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前人学习了反刍思维，有了这些发现｜文献导读

反刍，指牛进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

反刍思维的概念是Nolen-Hoeksema教授最早提出的，她提出反刍思维是重复和被动地关注痛苦症状以及这些症状的可能原因和后果的思维活动。

然而,在之后的漫长研究岁月里，反刍思维的概念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认为反刍思维应该是中性的思维过程，不应过分强调它的负面色彩，但也有研究为了区分适应性与无用的反刍思维、积极与消极的反刍思维而将其分别描述，本文中将采用后者进行描述。

1991年，Nolen-Hoeksema教授提出反应风格理论，即当人处于抑郁状态时，一些人会陷入反刍状态，另一部分人会陷入转移分心状态。

她通过一组对照试验发现：反刍可以触发和延长抑郁的进程，为此制定了反应风格量表，后发展成RRS量表。

RRS量表经过修订后以Treynor提出的三个因子（沉思 抑郁 强迫）的模型应用最广，其中分离的抑郁因子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认为其与抑郁状态的描述难以区分。因此，在后面许多年的研究中，各学者编制了各种不同的工具进行探索，例如愤怒反刍思维量表、积极和消极反刍思维量表。

来水木,韩秀,杨宏飞.国外反刍思维研究综述[J].应用心理学,2009,15(1):90-96.DOI:10.3969/j.issn.1006-6020.2009.01.015.

孙维燕.反刍、负性认知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反刍的认知催化模型[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4.

反刍思维与其他适应不良的负性思维相关。提到负性思维，就绕不开Aaron T. Beck教授的认知易感模型（以早期形成的功能失调性认知图式为核心），以及他发展出的CBT（认知行为疗法）。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反刍不是由思维的内容来定义的，而是由它的重复和被动的性质来定义的。

后来，John Teasdale又提出了差别激活理论，通过实验发现，在相同的诱导下，有过抑郁史的人会比正常人唤起更多的负性思考与记忆，常人可以轻易忽视的负性情绪可能会触发他们如洪水猛兽般的负性思维过程，这可能是由于抑郁患者本身拥有更多的负性经历。因此他提出，抑郁状态下激活负性认知思维的能力的差异才是问题的关键，又称为“认知反应性”。

Tedeschi和Calhoun在2004年提出了创伤发生后的反刍思维模型，他们认为反刍思维是创伤后调整和积极改变的必要步骤，并由此分为两类：

一种是侵入式反刍，涉及到无意的、不想要的、难以控制的思考和图像，伴随着实质性的情绪困扰和负面情绪。

另一种是有意反刍，包括自愿地、有目的地试图理解事件及其含义，比如在脑内诸如“我学到什么了吗?”或者“经历改变了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信念吗?”这样的自言自语。

他们认为，有意性反刍更有可能与创伤后成长(PTG)有关，在PTG中，积极的心理变化来自于与高压力生活事件的抗争，而侵入性沉思则更有可能与各种创伤后应激有关。

Richard G. Tedeschi & Lawrence G. Calhoun (2004) TARGET ARTICLE: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15:1, 1-18, DOI: 10.1207/s15327965pli1501_01

气质被定义为情绪反应和自我调节的360度环绕的个体差异，就像是人身上自带的体香，从婴儿期开始就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得稳定。

NA（negative affectivity）是一种高丧的气质。研究表明，NA与青少年的状态与特质性反刍都相关。婴儿期的NA值越高，青春期早期的反刍思维就越多。

Z.A. Shaw, L.M. Hilt and L.R. Starr,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ruminative response style: An integrative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019),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9.101780

压力事件的经历造成了期望状态和当前现实之间的目标差异，反刍思维的出现试图减少这些差异所带来的痛苦。

Nolen教授提出，反刍思维通常会阻碍一个人解决问题或积极应对的能力，它并不会对压力的困境做出改善，反而会导致更长期的痛苦。越不可控、越长期性的压力源越容易引起沉思，因为由它们产生的内心差异通常很难被解决。

有趣的是，对性别的研究表明压力事件与反刍的关系没有性别差异，但女性更有可能经历无法控制的人际压力源(例如，性虐待、骚扰)，这可能导致她们的反刍思维更加强烈。

另一个与反刍相关的压力环境是童年时期的忽视和虐待，这与反刍思维的巩固之间有直接关系。

虐待环境强化的是社交中的被动反应风格，虐待的区别性、操纵性和不确定性，创造了一种环境，让孩子可能需要采取被动的方式，对他们可控范围之外的威胁信号保持警惕。这样的环境可能会阻碍外部导向的问题解决行为，增加对自我内部的关注，以试图“解决”不可控的结果。

这与Nolen教授的理论是一致的，她认为那些感知到对环境的控制能力较低(即受到虐待)的儿童会经历习得性的无助，并且更有可能发展出反刍思维的风格。

一些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大学生和成年人报告的童年性虐待历史与他们的反刍思维相关，情感虐待的回顾性报告与反刍有关。

研究发现，母亲控制过度的孩子，在面对令人不安的情况和教师报告的课堂行为时，更无助和被动，更有可能陷入反刍式的自我关注。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则相一致，当主动的、问题导向的反应始终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积极的强化时，孩子们习得的信息是，这些行为不会得到鼓励。

更高水平的母亲回避应对策略与青少年更高的反刍特质水平相关。可以推测，在孩子心中，这可能间接暗示了父母认为他们无法应对困境。当父母没有提供问题解决的足够策略时，母亲对情绪表达的过度鼓励，以及家长的消极顺从情绪(即悲伤、内疚、尴尬)的表达，也促进了青少年反刍思维的形成。

积极的母亲教育行为对反刍思维具有前瞻性的预测作用，表明父母教育对反刍的影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有模型提出，并不是所有对负面情绪进行短暂反刍的人都会将其作为一种常规的、类似性格的策略。而处于痛苦状态的青少年无法灵活控制认知过程，如有效地丢弃工作记忆中不相关的内容，就会陷入反刍的被动循环。

Pollak发现，在受虐的11至14岁青少年中，反刍与对悲伤面孔的偏好有关。注意力系统的发展早于高阶认知能力，并可能影响其发展，也就是说，注意偏差可能发展成为与特质反刍相关的认知控制缺陷。

努力控制（EC）是一种气质维度，反映情感和行为的自我调节差异，被定义为集中/转移注意力和激活/抑制的能力。针对气质的研究表明，高NA和低EC组合预测青少年反刍，这表明青少年反刍的认知缺陷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形成。

在一组对照实验中，将实验组注意分配到积极词汇的训练（ECAT），并能够在眼动检验中得到有效的验证。结局表明ECAT预测了负面情绪和反刍思维的下调。

 Sanchez-Lopez A, Everaert J, Van Put J, De Raedt R, Koster EHW. Eye-gaze contingent attention training (ECAT): Examining the causal role of attention regulation in reappraisal and rumination. Biol Psychol. 2019 Mar;142:116-125. doi: 10.1016/j.biopsycho.2019.01.017. Epub 2019 Feb 5. PMID: 30735680.

早年Sloan进行了一项表达性写作的队列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在表达性写作的效果上起到了调节作用。他们将被试分为两组，分别在每天固定时间花20分钟独立写作，区别在于实验和对照组内容分别为最痛苦的经历与没有情绪产生的经历。结果表明，高反刍思维的个体在抑郁情绪上的改善更多，而反刍思维作为一个稳定性指标并没有改善。

Sloan DM, Marx BP, Epstein EM, Dobbs JL. Expressive writing buffers against maladaptive rumination. Emotion. 2008 Apr;8(2):302-6. doi: 10.1037/1528-3542.8.2.302. PMID: 18410204.

去年，在之前的基础上，Yang教授提出将积极反刍思维训练与表达性写作相结合，并使用PANRS（积极与消极反刍思维）量表进行施测。结局指标表明，在积极反刍思维有所提高的同时，消极反刍思维与抑郁症状有明显减少，工作记忆（WM）的认知功能也有所改善。

Yang H, Li H. Training Positive Rumination in Expressive Writing to Enhanc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for Maladaptive Ruminators. Front Psychol. 2020 May 13;11:789. doi: 10.3389/fpsyg.2020.00789. Erratum in: Front Psychol. 2020 Jun 26;11:1518. PMID: 32477208; PMCID: PMC7237754.

针对反刍的认知行为疗法RF-CBT也在日渐发展，与传统CBT不同，它主要关注于使用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经验想象的训练与行为实践等方式，将非建设性/无意义的反刍过程变为建设性/更加目的导向的深思过程，在两项RCT中都取得了阳性结果。

Watkins ER, Mullan E, Wingrove J, Rimes K, Steiner H, Bathurst N, Eastman R, Scott J. Rumination-focused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for residual depression: phase II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r J Psychiatry. 2011 Oct;199(4):317-22. doi: 10.1192/bjp.bp.110.090282. Epub 2011 Jul 21. PMID: 21778171.

心理游移，又称走神，被认为是对于与任务不相关的思考过程。反刍思维是受限制的一种心理游移过程。

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物理学家与作家被要求在他们在每日灵感迸发的时刻，即突破一个困难问题的“啊哈”时刻汇报脑内的想法。报告显示，其中有1/5是在走神的时刻产生的（思考与工作无关的内容，与产生的灵感也无关）。这说明，心理游移的时间似乎比思考工作时让人能产生更多的顿悟。

Gable SL, Hopper EA, Schooler JW. When the Muses Strike: Creative Ideas of Physicists and Writers Routinely Occur During Mind Wandering. Psychol Sci. 2019 Mar;30(3):396-404. doi: 10.1177/0956797618820626. Epub 2019 Jan 17. PMID: 30653407.

不光是走神过程，消极反刍思维也被研究出了与创造力有关的一面。早在2005年，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调查了他们的抑郁、反刍思维，和有关创造力的指标（创造的欲望、创造的频率、创新力等）。结果发现，抑郁与创造力相关的原因全部是由于消极反刍的作用。

在新冠病毒期间，一项相关性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在负性情绪与创造力中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中介作用。

Verhaeghen P, Joorman J, Khan R. Why we sing the blu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reflective rumination, mood, and creativity. Emotion. 2005 Jun;5(2):226-32. doi: 10.1037/1528-3542.5.2.226. PMID: 15982087.

Wang Q, Zhao X, Yuan Y, Shi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trusive Rumination Among Chinese Teenag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motional Resilience as a Moderator. Front Psychol. 2021 Jan 15;11:601104. doi: 10.3389/fpsyg.2020.601104. PMID: 33519607; PMCID: PMC7843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