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工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份预算案出炉，预算预测至2026年政府支出将持续并急剧增加，但通过这份预算，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澳洲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预算案背后庞大的税收和政策对年长群体的优惠倾斜，使家庭财富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正在上演。现实情况是澳洲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群体不仅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和社会福利的帮助，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被逼上了啃老的道路。

为此相关人士呼吁，是时候重新考虑以税收为首的相关政策了。

年轻群体和年长群体的财富差距在日益扩大。近20年来，年长群体的财富值逐年增长，而后来的年轻一辈的财富积累却少得可怜。两者之间的差距几乎翻了一番。

以房产为例，澳大利亚的住房总价值目前接近10万亿澳元，占家庭财富总额（14.9万亿澳元）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澳洲人的财富积累主要表现在房产。

从1981年至2021年，25岁至65岁各代由房产构成的代际间的财富差距正在扩大，住房拥有率一代不如一代。

其中最年轻的25-34岁一代的住房拥有率下降最快，从60%以上降至40%。

收入从低到高，分为5个区间

现如今，年轻族群积累财富的能力明显低于父辈。澳洲房价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一路上扬，而人们实际到手的收入却没有取得相匹配的增速。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人平均需要7年左右的时间可以为一套普通住房存下20%的存款。现在几乎需要12年。年轻人不得不向父母伸手才能支付购房的费用。

父母资助除了直接支付现金，就是提供贷款担保。担保人住房贷款允许一个近亲（通常是父母）使用他们家中的部分资产或全部存款作为担保，同时承诺在借款人陷入困境时负责偿还住房贷。这意味着年轻的买家可以不用付多少定金，也不用支付昂贵的贷款抵押保险（LMI）。

从2015年至今，澳大利亚担保人贷款增加了71%。研究发现，高达 60% 的首次购房者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资助。

2021 年 4 月，父母为购房缴款额平均为 92,000 澳元。2021年5月，父母们提供的贷款总额已达到350亿澳元，其金额超过了昆士兰银行、汇丰银行、AMP、Heritage Bank、Beyond Bank和Greater Bank等实际贷款机构的贷款总额，相当于澳洲第九大抵押贷款机构。

尽管疫情期间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但首次购房者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的支持进入市场。

由于年轻人的财富积累较少，他们也成为最容易受到市场冲击的群体。

在频繁加息的背景下，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固然为收入提供了支持，但对应持续增长的通胀，工资实际负增长与激增的还款额正走向相反的路上。

未来，在上一轮房价上升时追高买入的年轻一辈一旦无法负担还贷压力需要卖出房产，他们，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都将遭受巨大损失。届时不知将有多少父母不得不再一次出手。这时可能不是相助，而是迫于形势的出手相救。

从80年代末，每个年龄段的人群在住房等必需品上的支出都在增加，但以55岁为分界，年轻一代在包括酒精、衣服、家具和娱乐等非必需品的支出上正在减少。

年轻人的娱乐消费少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同时是活跃在职场上的主力军，为什么他们却比父辈愈发贫穷？拿到手里的钱少于他们的父母？

除了缓慢的工资增长，一个严重影响了新生群体的因素是澳洲税收为首的相关政策。

在人们的印象中，澳大利亚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2019年澳洲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总额的42%，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3.5%，这意味着澳洲个税几乎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丹麦。

但澳洲的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在年轻族群和年长族群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从年轻族群那里征收的高额税务，实现了年长的族群享受的高额福利。

过去20年里，政府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使65岁以上家庭的纳税比例减少了一半。在相同收入的情况下，老年家庭获得的实际收入要高于正在工作的人群。

总体效果是，目前正在工作的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多地为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买单。

如今，一个典型的40岁老人通过税收为他人退休所作的贡献，要比他或她的婴儿潮（55岁以上）一代前辈多得多。讽刺的是他们的贡献超过了通过强制养老制度为自己退休所做的贡献。

如果坚持这样的税务和福利政策，随着澳洲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澳洲人的幸福指数可能会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税收和福利政策的不平衡，相对于工资收入，政府对财富的征税更少。这对于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的年轻族群更是一个打击。

澳洲一个典型退休人员拥有的财富可超过50万澳元，中位数的退休人员无需缴纳所得税。相比之下，年龄在35岁至44岁之间的工薪族，尽管其财富还不到前者的一半，却要缴纳约1.3万澳元的所得税。这使得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掘越深。

澳洲的财政部门已经察觉了这种威胁，并发出警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成为第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穷的人。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财政大臣肯尼迪承认，未来的几代人可能无法从过去几代人享受的高收入增长中获益。

预算压力将越来越大，澳洲的年轻群体也将首当其冲地承受政府预算日益增长的压力。

澳洲的年轻一代还将继续承担政府债务上升、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等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期望空前高涨，对医疗和养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新预联邦政府支出已增长到 GDP 的 27% 左右，高于占 GDP 约 25% 的典型收入，每年的财政缺口接近 500 亿澳元。

人们不禁要审视税务和福利制度的合理性。

最近财政部长查尔默斯发出倡议，希望就税收、支出和服务展开全国性的讨论。

• “我们应该提高多少税来资助这些服务?”

• “政府的服务范围是什么?”

• “政府应该为更广泛的人群承担多大的风险?”

• 正如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说的，澳大利亚需要讨论税收制度了。政府应该评估一些人为自己的服务（例如老年护理）做出贡献的财务能力。

• “让有能力的人为自己买单，这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人类历代最美好的愿望之一就是为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不可否认每一代人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但如果现实需要我们通过父辈的资助来照顾和提升后代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改变。

如果政府能减少年轻族群为有能力的年长族群不必要的买单，那么父辈为下一代付帐的困境也将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