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释尊，右手弗翁：孤独症基因传承人素素博士访谈 │ 反常识访谈

我大约在2000年左右开始关注精神医学，一直持续到2007年左右，后来我逐渐远离了这个领域，本以为此生不会再有涉足，但我孩子被确诊孤独症之后，我又重新关注起这个领域的科研进展。我在本世纪初学习医学时，孤独症还不是一个被重点研究的对象，那时好像也没有“谱系”这个观念，我也没有做特别深入的了解，在我的孩子确诊之后，我花了一些精力去阅读相关文献，了解到病因学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后来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发现，我童年中的很多表现是非常“疑似”孤独症的，今天这方面咨询比较发达，因此我孩子有机会被诊断，如果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可能也会早早地被诊断为孤独症。为此我还专门做了成人版孤独症量表，结果显示，我的得分非常高。

不过，我仅仅在大学时，被确诊为强迫症。强迫症和孤独症一样，二者都有重复刻板行为，关于这个问题，有些精神医学学者时有讨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思考。有一派意见认为，孤独症和强迫症的重复刻板行为完全是两个性质，但根据我的个人体验和对孤独症的了解，我以为这个判断略显武断。现在我已经不受症状困扰了，个人生活也比较稳定，因此我有些时间来关注孤独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的最新研究。 现在，我的主要领域还是传统文化与中印交流。但我对女性主义、LGBT的兴趣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因此我业余时间主编的公号“虹鲤”还是以女性主义和LGBT为主要议题。 

我进入性学领域，还是受到精神分析学的接引，因此我现在思考性/别问题，还是习惯从这个角度探入。在历史上，LGBT都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病”，现在虽然已经彻底“去病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她们）都是少数，在某些方面，他们（她们）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她们）性/别倾向的形成或许有一些先天因素，但另一方面，他们（她们）特殊的倾向可能和他们（她们）后天的经历存在某种联系，这些经历又可能影响到他们（她们）的精神状态，所以在LGBT群体中，很多人会遭遇某些精神障碍，我认为，这是性/别研究和精神医学可以展开对话的地方。我能发现你们的社群，也是以此因缘。

关于强迫症，我的童年可能有一些异常表现，但还算不上症状。症状可能从高中开始出现，在大学期间，因受强迫症影响较大，我曾服药并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持续时间不是特别长，大约两三年时间。医嘱称维持药物，后来持续过好多年时间，现在可以说是痊愈了。

怎么会关注精神医学的呢？这可能和我的专业有关。我本科学习会计学，挺枯燥的学科。上专业课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兴趣了，那时就开始看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论述，本来我的期望是可以考研去读精神分析，后来发现在现有的学科体系里面，精神分析的地位比较尴尬，既不为心理学所容，也不是哲学的主流。之后我就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接去中国哲学与宗教那个方向了。找工作的时候，因为就业比较困难，后来就转到印度宗教文化领域去了。总的来说，我对精神医学的兴趣一直都在，但受学科分类的限制，没办法正式进入这个领域，但回头去看的话，我的专业选择也算是围着精神医学领域打转的。

童年当然不算不幸，但家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父母在医务系统工作，对我要求很严格，我的家庭环境也是冷漠型的。我的孩子诊断孤独症之后，我反思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曾想到我爸爸给我的一些影响。我爸爸是个比较古怪的人，不太好相处，我原生家庭的关系之所以比较紧张，他古怪的个性是重要原因之一。后来，我对孤独症比较了解之后，看到相关材料对阿斯伯格人格的描述，感觉就是说的我爸那个样子。他上过大学，有一门技术，其实本可以过得比较顺心，但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经常和领导发生冲突，所以在医院里面，最后就被安排到不好的科室，职称也始终难以晋升。这当然不算他的错，但这让我发现，可能我们家族成员都有ASD的基因。

他自己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对我的教育也有些问题，所以我形成了某些不太好的认知模式。举例说吧，小时候我玩军棋，摆棋子，他发现了，就教导我说，放棋子一定要对称，左边放个军长，右边同样位置也要放个军长，这样才有秩序。我要是在家里书架拿书，或者找其他东西，他就强调说，任何东西，使用过了都一定要放回原处，不能移动位置，如此等等。总之就是让我从小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必须是要符合秩序的。所以导致我后来，看到没秩序的东西就有失控的感觉，这也是强迫症的一个表现。当然，影响到了生活，你就要当成强迫症去治疗，我强迫症康复之后，这种对秩序的追求，其实对我还是有影响，只不过不需要治疗而已。比如说，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对文字是特别挑剔的，有的地方必须要有典故，有的地方必须要对偶，反正要求非常苛刻。我现在做主编，更是经常表现出对文字的敏感。我一般不帮人改文章的，大都是删光了重写一遍，或者非让我改话，你拿回去看会发现全部是红字。（笑）

我刚才讲到，我爸从小就强化我的秩序意识，这对我的影响就是，我成人之后，个性就显得特别谨小慎微，特别在意“秩序”问题，后来就出现了强迫症的很多表现，可能发病前的基础人格也是倾向强迫型人格吧。我爸其实也差不多，他有点强迫型人格，但和我的不同点是，他是自我和谐的，没有焦虑，所以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但这样呢，周围的人都要去按照他的规则生活，这就很折磨人，对吧？

一开始我可没有考虑过基因的问题。我大学得了强迫症，只是觉得他教养我的时候给我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后来，我孩子也确诊孤独症了，我就想，我得强迫症可能不是个教育问题，可能家族就是有ASD的基因。那就注定了，我是特殊的。

童年时，我爸的教育影响了我的认知模式，所以，我的个性、思维特点等等都有点点特殊。现在可能我表现得很open，但小时候我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就很拘谨、胆小，可能也有点偏执吧。反正各方面跟我爸有点像。长大了之后，我有反思后，就不太像了。（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对“秩序”的病态追求，当我有强迫症时，可能是蛮“病态”的，但后来，除了有严重“文字洁癖”，也没什么“病态”表现了。（笑）但说到“文字洁癖”呢，有时候我觉得挺严重的，所以我基本自己写东西，不想帮别人加工文字。有时候别人扔篇文章过来，我看到不符合我表达习惯的时候，就很抓狂，哪怕只是句号不小心写成了逗号，我都受不了，有时候就有冲动拿把刀去把作者剁了，当然只是冲动而已。（笑）

总的来说呢，小时候其实还好啦。真正感到焦虑是高中那会儿。那时候学业负担重了，我就出现强迫症状了（强迫回忆、强迫检查）。前段时间，看你们那个访谈（佛学、哲学对一个强迫症患者的意义），看完我就想：欸？这个人表现和我差不多哎！我也跟他一样，考试时要反复检查。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要做十条题目，一般人的思路是，先从头到尾做完，然后再检查。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先做第一条，然后检查第一条，然后再检查……这样我始终不能进入第二条，对吧？我高考就是这样考砸的。考英语的时候（最后一门），在考场上强迫检查发作，就反复检查第一部分，最后只做了第一部分，剩下都是白卷。铃声响的时候真的有种濒死感，感觉这下子完蛋了，后来就瞎填了一些东西，然后交卷。那时候，其实我不懂这是强迫症症状，我考完了还挺纳闷呢：考试的时候怎么回事呢，怎么老是检查呢？

刚才说我童年，其实说起来我还是有挺多怨恨的。就是感觉我爸对我的负面影响太大了，他总是让我去遵守秩序，我的创造力其实是持续被扼杀。不过还好没被扼杀完，有时我想，如果小时候换个家庭环境，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呢？小时候有件事情，我记得挺清楚的。一年级的时候，我被检查出色盲了。说得严重点，就是生理缺陷，谁也不会觉得是件好事，对吧？但我爸知道了还挺开心的，说这下子好了，色盲只能读文科，将来不用选了。气人吧？现在我想起来还挺恼火的。但我爸他就这种思路，一条路走到黑嘛，拒绝任何选项，只做判断题，不会做选择题，这也有点阿斯伯格的，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允许有第三条路，如果只有一条路，那最好不过。从小到大，他就老跟我说，你色盲，高中肯定读文科，然后你要上大学，完了要读博士，之后要去大学教师，这条路最稳妥。他还挺自得的说：你看，我帮你把人生规划好了，你就照着走吧。有点哭笑不得是吧？他就这种思维。但滑稽的是，我居然也就真那么走了。但想起来，有时觉得挺讨厌他，本来我有无限多种可能，被活生生变成了一种。你气不气？但他的基因可能就是这样的。

说起LGBT这事，我怎么对这个感兴趣的呢？可能是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这种意识的。高二不是要分班吗？我就进了文科班了，我那个班挺滑稽的，就只有七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刚分班的时候，我在七个男生里面是成绩最好的，后来我也不知道其他那几个人怎么想的，六个人联合起来孤立我。按照现在的标准呢，肯定算是霸凌了，他们就会借各种机会侮辱我，说我不太像一个男性之类的，用今天话来说叫“娘”，那时候没这个词。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只是在某些问题上，或许我不太符合“男性气质”的要求而已。后来我看到方刚老师回忆说，他小时候有过那段经历，我心想，嘿嘿，咱俩原来一样啊。我认识方刚老师也好多年，有时候会互相去对方朋友圈点个赞什么的，可能我没有对他说过我童年经历，但我跟他交流感觉是挺亲切的，一方面我们是校友，另一方面，可能也有种默契吧。呵呵。

高中的时候反正就那样，简单说，就是我在文科班经常被人嘲笑，说缺乏男性气质。之后上大学倒是从来没人那么说我，但我已经有了一种性别意识：我们为什么要去迎合那种与我们生理性别一致的“性别气质”？严格来说呢，就是从上大学开始，我就考虑gender问题了，到现在20年了，虽然后来没干这行，但这些内容，可能我已经接近专业水平了吧。呵呵。好像有点自夸，但我觉得我从自身体验出发去思考这些问题，和那些按照学科规范思考这些问题的学者比起来，毕竟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我也不认同我就是LGBT，因为我一直都喜欢女性，也没什么强烈地跨性别欲望，我只是反感所谓“男性气质”而已。后来上大学之后，我读了酷儿主义，就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所以，我的自我认同其实是Q（酷儿）。

关于我强迫症的发病与诊断呢，这里面也有段故事。刚才我说了，小时候我就是比较拘谨，高考时有过一次强迫检查发作，其他也没什么。我被强迫症控制，恐怕要从大学一年级那会儿算起。我还记得就是大一的冬天，12月1日，你知道是“艾滋病日”对吧？我们那儿咨询不发达，以前也不懂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后来到了12月1日那天，一下子接受到很多HIV的信息，然后就开始害怕了。现在想当然挺可笑，因为没有性接触，没有体液交换，根本不可能感染对吧？但那时候是真害怕，今天的话，就算是“恐艾”，这个表现现在也挺流行的。自从那年12月1日之后，我反复检查、反复回忆的毛病又犯了，之后就越来越影响生活，后来就去医院就诊了。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父母，我可能病了。他们一开始不信的，后来觉得是个事情。这点我还挺幸运的，父母在医院工作，所以对就医这个问题，没那么多忌讳。我妈妈同事的女儿正好那时在精神科医院工作，就联系好了去看了。挺顺利的，医生问诊后说，你这个挺典型的强迫症，我开点药给你吃吧。那时候治疗强迫症还用三环类，氯丙咪嗪还是常用药，我就开始吃这个，同时心理治疗。

那个医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心理治疗师，或者叫心理咨询师也行吧。他是倾向行为认知治疗的，那会儿我还挺迷恋精神分析，后来发现，关于强迫症，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解释对我的个案有点无力，我治疗师也不反对我接触精神分析，但他就提醒我，精神分析这玩意固然可以把问题分析得很好，但它是往后看的，对改善你的现状未必有帮助。那时我想，也对哦。后来就接触了认知那一套，还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学，应该都是在那时候发生兴趣的。治疗的时候，我那个医生就帮我掰认知模式，跟我说，凡是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要学会接纳灰色，诸如此类。现在想是没什么，但那时候挺启发我的，小时候接受的家教都是非黑即白的，开始治疗之后才知道，世界可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后来我认知就变化了，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想法了，做事也不会追求完美了。经历过一段时间，症状就慢慢没有了。后来我读硕士起，就一直学哲学，我还是比较有学习热情的，此后就再也没有被症状困扰过。

关于ASD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是很赞赏神经多样性主张的。

我觉得，如果当事人没有智力障碍的话，ASD不一定要被看成病。人类对疾病的理解是变化的，很多年前，同性恋也被看成病，多年之后，它就被从目录里剔除了。ASD可能也会这样，所以，没必要把孩子看成病人，他们只是会遇到一些与众不同的障碍，作为家长，我们只需要帮助他们清障就行，不要总是想去矫正他们，引导他们在社会中和谐生活就行。我们不一定就是正，他们不一定就是误。如果我们总想站在所谓“正常人”的立场，傲慢地想去“矫正”别人，我想，这对谁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