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E·英国|“群体免疫恐慌”下，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波折回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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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截至北京时间5月8日，全球COVID-19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380万。英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20万，在全球排第4位，死亡人数达3万多人，仅次于美国，是欧洲首个因新冠死亡病例超3万的国家。
据最新报道显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准备在本周日（5月10日）宣布，政府在专家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Sage）的评估建议下制定出下一步计划，有推测认为，此次鲍里斯会逐步放松对英国的“封锁措施”。尽管很冒险，但也和英国实行“群体免疫”有着很大关系。
此前（4月16日）的一场唐宁街新闻发布会上，英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曾称当前英国的“封锁”至少持续到5月7日，解除封锁前必须满足五项条件：NHS已经足以应对整个英国的疫情；日死亡率持续下降；感染率下降至可控水平；检测试剂和个人防护设备（PPE）能够满足供应；不会面临第二次疫情“高峰“到来的风险。
Zunmeng是一位在英国伦敦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此次疫情使她目睹了英国实行“群体免疫”的情况，也经历了疫情下从伦敦到爱丁堡、从英国到中国的两次“旅途”，体会到了中英两国对待疫情的不同，从英国回国的途中一波三折，她感到既惊险又幸运。
在为地球公场“WUE2020计划”分享的疫情故事中，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记录，更加清晰地了解英国疫情状况、英国人对疫情的态度以及疫情下人们如何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时依然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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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nmeng在家中和WUE一起发声
“面对此次的新冠肺炎，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类。”
今天分享的是，Zunmeng从英国回国前后的见闻。在她的疫情日记里，我们以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视角，看见疫情之下的英国。
4月28日一早，我醒来看到新闻，英国首相鲍里斯终于又在唐宁街发表演说。这是他康复出院后第一次正式露面。气色不错的鲍里斯说，尽管英国疫情的各项数据有所好转，但英国目前还不能解封。
鲍里斯在康复后首次公开演说。图源：thetimes.co.uk
截至今天，英国感染新冠病毒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2万多例。可以说，英国人对新冠疫情的恐惧，从鲍里斯进入ICU那刻起，上升到了一个制高点。好在他平安无事，握着拳头站在唐宁街10号，鼓舞着人们要对英国有信心并坚持抗疫到底。
而今天距离我回国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回想一个多月前的经历，真的恍如昨日那般清晰。
伦敦，“最后一个惬意的下午”与“群体免疫的恐慌”
记得3月12日这天，伦敦有个难得的好天气。下午2点我终于交了做了一个多礼拜的deadline。我给植物浇了水，窗外正好能看到云团迅速从对面的屋顶掠过去。楼下人们的说话声和小孩子的打闹声，给人一种“一切都没变”的安全感。
明天我准备启程去爱丁堡看望朋友。当时全英的感染人数不到500，我也为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假期囤好了粮食，做好了从爱丁堡回来就宅家一个月的准备。
在这天晚上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这是我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一个惬意的日子。
交完作业拍的窗台小花 图源：Zunmeng
当天晚上，首相鲍里斯发布了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最新政策。例如，不关闭学校和暂不禁止大型活动、轻症患者在家自行隔离、7天后病情持续或恶化再拨打111或者救护车等等。
这番政策引起各方争议。彭博社指出，难道是为了“减缓病毒在英国的传播速度，慢慢地让大多数人感染以获得免疫力，拖到夏天等待疫情过去”？
此前鲍里斯也承认，英国的防疫进入名为Delay(拖延)的第二阶段，“我不得不告知英国民众，越来越多的家庭要做好失去所爱之人的准备”。
所以，这次的新政策几乎印证了舆论的猜测——群体免疫。只是，这可行吗？谁又能做好失去所爱之人的准备呢？
从伦敦到爱丁堡，感受“经历过瘟疫挑战的欧洲人的乐观”
3月13日，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去爱丁堡。
一大早，我拖着箱子到了国王十字车站——伦敦北部最大的火车站。车站里人比我想象的多很多，戴口罩的只有亚裔面孔。比如我，口罩、帽子，全副武装登上列车。对面的英国男生看到我的装扮显然有点惊讶，不过能看出他在努力保持若无其事。
从疫情在英国蔓延以来，我自始至终都坚持戴口罩。但是从观点的云端，落地到真实的生活，一个正确立场的坚持似乎不再理所当然。我收到过很多打量的目光，少量质疑和指责的声音，但大多时候，这份差异还没有转化为敌意和恶意。
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口罩是有了重病的人戴的，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
在英国的新闻里，政府和医学专家也一直强调洗手和消毒的重要性，对口罩保持“不需要也不推荐”的态度。
口罩这件事，或许在医学判断上有定论，但在文化背景下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我并不奢望这里的人也改变自己的文化认知，但的确希望能够获得理解。
去往爱丁堡的火车上 图源：Zunmeng
在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爱丁堡。在人群中，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接站的朋友，因为她戴了两层口罩。回到公寓的第一件事，朋友在门口拿消毒液对我进行了全身的“生化消毒”。
爱丁堡是英国苏格兰地区的首府，是男人们穿着格裙、吹着风笛的城堡之乡。我到的那天，爱丁堡还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的病例。但疫情在其它国家蔓延之迅速，让我们不敢大意。
相比伦敦，爱丁堡像是一个安静的“城镇”。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本地人，都是神情平静、步子闲散。朋友打趣说：“我们已经焦头烂额了，但爱丁堡的人好像还生活在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
等车时，一个牵着妈妈的手的小男孩走过，他看着戴口罩的我们，脱口说：“Oh! They’re maskcouple!”
我该怎样跟这样天真的孩子以及更多的爱丁堡人解释，我们也可能走在潜伏的危险中啊。
爱丁堡街景 图源：Zunmeng
在爱丁堡的那几天，英国疫情恰好进入一个转折点。英国人的态度有所转变，从对疫情的无所谓，变成对“群体免疫”产生疑虑、慎重面对的状态。
而我，就像生活在“似是而非”的安全里。一方面，生活起居与疫情出现之前没有两样，但另一方面，就像国内媒体的描述和朋友焦急的跨洋电话里，我们“理应”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前夜”中。
我问英国朋友是否对疫情感到恐惧，他觉得，COVID-19会对老年人造成影响，年轻人不需要过度反应。
“或许你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你自身的抵抗力就已经能够对抗它，已经痊愈了也说不定。”
这对在英国读书、生活才不到一年的我来说，确实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自信和乐观。
在爱丁堡有一天出门时，风很大，我正要去屋檐下避一会，帽子被大风一下吹掉，一个英国青年恰好路过一把抓住了帽子，笑着还给了我，然后在风中疾步离去。我在屋檐下瑟瑟发抖，不由感慨：面对疫情，经历过各种瘟疫和疾病的欧洲人，也许确实有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态度。
3月14日，我收到了学院发给全体同学的邮件，大意是学校不再遵守英国政府此前的“不关停学校”的政策，之后采取网上授课，并会协调好国际学生的签证问题。我的朋友也收到了爱丁堡大学同样内容的邮件。就在那天，英国新增确诊342例。
随着疫情形势的严峻，社交媒体上也不断有留学生回国的消息。我在回伦敦的路上，开始计划着，要不要回国。
从英国回中国，长途冒险与弥漫的焦虑
回国与否是那时的我在反复横跳的心理斗争。
回国的话，我能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回来吗？我还能在租期结束之前把公寓的东西打包带走吗？我会在回国的路上感染吗？不回国的话，我能够承受自我隔离的生活以及有风险的“群体免疫”吗？
此时票价上涨、航班骤减，回国的机会转瞬即逝。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国。我买到了一张3月19日经由泰国曼谷转机回北京的机票。买完机票的一瞬间，心中悬空的一部分落了地。似乎自己在一个未知的岔路口选择了更明确的一条路。
那几天的伦敦，街道和地铁里依然挤满了人。博物馆和酒吧照常营业，我公寓楼下的公共活动空间挤满了打台球和聚会的学生们。
商店里，面包、鸡蛋、清洁类液剂、卫生纸常常处于缺货状态，更不必说洗手液和消毒水了。当地人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用具出行，不过有一些机构的前台服务人员带上了手套。
四处买不到洗手液，竟然在亚马逊看到教人们自制洗手液的小册子。图源：Zunmeng
口罩、消毒用具成为全城的紧俏品，价格有时接近平时的十倍，几瓶消毒洗手液在网上能卖到40磅（大约350元人民币）。
伦敦街景 图源：Zunmeng
为了搭乘21个小时的航班，我想办法采购口罩、护目镜、洗手液等防护用品。买不到防护服，就选择带帽子和拉绳的一次性雨衣代替。
出发前一天（3月18日），英国的累计确诊人数已经是14日的两倍多。《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称，伦敦将要在未来几天内封城（后来被证实不是确切消息）。
当晚，这种焦虑的“心病晚期”几乎在新冠来临之前就把我击倒，我开始每时每刻地感受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断测试自己呼吸到底是不是顺畅的，到底有没有被感染的症状，紧张的情绪几乎到达崩溃的临界值。
出发前准备的防护物资 图源：Zunmeng
回国当天（3月19日），我在凌晨5点就出发去了伦敦希斯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同行的还有两个同航班的中国同学。
途中路过了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博物馆），这是一家英国国家级博物馆，馆藏了全世界最多的装饰艺术品与雕塑。就在2月底，我的作品还参加了这里的一个设计展。当时观众非常多，展馆内十分拥挤。
Zunmeng在V&A博物馆的设计展 图源：Zunmeng
短短半个月，伦敦有20多家博物馆陆续关闭。3月17日是伦敦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
V&A从3月18日起暂时关闭。图源：@V&A Twitter
6点，希斯罗机场的候机大厅已经挤满了人。除了熟悉的亚洲面孔，也有一些欧洲人。在17、18号两天，已经有大量从伦敦起飞的国际航班被取消，也不断有国家开始限制入境和转机。
来来往往的乘客，有的跟我们一样“全副武装”，有的欧洲人只带了口罩，有的什么都不戴，甚至有机场工作人员也没有做防护。恍然间，我有种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们汇集的感觉。
考虑到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和物体表面存活2-3天，每过一道安检程序，我们立刻对接触到的物品进行消毒。
伦敦希斯罗机场 图源：Zunmeng
飞机将在11个小时后经停曼谷，再飞往北京。幸好我们的前后序航班都是泰国国际航空，避开了航班取消、过境签、入境后在当地隔离14天等诸多的“雷”坑。
登机后，由于穿着防护装备，座位显得十分狭小。有些乘务人员并没有戴口罩。我始终保持着警惕，尽量想让自己睡去，尽量想做到不吃不喝不去厕所。
后来，考虑到前方小伙伴发来的“情报”，在北京落地后要等待很长时间。为了防止体力不支导致免疫力下降，早餐送上来时，我还是小心地吃掉那份泰式面包、果汁和酸奶。
在报道中，一些学生在从欧洲飞回中国的飞机上穿着全套防护装备。图源：CGTN
落地曼谷素万那普机场（Suvarnabhumi Airport）后，再次测体温、排队、等待、登机。
我的KN95口罩已经佩戴了20多个小时，把脸勒出印子，呼吸也憋闷。想想那些十几小时佩戴加厚防护服，不吃不喝不厕所还要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真不知道他们怎么熬过来，太了不起。
机场空暇时间的自拍 图源：Zunmeng
这次长途“冒险”，我们都在经历着心态上的反复。我觉得最荒诞的是：防护就像一个无底洞，没有一个刻度在那里，但我们都自觉保持着最谨慎、最紧张的状态。
在机场的哪一个位置我可以喝一口水，能不能把厚厚的FFFP1口罩换成外科一次性防护，这些都没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的只有之前回国的朋友的攻略。这种未知状态下的焦虑久久围绕着我。
不过随着离北京机场越来越近，我逐渐感到久违的心安。
在中国，“欢迎回家”后的14天隔离生活
3月21日，终于落地北京了。因为机场的防疫工作人员要逐一排查航班，我们等待了3个小时才出舱。
我们现在的身份不只是“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疫情时期的“境外输入人员”。所有人都要排队上交健康自查表并等待医护人员的检查。过海关、取行李、等待大巴车集体去新国展等待下一步安排。人满为患，疲惫不堪。
所有工作人员都进行了全面的防护，只能通过背上的名字来区分。所有人都非常辛苦，所有人都在煎熬，其中一部分人承担着更多。
北京已经将新国展中心改造成入境中转中心，以接待来自疫情高风险国家的入境旅客。图源：@Xinhua News Twitter
这段时间，国内的疫情已经控制的很不错了。对于大量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外籍人士，都会从机场开始做好人员分流，安排到统一的隔离点。在北京落地的留学生一般先送到新国展会场，再按学生所在省份继续送至下一站隔离处。若是北京人就直接接到酒店隔离。
到达新国展大厅，眼前就像当年的留学招生展会一样，只不过每个“展位”挂的不是海外学校的名字，而是中国各个省份的名字。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放着“欢迎回家”的牌子，我确实被触动了。
新国展大厅登记处 图源：Zunmeng
等了将近2个小时，一辆有点改装过的发旧的救护车接了包括我在内的3个人，连夜开了3个多小时，凌晨3点左右到达了我家附近的宾馆。
接去隔离的救护车是临时改装的，行李占据了大半空间，人进去显得很拥挤。图源：Zunmeng
如此，我便开始了14天的隔离生活。
我想象过各种隔离的场景，此时曾经预想的紧张、不安变成了现实。
这14天里，每天三顿饭都统一送到房间门口，我只需等待“投喂”。饭菜大部分是两菜一饭（米饭或者粥），有时会有饺子。我的房间是个标准双人间，每日198元，吃饭50元。
隔离期间，每人发一个体温计，可以随时测量、观察自己情况。同时，需要每天在8点、12点和17点三个时间点上报体温。
酒店隔离14天内，每天要分别3次上报体温，37度3以下算正常。 图源：Zunmeng
14天里，我进行了4次核酸检查。核酸检查有鼻拭子和咽拭子，分别是用检测棒深入鼻腔内部和喉咙内部，拭取样本后进行检查。我进行的4次核酸检查，都是咽拭子，分别在隔离的前两天和最后两天。
我记得第一次做核酸检测时，来的医生做了全套的防护装备，他举着长约10厘米的检测棒，让我张大嘴，检测棒碰到我的喉咙深处，我忍不住要反咳甚至干呕。心里还在祈祷，一定不要有事。
其他同学有进行过鼻拭子，听了他们的描述似乎更加疼痛。但也有人表示自己没什么感觉。反倒是我，做了四次，每次都想吐。好在测试结果证明我们都是安全的。
在酒店里看全球疫情新闻。我发现，英国前期的群体免疫政策已经按下暂停键，从3月20日开始，全英的酒吧、餐厅等已经被要求关闭，剧院、电影院等场所也即将被关闭。
这次终于是“禁令”而不再只是“建议”。英美各大媒体在关于英国的新闻标题上开始写下Lockdown这个单词。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大反转，明确表示：疫情期间，政府将为无法上班的企业员工承担80%的薪水，上限约2万英镑——这甚至高出了英国人民的中位数收入。
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大学COVID-19应急小组的一份报告提出，如果英国政府继续采用之前的延缓政策，最终可能导致25万人的死亡；而采取封城和禁足的政策，死亡人数将大幅下降至几万。
如今，“被隔离”在酒店的我，隔着大洋去看“被封城”的英国，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从未感到如此漫长。
英国政府新政策的转变，这让我曾经因为英国政策和祖国大相径庭而矛盾的心情安定下来，也让我开始期盼英国隔离政策产生的效用，早日把这个国家带回平静，让我有机会继续自己在伦敦的学业。
这几天，我看到中国有41支医疗队12000名医护人员陆续撤离武汉的新闻，很感动，他们治愈了近5万新冠病人。
而大洋彼岸的英国，也发起了在26日晚上8点为NHS的医护人员鼓掌的行动。尽管掌声无法在楼与楼之间传递，但是在整点骤然亮起的每家每户的灯的确让人心生鼓舞。几乎同一个时间段，我的朋友圈被中国和英国这两组新闻占满了。内心似乎也被希望填满了。
数百万英国人鼓掌对NHS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图源：Getty Images
3月27日，首相鲍里斯继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感染后也被核酸检测出阳性，让曾经因为“群体免疫”政策而对“鲍师傅”非常不满的我们大跌眼镜。
震惊之余，除了感叹新冠病毒感染力一视同仁之外，英国国内的病毒传播情况让我捏了一把汗。我记得4月1日愚人节那天，看到英国的确诊总数已经达到三万。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个笑话。
后记
4月2日，英国版“方舱医院”南丁格尔医院也在伦敦竣工了。就像纽约版的“方舱医院”一样，也是由英国的一个会展中心（ExCel中心）在5天内改建而成，其中搭建了上千个隔间作为病房。英国政府也表明下一步将会提升检测数，毕竟当下接近45%的确诊率和近10%的死亡率都太高了。
英国南丁格尔医院（Nightingale）内部照片，拥有4000张床，耗时9天建成。图源：Getty Images
看着英国的消息，“安全隔离”的我，也会偶尔陷入“返场”的恐慌里。
我常在想，世界是一张联动的网，我们所能见到的仅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圆。当疫情或者其他危机存在的时候，试图猜想他人所处的圆就更为困难，但也更为珍贵。病毒不被任何一种国别、文化、种族的定义所限制，在它面前，我们只有人类这一个身份，而人类除了携手共进，别无他法。
4月13日，我们正式开始了网课。之前在伦敦时，我们的教授和很多英国人一样，对还在远方的新冠疫情无动于衷。
如今在视频里，看到他从门外取完东西后说：“OK, 现在我哪里也不碰——在我洗完手之前。”上课之余，他甚至还提倡我们在Instagram上分享自己在家烹饪的日常。其他在伦敦的同学也还不错，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隔离的生活充实起来。
曲折而漫长的四月过去了。没有人知道这次疫情的余波什么时候能在世界范围内平息，我们只有在这未知的道路上果断地做出选择，并承担之后的一切，希望早日迎来摘下口罩的一天。
——END——
Zunmeng，伦敦艺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喜欢展览、阅读，观察星星和小动物，对科幻故事和电影有着持久的好奇心。在伦敦求学期间，因英国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她不得已周折返回中国。目前结束14天隔离生活，在家中接受英国大学远程授课，继续学业中。图片为Zunmeng在英国街头的照片。
文中记录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更多内容可参看WUE2020计划往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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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地球公民 ZUNMENG
文字编辑/ 地球公民 SIXUAN
视频编辑/ 地球公民 CICI
主编/ 地球公民 OHIA
出品/ 地球公场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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