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党的建设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哲学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具体化研究，是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社会才实现的，它把人们对于自身与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提上一个新的高度。学科代表着某个知识领域的专门化，学科的独立设置形成各自的研究对象、理论范畴和学术范围，任何一门学科建设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党的建设学科同样如此，只有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才能得到良好发展。

　　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持之以恒的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历史地看，党的建设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持续研究中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为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作出了贡献，为发展党的事业提供了支撑。然而，党的建设明确形成学科的定位还是近几年的事情，阅读党的文献资料可知，习近平总书记最先作出论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两次明确地把党建研究归到学科领域，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正式确立了党的建设学科地位。党的建设学科定位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批准先后设置党的建设硕士点、博士点，党建学科建设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值得指出的是，较长时期里党建研究的学术意义受到怀疑，对党的建设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定位还存在一定的认同障碍。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党的建设研究有体现党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鲜明，因此就有把党建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观点以对党建学科的认知最为典型。在一些人看来，党的建设研究只是中共领导人和党中央文件的诠释性解读，缺乏学理逻辑、知识体系和思想内容，算不上学术研究。如此认识党的建设研究无疑是片面的，但却很普遍。其次，党的建设研究突出应用价值，重点关注现实，以总结经验、指导实践、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操作层面的特点鲜明。这本来不应成为否认党的建设研究学术意义的根据，但有人却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以理论性不强而对党的建设研究产生偏见。第三，由于学科定位长期不明确，理论研究缺少学术上相应的研究理路、范畴和话语，制约了党的建设研究健康发展。这也是客观情况，需要深刻反思和认真对待。虽然党的建设研究成果事实上非常丰富，也不乏精品力作，但重复性话语的表达、诠释性文献的解读、结论性观点的演绎、雷同性议题的赘述等现象比较明显。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建设研究就很难在学科意义上得到社会认同，从而妨碍党建学科的繁荣发展。

　　怎样认识党建的学科意义？从社会认识看，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存在模糊思想。党的建设研究“姓党”，把党性剥离出党建问题的研究，必然导致学术方向的走偏走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突出强调了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立场。诚然，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系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重要特点，这并不影响其学科存在和研究的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但其理论又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成果，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党建的学科性有着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以意识形态性强而否认党建的学科意义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澄清。

　　在强调党的建设研究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必须把加强科学性作为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毋庸讳言，要从学科认知上确立党建研究的学术地位确实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历史而言，党的建设研究由来已久，就现实而言，党建学科却显年轻，尤其是学理依据、理论框架、学术范畴、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建构上，党建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门类相比还居于落后的处境。这不仅是由于明确党的建设学科地位时间滞后的原因，而且也与长期以来更多地局限于从工作层面上认识党的建设有关。大量成果中，基层实践问题研究占很大比例，由此人们常常凭感觉作判断，片面地认为研究党的建设就是提供怎么做的操作方案，没有理论含量和学术价值，因而也就不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诚然，党的建设研究实践性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具有应用型学科的特征。这里必须强调，应用也是一门科学，而且它必须以基础理论为支撑，应用型与基础型在学科属性分类上只具有相对意义。事实上，很多党建研究者在基础理论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如近年来关于政党学说、政党制度、政党比较、政党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此外，围绕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构成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研究的学术价值，都为党建学科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可以表明，党的建设工作层面上的实践性与学理层面上的理论性相辅相成，党建学科化是党的建设实践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党建学科建设虽然起步晚，但具有扎实的基础，党中央高度重视和社会急迫需求为党建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学科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是遵循知识创造的规律，坚持科学研究的规范，营造学术繁荣发展的氛围。高校是学科建设依托的主要阵地，相关科研机构和理论研究者也对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就一般规律而言，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学位点设置、师资建设、规划制定、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教材编写等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学科评估的硬指标，当然都非常重要。然而，这些“可视化”的工作目标比较容易做到，相同学科建设内部的比较只是水平高低和成绩大小的差别而已。相对来说，学科建设中创新研究方法则更难也更加重要。理论上人们都认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可能因“软性”的特点而忽视其对学科建设的意义。目前，全国已有20多所高校设置了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硕士学位点，学科建设起步阶段既要努力在硬指标上达到要求，更要注重创新研究方法提高软实力。创新研究方法对党建学科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凡是能在研究方法的创新上领先一步，必然会在学科建设上位居前茅。

　　党的建设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置，改变了长期以来依附或者说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因而获得了学术繁荣发展的广阔空间，这对党建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党的建设研究已有较长历史和丰富积累的事实，党建学科建设不是重起炉灶，而是按照学科独立性的要求形成建设新局面。

　　以往学科设置中，党的建设直接依附或从属的是中共党史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科专业以及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相关文件中，“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学科名称列在法学门类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党的建设不具有二级学科的地位。在党中央正式把党的建设作为独立学科定位之前，全国除中央党校独家有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外，所有高校都没有该专业的招生，有的则在中共党史专业下设置党的建设研究方向。从学科建设角度看，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有高度的重合，难以绝对分开。2010年6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把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共党史就要研究党的建设史，研究党的建设史理应以中共党史为基础。因此，即使党的建设形成二级学科的独立设置，仍必须与中共党史专业结成紧密的交融关系，形象地说应该是“分开不分家”，两个学科独立发展又共成一体。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安排甚至师资队伍，党建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的互通、联合，有利于收获以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各自学科繁荣发展的成效。

　　中共党史是一门传统学科，虽然历史发展中曾遭遇过曲折的经历，现实发展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经达到较成熟的水平。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理论研究者利用越来越丰富的文献资料，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学术领域的科学精神得到大力弘扬。在此过程中，创新研究方法受到学者的重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竭力倡导创新研究方法的贡献值得一提，他提出要把社会史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受到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同。张先生还提出过从政治学、心理学、文化思想史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观点，并身体力行地进行过尝试。他指出：“学科建设其实就是建设学科，是以学科发展为目的，从多角度、多方面增添新的因素，创设新的条件，开辟新的道路。它包括研究理论的提高，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内容的深化和拓展，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扩大。”这个观点对加强党建学科建设和创新学术研究方法富有启迪。

　　从党的建设研究实际情况看，创新研究方法已经有很好的表现，许多研究者在多学科融合方法运用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纵观近十几年里发表的成果，比较明显的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借鉴运用政治学的研究理路和方法研究党的建设，生长出政党建设体现政治属性的许多关注点。国内许多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学者介入党建研究，从政党理论、政党结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动员、政治传播、政治调适等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就党建研究党建的线性思维，形成许多新的研究思路。二是借鉴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和分析范畴研究党的建设，在执政党与基层社会连接上拓展出新的学术领域。针对改革开放深刻变化形成的城市和乡镇管理新情况，社区党建研究成为热点问题，许多学者把区域发展、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城乡关系、社区体制等原理和视角与党的建设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三是借鉴运用法律学的相关范畴和视角研究党的建设，形成了政党与法治关系研究的新方向。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同时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为创新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求。国内成立了多所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一些专门研究法律的学者加入党的建设研究行列，许多党建研究者尝试着从法律学科相关范畴研究党内法规结构、层次关系、法规效力、法制体系等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党建研究的理论支撑。除了这三个方面的明显表现外，还有不少学者打破学科界限寻求党建研究的切入点，比如管理学、行政学、文化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人员结合党的建设进行研究，历史学者研究党建问题的就不少，甚至像经济学科中数据统计、变量分析、模型研究等新方法也被很多学者引入党建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感。这些表明，党建研究的方法创新空间很大，路径很多，领域很宽，可以利用的资源十分丰富。

　　当代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越来越显示出学科分离和组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学科相互交叉成为发展趋势。一方面，社会现代化发展使学科的具体化细分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事物之间紧密关联使学科的边界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许多成型学科寻求新的突破走的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蹊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尤其显著，它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也成为新的发展动向。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的交叉更是形成很多的新组合，如政治学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政治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延伸出政治哲学、政治伦理、身体政治、计量政治、地缘政治、法理政治等崭新学术研究领域。于此可见，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不是要设置学科壁垒，学科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只会束缚手脚，不利于自身学科的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多学科研究方法促进史学理念的更新，掀起一场新史学革命。有年鉴学派奠基人之誉的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研究狭隘性，加强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也有政治学研究者主张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夏夫利提出政治科学研究 “多维度组合”的观点，指出“多维度分析让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给予我们一个运用多维度概念的很好的框架。”国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汲取，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不失为党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条好路径。

　　如果说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对各门学科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么，对党建学科建设来说则更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它相比其他学科具有更大的学术兼容性。从学科名称看，党的建设具有学科内涵的规定性，以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建设理论和实践为客体对象的研究范围，明确了党建学科的边界。但是，首先，党建学科研究的客体对象离不开实践党的建设主体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因此，它虽然不属于历史学科，又必须研究党的建设史，需要有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辅助。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结果，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党的建设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相融合。第三，党的建设学科研究政党发展规律，政党类型、政党比较、政党关系、政党制度、政党功能、政党模式等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是党建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理论学科对党建学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兼容性的特点为党建学科创新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建学科繁荣发展最大的亮点就是多学科融合。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学科的出现虽然是实践发展需求的结果，但都是由多学科交叉融合而生长起来的。我们还可以发现，某个学科领域科学研究的突破性发展往往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而得以实现。党建学科建设必须在清晰自身学科边界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学科形成互动，把多学科融合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达到学科建设突破性发展的目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