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反武侠”到底分几步？

原创余博黑江湖

原题：金庸“反武侠”到底分几步？

作者：余博

声明：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已成定论，大学一老师讲课将《鹿鼎记》的意义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前者反武侠，后者反骑士小说。说来有些吊诡，金庸是迄今写武侠小说最好的人，最后却以“反武侠”收场，很有些“物极必反”和“忘恩负义”的意味。但通读细读其武侠作品，其实“反武侠”的种子早已播撒，只是到了最后才结出《鹿鼎记》这个“硕果”来。

所谓“反武侠”，其实关键在一个“反”字，按程度可以理解为质疑乃至否定，“反武侠”可以有双重理解，一是对武侠文化和武侠精神进行反思乃至否定，二是对武侠这一小说类型的存在意义有质疑乃至否定。

就金庸作品而论，反武侠多集中在文化、精神的反思层面，按照作品脉络可分四步来理解。

一、江湖太软庙堂硬

以我的阅读经验看，金庸的“反武侠”之路从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埋下了伏笔，并与第二部作品《碧血剑》构成了一个整体。

《书剑恩仇录》借了金庸家乡的民间传说，以乾隆身世作为引子，叙述了江湖组织红花会与清廷的对抗，最后陈家洛失去了最爱的人，选择隐居回疆。第二部作品《碧血剑》则说袁崇焕之子袁承志闯荡江湖，集结了大批江湖好手对抗崇祯，后来阴错阳差地和皇太极、李自成都打上了交道，最后明朝亡了，但袁承志无法扭转新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只能到海外开辟事业。

因此，《碧血剑》在故事和人物的模式上其实与《书剑恩仇录》高度相似，都是出身庙堂名门的公子置身江湖，做的是和朝廷对抗的大业，而且结果都一样：陈家洛虽在道德上（即“书” ）胜了乾隆，但败于“剑”——推翻清廷的实际成绩仍旧只是梦想；袁承志虽武功绝伦，但既无法改变明亡的趋势、阻止满清的铁骑、遏制闯王的腐化，身为武林盟主面对天下大势也是无可奈何。

无论陈家洛还是袁承志，都面临着江湖（武林）——庙堂（朝廷）的二元模式，二人出身前者，但置身后者，两者对个体的行为要求完全不同，本就无法共融。侠客与统治者的矛盾自《史记·游侠列传》中就难以调和，统治者始终担心侠客不听话，会威胁政权稳固，必杀侠客而后快，而侠客虽在各个朝代都有存在，但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不是被诛杀就是被招安，要么丧失性命，要么失去身份。

陈家洛和袁承志对朝廷的对立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不过小说中更增加了国仇家恨的因素，但结果是一样的，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侠客最终胜不过统治者，陈家洛对乾隆无可奈何，袁承志对崇祯、皇太极、李自成也无可奈何。

武侠小说的归隐结局很普遍，但走的多是功成身退、携美人归的大团圆路线，而带着绝望的情绪离开江湖的不多，陈家洛和袁承志恰恰是后者。陈、袁二人归隐的隐喻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江湖的坚固，江湖是武侠故事发生的场，场是脆弱的，活动在其中的人自然难以久留，离开就是唯一选择。

所以金庸“反武侠”的第一步是从武侠场地——江湖的脆弱性开始的，否定了江湖的牢固性，就是间接地承认其存在的无法持续性，“武侠”失去了容身之处，虽无法否定其存在，但悲剧结局已显示了“反”的心理了。

二、武可忽略侠长存

金庸“反武侠”的第二步从《射雕英雄传》开始。主人公郭靖是个传统模式大英雄，是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因为各种奇遇从一个憨小子变成了武林高手，可以和东邪、北丐打三百回合而不败，俨然已有了天下第一的潜质。

虽有高强武功在身，但他对武功竟怀疑起来，一度陷入“武功无用论”的思想泥淖中（第39回“是非善恶” ），认为武功只会造成杀戮，而无一点普世的益处，有还不如没有。因此，即便武功低微之人来袭击他，他也绝不使用武功还手。

直到看到洪七公义正词严怒斥裘千仞，才解脱出来。洪七公说自己一生杀过几百人，但都是该杀之人，从没杀过一个无辜者，坦荡正气使裘千仞幡然忏悔。郭靖也因此醒悟到，错不在武功，而要看使用武功的人，若用武功行善就可以造福天下，因此恢复了对武功的信心。

但金庸也在此显示了质疑“武”的苗头。梁羽生说宁可没有“武”，也要有“侠”，说到底“武”只是手段，而“侠”才是目的。金庸显然是完全同意的，所以郭靖质疑武功，但一旦决定行侠，就觉得武功还是有用的。“武”可以做减法，但“侠”必须一直做加法。

这第二步其实并非完全的“反武侠”，只能说是“反武”。这一期间的短篇小说《鸳鸯刀》很能说明这点，江湖上人人垂涎的宝刀“鸳鸯刀”蕴藏着可以无敌天下的大秘密，众人都以为必定藏着秘笈之类，没想到不过是刻着“仁者无敌”四个字，可见作者对仁者的侠骨更重视。

从《射雕英雄传》到《鸳鸯刀》，金庸先后创造了郭靖、杨过、胡斐等一些侠客形象，也是金庸传统文化写作的一个集中期，其主人公莫不带有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精神和文化色彩。虽然武功的创造花样翻新、想象奇特，但传统文化的浓厚气息才是决定小说经典性的重要因素，也就是以传统文化精神支撑的侠文化和侠类型才是主旨所在。

武是武侠的特色内容，已成为标识、标志，没有武的描写，武侠小说的存在处境堪忧。金庸一面编造出《九阴真经》这样的绝世秘笈，一面对武功并非极尽渲染，相反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最后看来，能够消除对“武”怀疑的只有“侠”了，二者一为表象，一为灵魂，“武”可以被忽略，但“侠”必须长存，金庸之“反武侠”还不算彻底。

三、佛法化武与侠通

《天龙八部》奠定了佛法（佛学思想）在金庸小说中的至高地位，之前的创作虽也有佛方面的涉及，但佛的观念和人物都属次要，除了一灯大师，其他僧人的塑造若非着墨不多，就是形象丑化，佛法也没有成为整部书的思想主题。到了《天龙八部》，佛的观念渗透全书，并出现了金庸笔下第一高手无名神僧的形象。

无名神僧这个人物寄托了金庸关于佛法的最高理解和境界，虽是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武功最高，但也是金庸笔下最大智慧的人，是金庸笔下少有的主题精神的化身人物。解读这个人物，能够窥见金庸“反武侠”的另一面，就是反对武功，但又认为侠义精神实与佛法相通。

无名神僧开坛讲法之时（第四十三回“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 ），历数武功之弊端，认为武功的根本功能是杀戮，虽可以惩恶扬善，但也增加了练武之人自身的戾气，得道高僧都无法克制，即便不伤人也伤身。因此武功越高的人佛法领悟也要越高，才能化解戾气，可一旦领悟了高境界的佛法，又对作为杀人法门的武功不屑一顾了。

这里，金庸借神僧之口并非从物理意义上否定武功，而是立足武侠小说的语境，从文化精神和人生境界的角度来论“武”，用佛法也就是在文化或宗教意义上否定了武功对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还在武功的正义性上纠结的话，那么《天龙八部》已彻底解决了关于武功存在的意义问题，金庸为这一问题找到了思想支撑。

虽然否定了武功，但作为武侠灵魂的“侠”仍旧动摇不得，不过金庸将侠的精神和佛法巧妙的链接在了一起，三个主人公中的两个——虚竹和段誉都是好佛之人，虽然武功来自道家，但心性修为却是佛性，平生行事但讲“我佛慈悲”；而萧峰则被无名神僧说成“宅心仁厚”，他虽是武功高强的粗豪汉子，但从不妄动杀念，行走江湖与坐镇南院都以平等、和平的理念行事，因此无名神僧的夸赞实际是从佛家角度，也将萧峰这个虽与佛门有关但不通佛法的人定义成佛法的践行者，将侠义之道与无边佛法的精髓紧密契合起来。

同期以佛法著书的作品还有《侠客行》，不过此时的佛法已非单纯的智慧了，更像是追求和拥有智慧的法门，石破天的种种奇遇皆在于遵循了佛家所说的无色无相无欲无求，最后才得以顿悟石壁上的高超武功。这中间的隐喻或许就源于《天龙八部》，武功让位佛法，佛法消解了武功对武侠人物的重要性，也触及了必然性。

此时金庸的“反武侠”仍旧停留在反“武”的立场上，走的是文化与宗教的入口。

四、碰撞政治彻底否

金庸的政治情结是早已有之的，年轻时有外交官梦，后来梦碎办报，除了武侠小说写作，还写政论，影响很大，虽然接见过他的邓小平、蒋经国都说“爱看你的小说”，实际上还是奔着他的政治影响。香港回归前后，他作为香港名流开始参与政治，文人、名士、政治家，他的人生算是圆满。

金庸小说的政治性从《书剑恩仇录》就已有之，不过痕迹很轻，此后一直式微，到了《笑傲江湖》才开始浓墨重彩，武侠小说被写成了政治小说，这是金庸之“反武侠”的最后一技。

《笑傲江湖》最具武侠小说的外壳，《连城诀》的阴暗、《神雕侠侣》的情殇、《倚天屠龙记》的热闹等皆具备，武林秘笈《葵花宝典》的想象在金庸小说中算是登峰造极。但谁都无法将之当成单纯的武侠小说来看，即便抛开特定事件的映射，它的政治性也无法被忽略。

江湖与庙堂是无法和谐存在，二者的理念与规则相异甚至相反，所以侠客与江湖是鱼水关系，当侠客成为政治人物，那么侠客的“场”——江湖也就随之转化成朝廷一类的政治世界。“笑傲江湖”的名字并不精确，其实主人公令狐冲和任盈盈都未在江湖中“笑傲”，而是到江湖外才“笑傲”，“远离”是“笑傲”的前提。

《笑傲江湖》的故事是江湖与庙堂的完全重合，侠客与朝廷不谐，才能在江湖这个半真实半虚构的空间中生活，一旦江湖被政治化，与朝廷的运行规则一致，那么真正的侠客就无法容身，所以金庸在后记中说东方不败、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方证大师、冲虚道长等都是政治人物，唯独撇开令狐冲和任盈盈，也唯独这两人选择了归隐，可见江湖成为政客场，侠客无处可去了。

如果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是江湖——庙堂的二元对立模式，那么到了《笑傲江湖》江湖与庙堂已成为一体两面，它们高度同质化，难分彼此。没有了场，侠客的故事难以发生，没有了故事，武侠的魂也就散了。

以此推论，《鹿鼎记》根本算不得武侠小说，虽然还有些武功描写和《碧血剑》的人物关系在里面。《笑傲江湖》是重合，《鹿鼎记》则是代替，前者还有江湖的痕迹和侠客的故事，后者则将故事完全搬到朝廷庙堂，侠客等于没有，第一号英雄陈近南已是黄天霸一类的老武侠人物，流氓文化的代表韦小宝才是独一无二的主角。

仅存的武侠代表陈近南被郑克爽所杀，郑克爽又被韦小宝所弄，这并非单一的故事，而带有更深的隐喻意义。郑克爽与韦小宝都是政客，陈近南是半个侠客，侠客被政客杀掉，能为他报仇的还是政客。在此，武侠的文化与精神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即便真实存在，也无法与现实世道共容。到此“反武侠”才真正地指向了灵魂核心，可能有一点惋惜，但通透的金庸早知武侠可以用小说的形式存在，无法以真实的形态存在。

说到底，武侠小说是理想主义的，甚至是拔高了的理想主义，现实则是个太坚硬锋利的存在。金庸的“反武侠”之路或许昭示这样的道理：宣扬理想主义，赢得现实主义；想法上可以理想主义，做法上必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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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插图作者董培新，版权归属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