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产后抑郁叙事重构 │ 文献导读
围产期精神障碍perinatalmental disturbance包括：
产后抑郁postnataldepression：通常在讨论中受到最多关注，临床特征包括心境障碍，例如负面思想，情绪低落，焦虑和内感。它还可能包括身体症状，例如入睡困难，流泪和食欲不振。特别令人苦恼的是对自己或对婴儿的伤害。产后抑郁症的症状必须持续2周以上，并且通常在分娩后3-4个月内发生。ICD-10）并未将产后抑郁症与生活中其他时候发生的抑郁症完全分开。
婴儿忧郁baby blues：被认为是产后自然的一种短暂经历，不被认为是精神疾病。
产后精神病postpartumpsychosis：产后出现躁狂或是精神病性症状，被认为在机制上属于双相情感障碍在产后的病情波动。
在而是实际还有许多词汇用于描述产后抑郁，包括：puerperal insanity，puerperal melancholia，childbirth depression，postpartum emotional distress，depression with childbirth，postpartum depression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文化下，这些概念构筑了孕产妇的经历。
1920年，著名的英国作家、社会政治活动家玛丽·斯托斯（Marie Stopes）强调说：“每个情人都想要一个孩子（Every lover desires a child）”，因此介绍了她的最新作品《辐射母亲：一本为创造未来的人而写的书（Radiant Motherhood: A Book for Those Who Are Creating the Future）》[1]。她坚持认为母亲身份，是成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然而，尽管这种叙述是一种褒扬（embellishment），但是它忽略了女性在孕产期要面对的苦难，甚至可以说虚构（falsification）了许多妇女在孕早期所面临的现实（reality）。
像许多精神疾病一样，产后抑郁有时被污名化（stigmatized）、难以被理解（poorly understood）以及被误读（misrepresented），而且产后抑郁在精神医学以及产科学均边缘化，以至于许多孕产期妇女不知道求助或是在公共领域表达她们的经验（speak out about their experiences）。这种边缘化与忽视妇女声音的重男轻女传统相结合，构成了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Fricker）所说的“证言不公（testimonialinjustice）”，导致历史研究和定性精神病学研究以及产科研究都经常忽视这一状况。
妇女合作协会（ theWomen's Co-operative Guild, WCG）秘书玛格丽特·莱维林·戴维斯（Margaret Llewelyn Davies）汇编的信集介绍了1915年出版的一群工人阶级英国妇女的生育经历[2]。WCG是合作运动的一支，专门关注影响工人阶级妇女的问题，为孕妇提供经济援助的运动。这些信件中的女性没有提及任何具有当代描述（contemporary descriptions）的经历。
这些文件中提到了绝望hopelessness、想死、崩溃breakdown、失去所有精神（lost all my spirit）等词汇，但是他们避免了产后精神错乱（puerperal insanity）这样的描述，并且没有使用任何例如depression、melancholia这样可能与医学相关的词汇，可能意味着他们有意识地将他们的经历与精神疾病区分开来，当时的文件还提到了妇女对她们产后痛苦经历深感羞耻（ashamed），并且害怕嘲笑，暗示了精神症状可能具有遗传性、阶级性（世袭的中上层社会的堕落）的污名化。
在此，作者引入了诠释性不公正（hermeneutical injustice）的理论，当“共享的社会解释资源（shared resources forsocial interpretation）”不足以描述一个人的经历时，就会出现诠释学上的不公正[3]。如上面提到的，很少有孕产妇能够在围产期获得医疗保健资源，因此他们的经历没有足够的准确的词汇来描述，而精神病学在当时在产后抑郁并没有足够的关注以及理论，因此他们当时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描述自己的经历所需的词汇和知识。
当时的精神病学如何看待产后抑郁呢？当时的精神病学家记载了许多产后抑郁病因学的相关因素，然而这些医学词汇（medical labels）与产妇的经验是脱节的，并且容易造成污名化。自19世纪以来，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例如本尼迪克特·奥古斯丁·莫雷尔（Benedict Augustin Morel）和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断言，精神疾病是由内在的“变性（degeneration）”引起的，因此是遗传性的[4]。这种病因学理论在20世纪初期很普遍，一位医师在1911年写给《精神科学杂志》：“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同意，（遗传）在精神错乱的产生中具有巨大的影响”。
这些想法被吸收到二十世纪优生学（eugenics）这样的社会运动中。优生运动利用对子孙后代“质量（quality）”的恐惧来尝试影响社会态度、公共卫生举措甚至法律。在当时的文本提到了产后的神经紧张、焦虑，认为生育会削弱潜意识对情绪的控制，并且是由于遗传（hereditary taint）引起的，是退化、虚弱、不平衡（degenerate, feeble-minded and unbalanced），且由鲜为人知的力量遗传的（the little understoodforce heredity）[5]。
这个时期妇女解放运动（The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为孕产妇聚在一起讨论她们的经验创造了空间。在这些群体中，妇女在同龄人和运动同志（comrades）的支持下开始分享和重视她们的经历[6]。这些群体的话语涌入了众多文献中。着重于女性经验的社会学著作，在流行报纸上流露的对女性经验的坦率描述，以及一些关于自传，关于母亲的调查性新闻评论的出版。
在此期间的早期，几乎同时发表了两项关于妇女经验的开创性社会研究，这些研究独立地确定了围产期精神困扰的革命性新主题。贝蒂·弗雷丹（Betty Freidan）和汉娜·加夫隆（Hannah Gavron）分别在1963年和1966年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普遍认为，把理想化的母职（idolizedmotherhood）视为重男轻女的社会规范（pervasive,patriarchal social norms）的一种欺骗（deception）、这是一个错误的梦想（a false dream），只有当妇女在分娩后面对苛刻的母性现实（the harsh realities of motherhood）时，才会发现她们的痛苦（misery）[7]。
加夫隆（Gavron）和弗里丹（Friedan）都从她们采访的女性身上摘录了担任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过程中感受到“空虚（empty、hollowness and the lack offulfillment），毫无用处（useless）”。
加夫隆（Gavron）也发现了社会贩卖给妇女的孕产后的社会的愿景（vision）与她们所经历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其中一名妇女表示，她将自己命名为“失败failure”，暗示她将成功与母性等同起来，就像原型母性（archetypal motherhood）的叙事意味着成功一样。她还把责任全都归咎于自己，因为她努力应付育儿的工作，这表明期望养育孩子完全是她的责任。弗里丹（Friedan）和加夫隆（Gavron）均认为，原型的、理想的母性（the archetypal “ideal” motherhood）与现实的母性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身份危机，导致许多新母亲在情感上遭受极大困扰。尽管这些研究在后续学术被认为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
到了80年代，Rich，Oakley和其他人撰写的半自传评论，“普通”女性也在全国性论坛上分享了她们对产后抑郁症的经历，并且对于母亲的形象提出了质疑。艾莉森·科尔斯（Alison Coles）作为说明性例子。她在1986年写信给《卫报》，提到她一生都被卖掉了，她问道：“这一切都存在吗？[8]”。
科尔斯再次强调了早期孕产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科尔斯本人并非来自任何学术背景，但她的叙述表明，女性主义的分析和对母亲的批判已被当时的女性所内化，并被纳入她们对产后抑郁的理解和经历中。与WCG能够为妇女在合作运动中的经历提供渠道一样，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妇女解放使妇女能够讨论她们的经历，并提供了表达她们的词汇。
后来，一项社会性的巨大变化改变了早期母职的参与，那就是医疗体系。1910年代，几乎所有分娩都是在家中，到了1960年代，一半的人在医院分娩，到了1980年代，98%的人在医院分娩[9]。促进了产后抑郁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进一步被叙述和表达。在当时，医院被视为一种家长式的、父权的、体制性的社会的征服，施加在妇女身上。医疗化的分娩的举动标志着她在母亲初代经历的无助，缺乏自治和放弃控制的开始[10]。产妇和婴儿被分开，医生的语言似乎缺乏同理心，婴儿放在监护室里和婴儿分隔。
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的女性写作也出现一种文化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她们可以传达出产后抑郁的经历，可以更容易地讨论精神疾病，将导致精神疾病的责任推给了社会，而不是个人的失败。从这里开始，妇女能够分享产后抑郁症的经验，前提是该病源于有问题的父权身份结构或她们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医学领域的虐待
尽管许多写有这个主题的妇女都有社会学背景，但尽管社会学对精神病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她们的思想都没有影响到有关产后抑郁的医学讨论中。医学仍然是男性主导的，女性的观点处于被动的、边缘的地位，产后抑郁仍然在医生之中感到歧视，当时以为社会学家和自己的医生讨论到“女性团结起来（to pull herself together）”的时候，医生回复她是“自怜自大的oozed self-pity”[11]。
作者在这个阶段再次用了testimonial injustice这个概念，当时产妇的、女性的意见在医学界被认为只有很低的可信度[12]，且社会仍然对于产后抑郁的态度延续了1910年代堕落（degeneration）的污名化，并且和头脑清楚的产妇相提并论。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用于描述产后抑郁症的医学模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历史学家克拉克·劳勒（Clarke Lawlor）在1970年代将精神病学描述为“混乱的理论和实践，很少或没有共识”，但本世纪末带来了一种描述抑郁症的全新模型[13]。抗抑郁药Prozac（氟西汀）的问世彻底改变了医学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抑郁症模型。抑郁被视为一种生理的、化学的失衡，这场革命使关于产后抑郁症的新叙事形式得以出现。
在2000年代初期，一些名人自述自己产后抑郁的经历之后，公众称赞她们诚实、勇敢、给无数人带来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是女演员布鲁克·希尔兹（Brooke Shields）的2005年《下雨来了》，尽管玛丽·奥斯蒙德（Marie Osmond）在2002年的《微笑背后：我的产后抑郁之旅》之前也曾出演过。希尔兹的书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她仍被赞扬为产后精神健康的倡导者[14]。
这种态度在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一再重复。人类学家克莱曼（Kleiman）也强调了化学失衡的模型：产后抑郁症“不是您带给自己的东西（not something youbrought on yourself）”[15]（37）。并且这种模型可以防御精神障碍带来的耻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当我的妇产科医生告诉我，我的绝望感和自杀念头直接联系在一起时，是因为我体内的生化转变，这令人感到安慰”（40）。
这些叙述表明，这种新模式受到许多妇女的欢迎，因为这是对她们经历的一种去污名化的解释（destigmatizing explanation），这使她们的感受方式合法化（legitimized），并为许多人提供了可靠的康复途径。但是，这并不是说生化理论成为产后抑郁症的唯一解释。克莱曼（Kleiman）还强调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方法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种方法使人联想到社会学理论，并提出“没有女人只是一种疾病，或者仅仅是一种化学失衡”。产后经历的母职变化、家庭、社会等等原因也是不可分割的，还有一部分研究强调了在住院期间医护人员使用陌生的医疗词汇、客观化的，感到自己作为一种医疗状况而不是一个人被对待，这是一种被贬低的（belittling）、（孤立）isolating的经历。
Shields在2003年分娩的时候她提到阴道顺产的失败进而转为剖腹产的经历让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一种失败的感觉一直困扰着她，她认为她的家人对自己的母亲的能力也有同样的判断，强调当决定要通过剖腹产时，她的家人脸上露出了一种“失望”的印象。Shields认为剖腹产加重了她的产后抑郁症，因为她在手术恢复过程中面对的是精疲力尽和虚弱的行动不便。她将精力集中在恢复上，这使她无法专注于成为一个被认为是好，成功的母亲。Shields在这个经历中不断质疑道，“我期望成为一名母亲会感到幸福在哪里？[16]”尽管女权主义叙事对“母性”的批判，但是在例如《卫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中，展示了许多女性在经历产后抑郁时对母性的追求。
心理学家宝拉·尼科尔森（PaulaNicolson）的著作中，她感到“母亲的浪漫化是由父权关系决定的。它适合男人，让女人适合母亲[17]”。社会的原型和对母亲的期望是造成许多妇女在产后时期遭受痛苦的原因，“所有母亲注定要让自己和孩子失望”。此外，她认为在接受采访的女性中，这些因素在她们的经历中比现在流行的“化学失衡”模型更为突出，并指出“尽管在西方社会中医学模型盛行文化，大多数经历抑郁症的人仍有一种自己体验能够提供解释[18]”。
有趣的是，有证据表明，在2000年代初，产生叙事的女性与医学权威之间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这与本世纪初明显的医学权威与女权主义学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2005年出版的一本领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认识到，对于某些妇女而言，“照顾婴儿的辛勤工作”可能是导致产后抑郁症的重要原因[19]。
症状网络小编评述：
现在，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来描述女性的经历，那么询问是否听到女性的声音可能是有益的。尽管有关血清素的研究为产后抑郁症的讨论提供了框架，但这种框架当然是科学的，而不是叙述性的或经验性的。在历史上，在医学框架出现之前，女性的叙事仍是被无视的，从产后抑郁作为启发，可能意味着在医学方方面面的领域，患者主体的经验的叙事可能也是存在着种种的认识论不公正。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有必要不断强调彻底社会对女性的瓦解与压迫，以及它在产后抑郁的表达和传播中被持久忽视的现状。在社会视角看来，将产后抑郁的产生和严重程度仅仅归结于不同人生理生化水平的波动，无疑是在给父权制度操纵下的施害者发放赎罪券——这看似让受害女性更好的接纳了自己，但实际情况仅仅是在此之前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更加严重——将一个生理学中的指标转化为与父权和解的策略是不道德、且不能忍受的。我们应该持续的关注关于产后抑郁的叙事，无论是在何种视角上：我们无法忽视这种疾病以及它对女性带来的深重苦难。
生命与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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