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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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面对精神疾病，谁也没有。

但4月6日到4月16日这十天的经历，像是一场最顽劣的恶作剧，它对我的影响明显无法逆转，并且也将持续。

3月31日，我被公司领导劝说离职，极度热爱这份工作的我一时间手足无措，但故作镇定地写下了离职申请，随即从那一晚开始，我就再也不记得哪些时段发生过什么。我初次精神分裂的症状来得莫名其妙，它仿佛不是一段完整的经历，要将它讲述出来，就像是在沙海中捡拾、拼凑无数块散落各处的拼图碎片。

“直到你进宛平南路，我才终于接受一个现实：你生病了。这个病不是睡一觉就没事了。你也完全不可能突然好起来。”

The Sea At Saintes-Maries, by Vincent Van Gogh

4月7日，距离我出现各种精分症状和丧失行为能力已经两天，而女友完全不清楚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站在出租屋里，大声地用话剧演员的声调对着保洁阿姨高呼：“光，我需要光！”的时候，她以为我只是因为失业，精神压力太大，“睡一觉就好了”。但我完全没有入睡的计划，从4月1日起胃口不佳的我，到了4月6日下午开始便不吃不喝。当城市里每一扇窗后边的光都熄灭的时刻，我在床上撕咬被单和床罩。时而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从床上站起来做B站健身达人帕梅拉的HIIIT运动。女友一边看住反常的我，一边百度百科所有能够理解我、医治我的线索。离我们出租屋最近的医院是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她打算拉着我去挂急诊或者脑神经内科。同济医院的急诊室里，有好心人告诉她，“这里不行。你得让她去精神病院”。好心的建议让她心中一惊，毕竟“精神病院”这四个字，无论是借鉴电影还是文学作品，对普通人来说，都不是个好地方。女友心里有些排斥，随即另一位医生打断了纷纷出谋划策的病友：“你没有权利说她是精神病人，只有经过精神科的专业鉴定才可以。”

接着女友拿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宛平南路600号。尽管心里充满疑惑，但她牢牢地捕捉到了这四个字：全国最好。

那时候的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又曲折的就诊之路毫不知情。

4月8日凌晨1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楼门诊室走廊的灯亮着，保安对两个女生说：“你们安心睡吧。门窗都锁好了的。”女友一边感谢他，一边拖动候诊椅。她要把两张椅子合并到一处，做一张今晚可以让我俩休息的床。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我突然安静下来，学着她的样子，笨拙地拖着椅子。那一刻女友又以为我好起来，试图和我交流，刚刚还安静的我立马躲进了不远处另一张椅子里。她麻烦保安看住我，自己则去最近的便利店买水。毕竟，距离医院7点半现场放号，还有5个小时。4月9日现场放号的灯牌闪烁，大屏幕上滚动着候诊序号，疲惫不堪的女友在等待中浑浑噩噩的睡着了。临近中午，我和她坐在了宛平南路600号的诊室里，但这趟旅程还远没有结束：由于女友并非我的合法监护人，让我入院，需要家人的委托书。而医生完全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位患者，也就是我，从2014年起就和在成都的家人切断了往来，不要说委托书，连一句问候都不曾有过。原因非常简单粗暴，我不认为女生喜欢女生是一件值得被指责和辱骂的事。那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和不伦不类的人在一起！”让我发誓即便在黄浦江边乞讨，也不会回家。女友鼓起勇气用我的手机联络我母亲，医生对着她说“我们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你女儿的情况很严重。希望你能快点赶来让她入院”。而电话那头的人，起初却以为这是一起新型诈骗手段，继而置之不理。

当晚我像是知道了什么。不再做帕梅拉，也不再和床单撕打，而是镇定地收拾东西、打包常用的内衣、外套和裤子。女友问我要去哪里，我丝毫不理会，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我被发现了。我必须逃走。

那个世界里，我被人监视，主动接受24小时的纪录片拍摄，耳边不停接收着一个陌生男子的英文指令：桥水基金会在中国有Prodigal计划，指派我秘密行动。但从不嫌事大的我决定“富贵险中求”，联络了媒体和记者跟踪记录，致力凭借一己之力拿下戛纳广告节全场大奖。陌生男子出动了军方势力，我不得不把自己隐藏起来，一边不被他发现，一边东躲西藏的生活还要在镜头下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幻想中的我正躺在床上，屏住呼吸，生怕出租屋窗边悬停的侦察机捕捉到我；而现实世界中的我已经连续好几天不吃不喝，每天晚上拿出吃奶的力气和被子撕扯扭打，要么就是把四肢扭曲到异常的弧度，摆出有意识状态下完全做不到的姿势；幻想中的我一边隐藏自己身份，一边不得不按照只有我能听闻的指令完成秘密任务；现实中的我，把自己的头往地上死命的磕，眼珠里是因长期失眠渗出的血，狼狈地跪在医院的地上、一辆120救护车前就是不肯起身。

Mulberry Tree - Vincent van Gogh

4月9日的晚上我没闲着，女友也同样一夜无眠。

她不知该如何面对手机那头气势汹汹的，我的父母。经过一天的发酵，他们似乎重新咀嚼了电话的内容，排除了恶作剧和诈骗的可能，但又产生了新的理解：我被我的女友挟持并绑架。我妈在电话里嘶吼，“你给我等着，我们要报警来抓你！”很显然，医生的那句“ 你女儿情况很危险”被她翻译为“你女儿被挟持了”。她真的报警了，警察则根据“绑架犯”主动提供的“人质”的手机号码和地址联络我们，并找上门来。就在女友和警察在电话里解释的档口，我突然喜笑颜开地冲进卫生间，迅速反锁了房门。“只要反锁了，我就安全了。”我心想。这一番骚操作吓尿了我女友，因为反锁在卫生间、丧失自主意识的我很可能发生任何事，最大的两种可能：要么我失手把自己淹死在浴缸里；要么我失足从卫生间的窗户一跃而下坠楼身亡。

顾不了那么多，女友一脚一脚踹在卫生间反锁的那扇门上，玻璃碎了一地。从破碎的门框里，她伸出手，把门锁打开，坐在马桶上，一手接着警察的电话，一手揽住我的手。我坐在浴缸里，安静地望着她，呆滞的眼神里没有一点光亮。我还在那个世界里执行我的秘密任务，而女友则静静地等待警察和我家人的到来。

那一天像是一场漫长跋涉的终点，可老天爷仍然要在临近终止线的地方再挖一个坑。

4月10日下午，我父母抵达上海，但那是个周末，上海没有一所医院可以收治我。我母亲根本不知道我女友经历的一切，把我的不声不响视作安静和乖巧，浑然不知照料一个精神病患需要多少精力和心血；她提议反正没有医院收治，周末不妨在上海游览一下。哪知道当晚我便在宾馆发作起来，一拳砸我女友的眼睛上，一脚踹上我妈的肋骨，和我爸扭打在一起，硬是要在凌晨3点出门夜游。就这样闹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趁着守在门边的我爸松懈下来，我夺门而出，然后在离门口一步之遥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迎面倒下，无论走廊里来回多少人劝说和调解，我也不肯挪动身体分毫。没办法，普陀区的派出所警员只好又和我家人见面了，在警长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被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收治。

我在普精卫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产幻症状：在我的意识里，我被关在没有任何人能找到的世界海底监狱。窗户嵌着铁栅栏，外边倾盆大雨，我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没有人会来救我，因为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头上长角的怪物是否适应铁牢生活。奇怪的是，即便“怪物”已经身在监狱，它依然被监视着。和同济医院的医生一样，普精卫的医生也无法让我入眠。夜晚我被绑在床上，白天我对着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依旧不吃不喝。我记得有个脸圆圆的护士端着饭盆给我喂吃的，是两颗肉丸子，她用勺子舀下一小口，送到我嘴边；我却牙关紧闭。那丸子里有毒，并且只有我知道。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主治医生给我妈打电话，说治不了，建议转院去宛平南路。

Vase with Fifteen Sunflowers- by Vincent Van Gogh

4月16日，我终于在宛平南路600号的9病区里找到了安宁，吃过氯硝安定的我睡得很沉。随着脑子里的声音和指令逐渐消失，我也感觉到两个世界在睡梦中逐步合二为一。我睡得很多，入院的前三个星期，我整个人都是昏沉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但我慢慢知道自己在哪儿，和哪些人在一起，做过什么。入院以后我父母回了成都，留下女友每周四探望，第一个星期她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认得她。我眼珠里的血还没有完全褪去，吃着女友打包的杨枝甘露芝士千层蛋糕，完全不在乎她说要录一个视频发给我妈。那一刻我眼里除了那份千层容不下任何思绪，我什么也不问，只是埋头吃东西。差不多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终于不再执着于好吃的，开始要求一些除了“温饱以外的需求”，比如带王安忆的小说或者占星相关的书给我。同时，也拒绝她把和我的交流录下来微信视频发送给我妈，原因很简单：我依旧对她那句话耿耿于怀。虽然她让我及时得到救治，我满怀感激，但内心深处非常清醒：如果不是她，我或许压根不会经历这一切。她的神经质、随时随地爆发的情绪压力、肢体外加言语的暴力伴随了我前22年的人生，直到2014年我离家出走，才有所缓解。只要一和她联系，我就浑身难受，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我生病而改变。

6月8日是我出院的日子，我现在也记得在病区哭得最厉害的一次。因为药物副作用，我的视力忽然减退，病区走廊的宣传栏变得模糊。我抱着女友探望时带给我的《长恨歌》，看着每个字都像同一个字，整洁的排版突然重影，平日病区里唯一能够给予我安全感、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文字突然变得陌生，让我感觉再多读一秒，下一刻就会呕吐在某个段落上。看不清让我异常焦虑和恐惧，身边有相同经历的病友劝慰我说会好的，我相信他们，但我担心的不是好不起来，而是这段看不清的时间里我该怎么渡过。我打电话哭诉说我不吃药了，我看不了书了。我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连书也不让我看吗？但好在差不多一个星期，世界又清晰了。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哭声足够诠释撕心裂肺。直到一个星期前，我才发现那或许不算什么。

那天我和女友坐公交去吃饭，途中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突然失声痛哭，时而嘶吼时而像是放声大笑的嚎啕充斥着公交车的每个角落，整辆车安静得落根针也能听到，没有一个人说话或者下车，甚至连大声呼吸都像是打扰——整辆车沉默着见证心碎的时刻。我好几次忍不住朝着哭声的方向看去，因为听上去下一秒她似乎就会因为哭得太急太密，喘不上下一口气而昏厥；但我没有胆量站起来，也没有立场、理由和能力去帮忙，我只好握紧了女友的手。只听见她淡淡地说：“4月9号的晚上我就是那么哭的”。

女友很坚强，她也比我接受得早，但作为亲历者，我至今无法接受自己已经是精神病人这件事。就连打字的这个档口，我都希望自己只是做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梦；我还是曾经的自己，可以做任何我原本计划要做的事。但日益肿胀的身躯、每天昏昏沉沉的头、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才是每天真实的日常。嗜睡和增重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副作用，但我内心深处把它们视作耻辱和背叛：我不允许自己像这样生活，却毫无办法。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吃药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知道不太可能。每次复诊医生都建议我找工作。我也想，特别想；但我从事市场营销行业5年，这个行业的压力和竞争根本容不下现在的我。再说，有哪个单位敢聘用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追求效率的工作职责和随时可能复发的精神负担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事们又该如何与我相处？我自己都没准备好如何与自己这个新身份相处。每当我因为氯硝安定的副作用四肢僵硬，头脑昏沉的时刻我就怨恨自己：连一片小小的药剂都无法战胜；每当有病友提出增重和嗜睡是常见的副作用时我内心就升起一股无来由的愤怒，因为常见所以一定要被接受吗，因为常见就可以被当作理所当然吗。当然，增重和嗜睡不是什么强烈的副作用，但为什么作为患者的我，就一定要经历这一切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我？

Sunflowers- by Vincent Van Gogh

你收到过鲜花吗？刚开始的时候一定特别开心对吧，花开得绚烂。插在玻璃瓶里不到一个星期，它就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光，这束鲜花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我妈很喜欢花，但她从来等不到最后一片叶子掉光：等花稍微有些蔫掉，或者根茎在玻璃瓶里被水泡得稀烂，发出难闻气味之前，就会被她扔进垃圾桶。最难的时刻，从不是扔花的那一刻，那一刻多么轻松；最难的是等待和相处。等待整束花枯萎的过程，也是你和它朝夕相处的过程，葬花吟是一种情怀，但和日渐凋零的花相处，是对人性的考验。你很难不去怀念刚开始它郁郁葱葱芬芳馥郁的样子。

我没有准备好和逐渐枯萎的花长久地相处，也没有人指引我应当如何，就好像我没有准备好和现在的自己相处一样。

关于作者

Jean：我不接受孤独的成长，也希望你不必忍受成长的孤独。B站账号“陪读的提拉米丝”，不定期更新心理学社会学读书视频。

编辑Circle：本科复旦大学临床医学，辅修宗教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研究抑郁和焦虑的治疗，non-binary，2012年开始学精神分析，打酱油的人类学爱好者。在学人本主义心理咨询。对一切抱有好奇，永远在研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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