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做博士研究。那时,我对弥漫在自己身边愈演愈烈的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情绪竟然毫不知情。这种对立情绪主要来自研究方法的两大阵营: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建构主义者/解释主义者和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假如当时我了解这种对立情绪的话,我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研究理念而加入到建构主义/解释主义的阵营。然而事与愿违,在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二语习得中的社会心理学(特别是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研究)中运用最多的研究工具是“调查问卷”。这也是我在博士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方法。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当时早已不可抗拒地被推到了实证主义者的阵营当中。20世纪90年代,当我第一次被告知自己是个“实证主义者”时,我完全不清楚“实证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随着不断学习,我了解到“实证主义”是一种科学范式和世界观,认为物体存在和独立的社会现实可以通过标准化的科学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然而,我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使用positivist(实证主义者)这个词的人几乎都不太认同这种研究范式。并且这个词本身的用法也并不正面:像是在暗示某个人有些愚笨无知并且已经被孤立(或许还有大男子主义倾向)。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让我更加遗憾的是,我虽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是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我却是一名“实证主义叛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负动机和群体动力这两个概念进行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并且在过去的十年间,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大多使用了定性研究方法,或许更“糟糕”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使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属于哪个阵营了!不过,我那无法让人高兴的故事最近有了令人快乐的结局:我终于了解到,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哲学方法的拥护者。我和我的学生们目前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混合法”。这种方法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广受欢迎,而且许多人对其倍加推崇。可见写这本书的时机是多么恰到好处!鉴于以上情况,我现在可以大方地承认,指导我完成本书各个章节撰写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而我在撰写本书时也遇到了一些困惑: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多层面的活动,因此如果没有全方位的介绍,初学者很难掌握相关的程序性知识,从而会失去信心。此外,虽说成为一个研究专家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能非得等到将所有相关细节知识都掌握了之后才进行第一项研究。相反,我个人认为做研究最重要的是“做”这件事本身——“着手去做”之后自然而然地会为这个令人兴奋的过程着迷。那么,研究方法究竟该怎么教才算有效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年轻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呢?在我看来,学术领域的研究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一旦达到入门要求,就能做出有质量、有水平的研究,哪怕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也不会觉得之前的研究有什么不妥。我们可以为以上的观点找到一个注解。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析专家温尼科特(Winnicott 1965)提出了“足够好的妈妈”这个概念,之后被延伸到家庭教育领域,就有了“足够好的父母”这个概念。为了使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父母无须做到“完美”;相反,为了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足够好的教育”仅仅要求父母能够达到“合格教育”的水平线(包括包容、理解、安慰、保护和爱)以上即可,并不一定非要变成“超级妈妈”或者“超级爸爸”(Bettelheim 1987)。我认为这个理论很有启发性,因此将“足够好”这个理念贯穿到了本书的始终。本书将以该理念为目标阐述一个“足够好的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我坚信,一个“足够好的研究者”既要懂得定性研究方法,也要了解定量研究方法,或许还要知晓将二者结合的混合法。塔沙克里和特德利(Tashakkori and Teddlie 2003c)在《社会和行为研究混合方法手册》中指出,研究方法“范式之争”最糟糕的后果是对学生产生了不良影响。很多学生因此深受“双重语言主义”之苦,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出现“人格分裂”。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被告知,如果使用的研究方法不是定性的,那么就是定量的,二者必居其一。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幸运的是,应用语言学领域大体上避免了这种极端情况的出现。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理解对于新一代“足够好的研究者”的要求,即要对两种研究方法都足够了解,从而能够领会和欣赏使用每种研究方法的研究,甚至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对实际应用的研究方法加以改良。因此,我十分赞同达夫(Duff 2002: 22)的结论,即“总体而言,加强对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集体意识和了解(理想情况下,发自内心地欣赏)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该领域的研究”。编写该书的初衷也是受到了类似想法的鼓舞,即通过强调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优势,以及将这些优势结合以达到互补效果,从而超越研究范式之争。佐尔坦·德尔涅伊参考文献Bettelheim, B. (ed.). 1987. A Good Enough Paren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Duff, P. 2002. "Research approach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in R. B. Kapl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Tashakkori, A. and C. Teddlie. 2003c. "The past and future ofmixed methods research: From data triangulation to mixed model designs" in A. Tashakkori and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s Oaks, Calif.: Sage.Winnicott, D. W. 1965.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Hogarth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