孪生体验：“我和人类格格不入” │ 文献导读
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概览
自体心理学家Kohut提出“确认一个人属于其他人中的一员的感觉（finding oneself in another）”，是由于“孪生体验twinship experience”（Kohut， 1984 年，第 200 页）孪生体验能整合孤立（isolation）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际关系的否认（denial of relational freedom）以及激活过去未被体验过的“有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的体验。
Kottler与Abramowitz等人作为本身具有性少数身份的经验的咨询师，在多年中以一系列的论文聚焦于个体寻找同类的渴望，描述孪生体验对感到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少数群体”个体的自体的重要性。
1995 年本文作者Kottler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在题为“自体和取向：精神分析和同性恋的新视角：女性同性恋、呈现和反应The Self and Orient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Psychoanalysis and Homosexuality: Female Homosexuality, Presentation, and Response”的研讨会上，这种羞耻感得到了进一步缓解。Katsoff 在多年前的第一次自我心理学会议上描述了她的疏离感，而Abramowitz则提到了她因性取向而被排除在分析训练之外。从观众中，Tolpin接受了他们的分歧，并强烈鼓励Abramowitz在芝加哥注册培训。作者感到在会议上与心理学家共处的孪生体验证实了"我的存在”。差异被接受，归属感很深。
一、孪生体验在融合与镜映之间
当 Kohut (1968) 最初引孪生体验时，他认为镜像移情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融合the merger；
（2）孪生the twinship；
（3）狭义的镜像移情the mirror transference in a much narrower sense。
在那篇论文中，他将另我（alter-ego）或孪生移情（第 489 页）描述为“一种不那么古老的镜像移情（mirroring）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患者假设分析师与他相似。”
Kohut在其 1971 年出版的《自体的分析》指出，渴望孪生移情的人寻求与他人融合，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他人在心理上是独立的存在。在孪生移情中，“建立的不是自己主要的身份认同（a primary identity），而是建立与客体的相似性，处于较融合更成熟的阶段”（第122页） ）。在孪生移情中，患者体验到他的分析师“作为他自己（被压抑的）完美的独立载体”（第 123 页）。
镜像移情的三种形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个体能够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延伸的程度。如果早期的镜像回应存在严重缺陷，孩子将加强他对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结构化存在的探索。. .来自可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可用性的令人振奋的、自我组织的体验（《自体的分析》第 205 页）。
一个人从不被理解不被看到的人，在某个时刻，在和另一个人的互动中，深刻感受到自己与另一个是相似的，他们在心理、身体上都相互吸引，这种关系经常被性欲化（sexualization），但是个体可能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性欲，而是，这种感受可能让人发展出爱、亲密以及深刻的共情，激发了原本没能发展出来的潜力。这种孪生体验是一种古老的镜映形式，但是没有融合体验那么古老。
二、孪生移情是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
为什么 Kohut 最初将孪生移情和镜像归为同一类。它们为个人提供了相互承认和相互发现的体验。男孩通过两种方式在父亲的心中找到自己：第一，通过父亲对孩子的回应；其次，通过孩子在父亲身上发现父亲和他相似的一面。（Kohut, 1984, p. 199）
VanDerHeide (2009) 扩展了 Kohut 的描述，指出镜像“包括相互的回应和被认可和欣赏的相互体验”（第 433 页）。病人和分析师都经历被对方看到、接受和理解，并且都对对方认可做出反应。Hershberg (2011）进一步讨论并揭示了孪生自体客体体验如何在相互镜像过程中被激活。
从当代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Togashi (2010) 假设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相互发现过程是孪生经历的本质。他认为，孪生经历被组织为患者在分析师身上发现自己和非自己，以及分析师在患者身上发现自己和非自己之间的微妙平衡。对于 Togashi (2010) 来说，发现自己或非自己并不等同于承认或确认他人的主观性。这是一个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努力匹配他们主体的某些方面时调节相同和不同的感觉。对我们来说，这是在分析二元组中区分镜像体验和孪生关系之间差异的关键。
Togashi, K. (2010), Mutual finding of oneself and not-oneself in the other as a twinship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Self, October 21, Antalya, Turkey.
三、孪生体验能产生归属感
Kohut在《精神分析治愈之道》第200页之中提到：孩子周围的人的存在（声音、气味、触感、回应等）在孩子身上创造了一种安全感，一种归属感和参与感，不能用镜像反应或与理想化客体的融合来解释。
White 和 Weiner (1986) 认为“孪生自客体关系的本质是兴趣和才能的相似性，以及被类似自己的人理解的感觉”（第 103 页）。Basch (1994) 将孪生移情重新定义为“归属感和感觉被同龄人接受的需要”（第 4 页），他在其中看到了两种需要——即（1）感觉与群体成员相似的需要和（2）需要感觉团体成员对一个人的体验本质上是相似的。
Wada (1998) 对他在作为外国人在美国学习期间孪生体验中断的经历来描述。他观察到自己被一种偏执的焦虑所压倒，其他人用轻蔑或不喜欢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当我周围的人不仅可以自由地使用英语，而且可以自发地相互交流时，我感到完全失败了”（第 113 页）。
Basch, M. F. (1994), The selfobject concept: Clinical implications. In: Progress in Self Psychology, Vol. 10, ed. A. Goldberg. New York: The Analytic Press, pp. 1–7.
Wada, H. (1998), Loss and restoration of sense of self. In: Progress in Self Psychology, Vol. 14, ed. A. Goldberg.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pp. 107–124.
White, M. & Weiner, M. (1986),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 Psychology. New York: Brunner/Mazel.
四、孪生体验有助于代际传递天赋与技能
Kohut （1977）通过普鲁斯特的 (1913-1928) 讨论了一种古老的孪生体验。他认为，普鲁斯特的创伤表现在书中作者与阿尔贝蒂娜的关系上。他说：“作者不爱她，他需要她，他把她当作自己的囚徒。他通过教育她，将她塑造成与自己相似的人。个人寻找继任者的努力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孪生体验。对于科胡特来说，一个人教育他人的努力通常是基于她渴望一个她可以体验到本质上相似的人，或者一个她可以找到自己的人。
Togashi (2009) 注意到家长或老师特别关注孩子，并将孩子视为自己的继任者时感受到的孪生体验。孪生体验的两个维度应该加以区分：（1）“喜欢感觉我们很相似，（2）你能在我身上找到自己吗？” (Togashi, 2009, p. 22)，分析师需要意识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自体客体功能。
白先勇《孽子》中，描绘了1950年代性少数社群的收养与相互帮助
Togashi, K. (2009), A new dimension of twinship selfobject experience and transference.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 Psychol., 4:21–39.
五、孪生体验是一种默契
Kohut (1984) 描述了一位女性患者，她幻想着一个瓶子里的精灵，被体验为“像她自己一样的人”（第 196 页）。她可以随时与精灵交谈并与之相处，并且“她的自我仅仅通过她所知道的与她非常相似的人的存在来维持，以理解她并被她理解”。她和精灵之间关系孪生体验是“一起静默交流通常是最令人满意的状态”（第 196 页）。
孪生体验的显着特征之一是，双方都可以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感知和分享联系的感觉，并感觉到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情感上联系在一起。Livingston (1998) 描述了这种经历，他说：“在两个音乐爱好者安静地坐在一起聆听时，也很容易找到孪生体验”（第 58 页）。
这种类型的过程可以根据最近的婴儿研究（Beebe and Lachmann, 2002; Sander, 2002; Fosshage, 2004, 2005; Stern, 2004; Lachmann, 2008）说明的交互式调节过程来理解。Lichtenberg (2003) 对婴儿研究结果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婴儿期交流的发展。交流不仅包括一个被描述为象征性语言互动的显性维度，还包括一个隐性维度（即语言前的行为-程序领域，如声音节奏、面部表情、凝视和唤醒）。在这个隐含的维度中看到了一种基本的孪生关系，这可以被描述为，“我可以将我的情感与她的情感相匹配，让我隐含地意识到我也有可识别的情感”（Lichtenberg，2003，p.508）。Togashi (2010) 还认为，孪生关系的根源之一是婴儿和成人在隐含维度上相互匹配（和不匹配）的调节过程。
Livingston, M. (1998), Harvest of fire: Archaic twinship and fundamental conflict within a community and in group therapy. In: Self Experience in Group: Intersubjective and Self Psychological Pathways to Human Understanding, eds. I. N. H. Harwood & M. Pin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pp. 58–69.
Lichtenberg, J. D. (2003), Communication in infancy. Psychoanal. Inq., 23:498–520.
六、孪生体验使人感受到自己是人类中的一员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令人难忘地描述了人类所面临的一些最痛苦的感受，并且在对许多患有严重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进行分析时可以观察到，这些感受与“自己不是人类”的感觉有关。这种核心扭曲的认识源于小孩子的环境中缺失了具有人性的人类（the absence of human human）[p.200]。
一个人希望被她所体验到的人们包围着，他们本质上是人，而不是物。如果她无法将它们体验为人类，她就无法将自己体验为人类。相反，她会体验到自己不是人类。
Kohut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人如何体验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生命力或凝聚力的心理过程，而是在什么环境或与他人的什么互动中，个人能够将自己体验为人类（或非人类）。Kohut在 1980 年前后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了自身作为人类一员的感受上（a sense of being human），而不是活力的自我意识。
更进一步，Ulman 和 Paul (1992) 不满足于将孪生体验作为一种带来活力的工具性自体客体体验，也不满足于一种归属感，认为孪生自体客体体验服务于“humanization（成为一个人类）”（第 111 页）。
他们的讨论指出了区分（1）被他人当作是自己的延伸（being used by others as an extension of them）（Kohut，1971）和（2）被他人以一种物品的方式利用（being treated by others as a non-human thing）。科胡特描述了自恋或精神病态的人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倾向于利用他人并体验被他人利用。（第 90 页）。如果人们将自己视为非人类的事物，那么他们甚至无法将自己体验为人类的延伸。
Ulman, R. B. & Paul, H. (1992), Dissociative anesthesia and the transitional selfobject transference in the intersubjective treatment of the addictive personality. In: Progress in Self Psychology, Vol. 8, ed. A. Goldberg.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pp. 109–140.
七、创伤中的孪生体验
对于Kohut来说，心理创伤并不总是作为个人社会孤立的结果，而往往是在他将自己体验为一个非人的物品（a non-human thing）。因此，个人感觉不像一个人，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与其他人相连的“存在”。相反，他或她生活在一个非人类世界中，周围没有任何东西或非人类事物。
当代许多学者开始将孪生体验作为对心理创伤的反应的核心（Brothers，2008；Stolorow，2009）。Stolorow 在他关于创伤的自传式反思中，当一个人经历自己因创伤而破碎或毁灭时，就会产生对孪生体验的渴望。他说：“当我受到创伤时，我唯一希望被深刻理解的希望是与知道同样黑暗的兄弟或姐妹建立联系”（第 49 页）。与科胡特相比，在这里，Stolorow并不总是将孪生体验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
Brothers (2008) 还讨论了心理创伤如何破坏个人的确定感。据她说，一个受过创伤的人不再以熟悉或有意义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他经常使用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思维，其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被归类为一方或另一方。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容忍与他认为应该是怎么样不同的可能性。尽管Brothers认为个人对归属感的极度需要通常是对创伤的继发反应。
Kohut认为当一个人受到创伤时，她不会体验到自己是其他人中的一个人。随之而来的是体验与他人本质相似感的极端尝试。如果努力失败，她很可能会将自己或他人视为非人类事物。这样的人会失去“人类意义、人类温暖、人类接触、人类经验的符号the symbol of human meaning, human warmth, human contact, human experience”（Kohut，1984，p.545n）。Kohut可能在这里看到了孪生体验的两个方面：（1）一个人强烈需要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相似之处以及（2）她在他人中作为人类的基本认知。
Kohut理论中孪生概念表明了以创伤为中心的观点（Brothers，2008）。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通常不会将自己体验为人类，而是被他人视为非人类事物。战争和种族灭绝在全球肆虐。在我们作为分析师的工作中，我们看到类似心理程度的创伤性早期经历同样普遍。
例如，一位女患者，在童年时曾被亲戚性侵，她称自己为“toilet bowl”。她将自己体验为一个物体。当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男人，开始和她一起生活。顿时，她变得沮丧和焦虑。在回答她的治疗师询问是什么可能让她感到沮丧时，她回答说：“因为这不是她以前经历过的；她需要时间去适应。”她的伴侣在意她的感受时，这种试图让她参与日常谈话的尝试对她来说是未知的，这让她感到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令她心碎的不是对权威人物阉割的恐惧，对不良客体表征的内化，也不是缺乏其他人，她可以通过这些人来体验自己的生命力或整体性；她被这种新的体验带来的意外和恐惧击垮了。这对她来说是常态，而人的这个陌生的一面是可怕的；这是一个谎言。
这个例子表明有必要探索人们如何以及通过什么过程将自己体验为人类。因此，科胡特孪生体验的许多面向之间的关系确实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和探索。
Brothers, D. (200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The Analytic Press.
Stolorow, R. D. (2009), Trauma and Human Existence: Autobiographical, Psychoanalytic,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New York: The Analytic Press.
Kohut的生平与孪生体验的提出
Heinz Kohut
主体间性理论认为在心理咨询领域，每个理论都会受到理论家的生活成长经验影响(Atwood & Stolorow, 1979) 。Kohut出生于一个世俗化的犹太家庭，人生的前16个月似乎是快乐的，产生了家的归属感，但是在父亲参战后，他由他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过分干涉的、自恋的母亲，母亲紧紧抓住孩子，孩子是母亲唯一的伴侣。直到他10岁时，母亲有了情人，并且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Ernst Morawetz 。
到了1938年，Kohut获得医学学位，但是当时维也纳已经开始排斥犹太人，1939年他逃离维也纳，在英国难民营待了一年之后辗转到美国。在难民营中，他不像其他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认同感，感到充满疏离，Kohut说“他的维也纳人身份在集中营里消失了”。（Thomas Kohut, in Strozier, 2001, pp. 115-116）
1940 年，27 岁的他一无所有地来到芝加哥。他立即开始努力寻找归属感。他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成为具有明显美国身份认同的美国公民。重新塑造自我认同的过程很有效，但也让他感到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始终对维也纳始终有着思乡之情。科胡特否认对犹太教有任何个人认同。他会吃猪肉配牛奶，这让他的犹太同事朋友感到困惑、伤害和疏远（例如，Anna Ornstein, in Strozier, 2001, p. 187）。
虽然Kohut结婚了，但他的性别身份认同也很复杂，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Strozier (2001) 将其描述为“多变的protean”(p. x) 和“流动的fluid”(p. 80)。他有两段重要的与男性的人际关系，第一个人是他的母亲在他十岁时为他请的家庭教师Ernst Morawetz，当时他母亲对他的控制以转到了新的情人上，而家庭教师带给他陪伴、交流以及深刻的共情能力。Kohut提到，Morawetz是他的救世主、极度孤独的冲锋，“在心理上挽救了他的生命”。（Strozier，2001，p . 24)
第二个人际关系是在芝加哥认识的Wadsworth，他们在同一天出生，互相称呼对方为兄弟birthday brother。Wadsworth和Morawetz有许多相似性，才华洋溢，女性化的男性，积极地肯定自己是gay，是一个音乐家，形象非常像美国人。Kohut提到Wadsworth是少数在教育、学识和文化上和自己比较像的美国人之一。他与科胡特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分开的，尽管最终并没有与彼此的家人分开。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两人“沉浸在彼此的生活中”，形影不离，尽管Kohut极力否认他们是情人关系（Strozier, 2001, p. 69）。在Kohut去世后，Wadsworth非常伤心，在不久后就去世了。
Kohut与Elizabeth结婚，当时Kohut需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已婚男人，才能在他当时的职业社区获得肯定认同与归属感（Strozier，2001）。尽管如此，Elizabeth显然也提供了一个让他有家的感觉的空间。她很了解维也纳，也愿意与Wadsworth分享Kohut。
Kohut在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背景下专业成长。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专业人士。最初，他遵守规则，刻意关注分析界的权威（Strozier，2001）。他在古典精神分析界备受推崇，并作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主席，成为该国最负盛名的分析师。他非常钦佩弗洛伊德。他最初的理论尝试是“把新酒倒进旧瓶子里”，因为他试图让他的新想法看起来不那么完全不同，并且更容易被他的分析师和他自己接受（Kohut，1984，p.193）。
显然，如果Kohut披露上面所揭示的一些矛盾，他无疑会在各种情况下被抛弃，就像他被纳粹一样。通过保守他的秘密并做出他所做的选择，科胡特避免了面临“文化自我客体支持的创伤性丧失”（Abramowitz，2001，第 4 页）。
Kohut 的生平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孪生自我对象对于处理差异和疏离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起源或原因是什么。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个人在心理上会因不同、“其他”和“边缘化”的感觉而受到损害。这发生在像科胡特的母亲这样的看护人出于任何原因拒绝孩子真实、不同和独立的自我的家庭中。这种感觉不仅伴随着对表示“差异”或“不可接受”的特定特征的羞耻，而且还认为这种差异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边缘化。这一立场否定了个人在危机时期急需的同理心共鸣——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是发展一个解放的、“真实的”自我所必需的——一个能够被发现并且在被发现后仍然能够感受到“人类中的其他人类。
联合传播
点击查看一周年纪念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