“血浆疗法”获得首届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早在100多年前，“血浆疗法”就应用于不同的医学领域中。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就授予了利用“血清疗法”来治疗白喉的德国医生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

1890年，贝林进入柏林传染病研究所，在这里先后发现破伤风抗毒素和白喉抗毒素，所谓抗毒素就是含有相关病原体抗体的血清。贝林一开始将破伤风梭菌以及白喉杆菌注射在猪、山羊、马等动物身上，通过提取这些动物的血清，以获取抗破伤风和白喉的抗毒素。1892年，贝林将该疗法应用于人体试验中，以此来治疗破伤风和白喉这两种致命的传染病。1901年，贝林因此疗法获得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单克隆抗体出现以前，“血浆疗法”一直广泛应用于抗病毒及其他传染病领域。有文献记录，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患救治过程中，该疗法至少减少了20%的死亡。在近些年，国际上暴发的数次重大疫情中，该疗法也均有应用。

“血浆疗法”有无依据？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血浆疗法”也被应急用于患者的治疗。早在1月20日，“血浆疗法”的前期工作就已开始，2月8日开始在湖北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用于患者的治疗。2月14日，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血浆抗体治疗负责人刘本德向《上海观察》介绍到，患者接受“血浆疗法”12至24小时后，血氧饱和度明显上升，主要炎症指标明显下降，淋巴细胞比例上升，临床体征和症状均开始好转。

2月1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该疗法也予以了肯定，认为“处于恢复期患者的血浆中存在大量的保护性抗体，可以用于对重症患者的治疗。”

“血浆疗法本质上就是多克隆抗体。”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周鹏辉表示。而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应天雷介绍，血浆疗法此前在SARS、埃博拉和MERS患者治疗中都有一定效果。

“血浆疗法”疗效如何判定？

“任何一个治疗都有一定的风险，就目前在重症病人的救治方面，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它的风险远远小于获益。”张定宇在访谈中表示，这“就像给患者一根竹竿，把他们从水里面救上来。”

对部分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血浆疗法”可能是救命的“竹竿”，但判定该疗法的推广性，还应从其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可及性来评估。

安全性方面，血浆中可能有其它病原体、细胞因子等物质。对此周鹏辉进一步介绍到，“安全性是从病原体，如HIV、HBV、HCV等方面来考虑，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很成熟的筛查技术来排除（即对献血者的检查），另一种安全性的隐患来自抗体依赖增强作用效应（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ADE），即抗体介导的巨噬细胞吞噬病毒，然后病毒在巨噬细胞中增殖。这种现象在登革热患者中出现。ADE效应是否严重，主要看血浆内的中和抗体有多少，如果高的话，ADE效应风险就小。业界普遍认为，在新冠肺炎血浆治疗中，ADE效应比较小。”

有效性方面，也有专家认为，治愈的患者血浆中抗体含量可能差异很大，导致没办法控制剂量，疗效无法保证。因此“血浆疗法”往往是在疫情爆发前期，其他有效治疗手段缺乏的局面下，被医生来应急使用。“在Ebola和MERS疫情中，虽然前期有所使用来应急，但后续的动物实验显示其效果比单抗弱很多，所以就没有再被应用。”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应天雷表示。

可及性方面，虽然抗病毒血清能够快速制备，但这种方式不大可能在湖北以外的地区大规模推开，主要原因是治疗性血浆来源有限。然而，在湖北省，因为康复患者众多，“血浆疗法”有可能在当前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

周鹏辉认为，在对新冠肺炎患者使用血浆疗法时，需要注意下面几点：

需要检测康复患者血浆里是否有抗体，有多少抗体，以确定是否采血及给患者输入多少血浆；

患者处于疾病哪个阶段时可以用血浆治疗，对于不同阶段应该输入多少血浆；

评估患者的病毒载量是多少，以确定需要输入血浆的数量。

从多克隆抗体到单克隆抗体

2月15日，张定宇在媒体采访时表示，捐过来的人体血浆中并非都是有用的物质，其中还有一些有害物质以及其它病毒等杂质，需要及时剔除掉，最后得到一个比较纯的中和抗体。

但血浆中对特定病原体有效的中和抗体含量往往非常少，“一般来说，血浆里有用的中和抗体可能占抗体总量的不到1%。”应天雷表示。

他认为，长远来说，我们需要制备有效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全人源单克隆抗体药物一般不会引起患者的排异，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在以往的亨德拉病毒感染、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中，均有实验室紧急生产的单抗用于病人的应急治疗，取得了一定疗效。”

随着单克隆抗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抗体制备工艺愈发成熟。近年来，已有多种技术可以快速制备全人源单克隆抗体，高亲和力单抗的研发时间从之前的数年压缩到了数月甚至数周。

应天雷及其团队也在疫情早期鉴定出了靶向新型冠状病毒的单克隆抗体。1月28日，应天雷及其团队在生物预印本 bioRxiv 网站发表文章称，鉴定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源单克隆抗体 CR3022，其可与新型冠状病毒表面的受体结合区有效结合，有望用来预防和治疗COVID-19患者。

但从抗体发现到工业放大生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应天雷介绍到，“在单克隆抗体制备后，后续还需体内外的活性测试，单抗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等流程，均需耗费较长时间。一般来说，单抗药物的工业化高产细胞株的构建与筛选至少要6-9个月的时间。”

除此之外，“单抗药物的中试生产耗资巨大，不少制药企业考虑到疫情的不确定性，不愿意做过多投入，如何在确保抗病毒单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缩短生产周期和成本，是需要政府、科学家和企业一起探索的难题”。应天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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