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海塘的黄昏

原创李迅雷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我自小生活的地方叫镇海，现在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区，过去叫镇海县。我住在县城，叫城关镇。城关镇不大，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去过的唯一且最大的城市是宁波，离镇海只有18公里。上大学时每次寒暑假我从上海回到镇海，才会感受到明显的反差，发现镇海的路居然那么窄，房子居然那么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镇海实际上是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它是甬江的出海口，城关镇的东面临海处有一座山，叫招宝山，就屹立在出海口的一侧，招宝山是镇海的福地，历史上是海防要塞，在晚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华的屈辱史中，招宝山守军炮击法舰并重创法军，成为仅有几个胜仗之一，被写入到高中的历史课本。

小时候经常在低矮的梓荫山上玩，那里就竖立着“吴公纪功碑亭”，吴公就是当年清军的守军首领吴杰，他曾一炮击中法军旗舰的烟囱。因此，大家都说招宝山是风水宝地，保镇海长年风调雨顺、人杰地灵。如今，招宝山依旧香火旺盛，早已成为4A级景区。

招宝山的西面就是延绵五、六公里的后海塘。后海塘始筑于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距今已有1100余年历史。当时修的是土塘，因“常有冲决之虞”，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改作石塘，但仍抵御不了飓风狂浪的冲击，多次溃塌。到了清朝直至解放之后，又反复整修、改建和加固，但总有几段石塘被冲垮。镇海多台风，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冬天我爬上后海塘，恰好遇到大风，都能把我吹着跑，我试着躺在风里，居然不会倒下去。

骑在爷爷脖子上看夕阳

书上说，人在三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但我似乎还隐隐记得三岁前的事。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还不到三足岁，黄昏时分，我经常骑在爷爷的脖子上去后海塘，站在后海塘的小山坡上，看到了落日和满天的霞光，看到金灿灿的海面上白帆点点，那是满载而归的渔船。爷爷家离后海塘很近，对于后海塘的日落，我幼小的脑海里能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应该是反复不断地看日落的结果。

爷爷不识字，却会背26个英文字母，他年轻的时候，在英国的货轮上做过伙夫，他说英国人很坏，他在船上负责生炉子，生好了去干别的活，回来一看炉子又灭了，那肯定是英国的船员干的坏事。不过，每次发工钱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因为拿到的是银洋而不是纸币。

爷爷年轻的时候还管过灯塔，灯塔在离招宝山不远的一个礁石山上，叫虎蹲山，处在甬江的入海口。爷爷说，每次从台湾来的货船经过虎蹲山时，都会停下来给他送糖。“为什么呢？”我问爷爷。

“如果我不给他们打开航标灯，他们就会触礁。”爷爷很得意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学到的地理知识，台湾盛产白糖。在我的童年时代，糖是很稀缺的。后来读中学的时候，我真的坐船去了虎蹲山，那个时代镇海还是海防前线，上面有解放军把守。虎蹲山上的航标灯露台上非常干净，可谓一尘不染。航标灯是德国造的，尽管是100多年前造的，但看上去依然非常新，菱形的水晶玻璃折射出五彩的光环。

80年代以后，镇海开始围海造田，建造码头，虎蹲山被移平了，就连招宝山也被削去了小半个，用来填海。站在后海塘上再也看不到海了。据说，美国的卫星可以看到全球有两个地方在围海造田，一个是荷兰，一个就是镇海。

好人与坏人

小时候看电影，每当屏幕上出现一个新角色，我总是一个劲地问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坏人，我就很紧张，唯恐好人被他杀害了。我坚信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非常疼我。

爷爷是居委会的第三小组组长，他总是埋头苦干，家里贴满了他的奖状。他每个月都要挨家挨户地分发粮票、糖票、布票、油票等，分发票据前一个晚上，他和奶奶两个都要仔仔细细地提前分好，怕出差错。居委会还给他安排了监督“四类分子”在晚上的学习改造任务，我都跟着去。当我看到这些四类分子在居委会的会议室内贼头贼脑地看报纸学习的样子，便更加相信他们是坏人。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以为只有红色才代表好人，黑色代表坏人，绿色代表军人。所以，我喜欢穿军装、军裤和草绿色的解放鞋，拿着红缨枪，一心想着能抓到坏人。有一天，路上遇到经常给我们送电影票的张伯伯，他居然带上了黑袖章，我突然意识到他变为坏人了，便马上用红缨枪指着他，准备押着他到工宣队哪儿去。我只记得张伯伯冲着我笑，后面的细节我忘记了。后来，我才知道，套着黑袖章代表对离世亲人的哀悼。

爷爷因为担任了小组组长一职，经常要去居委会参加各类会议，回来之后，便向奶奶传达会议精神。有一次，爷爷严肃地对奶奶说：“以后招宝山不能再叫招宝山了，“招财进宝”属于‘四旧’。”奶奶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那叫什么？”“向阳山！后海塘以后也不能再叫后海塘，就叫‘向阳塘’了。”奶奶吃力地点点头。

奶奶每天都会用干净的布擦一遍毛主席的石膏像。奶奶特别爱干净，经常穿一件浅蓝色的大褂，头发梳得光溜溜。她经常说我晚上睡觉时脱衣服像“蛇蜕壳”，而早上给我穿衣服时，我站在床沿上，她就抱怨我长得太快了，她手都快够不到了。奶奶虽然嘴上老是挂着各种抱怨，但对我却很好，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吃。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比较“懂事”的缘故，每次爷爷晚上问我：“明早天亮去买菜，你要吃鱼还是吃肉？”我都回答：“吃青菜。”

爷爷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去买菜了。当我在睡梦中听到外面的石板路上传来一块松动石板的嘎吱声，那一定是爷爷踩到的。爷爷杀鱼、洗菜通常在院子里的水缸旁边，用的水都是雨水。江南多雨，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瓦片的斜坡流到屋檐上挂着的圆弧型铁皮上，再流到大大小小的水缸里，所以，生活用水从来不愁。

菜都是奶奶做的，爷爷只负责买菜、洗菜和用柴火烧饭。其实，爷爷奶奶家的每顿饭都有鱼，如清蒸鲳鱼、红烧黄鱼、葱烤鲫鱼、干煎带鱼和油炸鲚鱼（海刀鱼）等，这些海鱼的美味迄今我仍念念不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冷冻技术，也没有人工养殖技术，抓捕来的海产品只能就地卖，所以都非常新鲜。当然，虾和蟹的鲜味更令我怀念，虽然现在还可以买到活的梭子蟹，但不知道为什么，味道不如我小时候了。还有，现在的青蟹总有一股泥腥味……

爷爷的朋友很少，偶然也会有几个朋友来看爷爷，有一次他们带来几只三门大青蟹，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青蟹，一个大钳子几乎和我的小手一样大。后来，大钳子就成了我的玩具。据说青蟹可以治耳聋，爷爷耳朵有点聋，对他说话得大声些。

每逢下大雨，我就不能在院子里玩了，我经常呆呆地看着雨打在水缸的水面上，水面会泛起一个个水泡，但一眨眼，水泡就被雨滴打碎，同时，又在破灭的地方，泛起一个个水泡。就这样碎了又泛起，泛起了又碎……

1969年：我的记忆变得清晰

我的童年并不是都住在爷爷奶奶家里。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在宁波专署工作，专署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机关，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专署的院子很大，我时常在院子的花丛里抓蝴蝶，或者把鸡冠花的花瓣小心地分开，粘在鼻子上。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着火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火，有几层楼那么高。好多人拿着脸盆就救火了，其中有好多解放军。我也不由自主朝着大火的方向跑去，还有些人从火场里哭着跑了出来。等到大火快扑灭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机关大院。这个时候爸爸也找到了我，一把把我搂在怀里，他可能吓坏了，怕我出事。

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多大，对那个时候的记忆都是片段的。例如，我比弟弟大四岁，弟弟和我一样，都是在宁波第二人民医院出生的。还记得我坐在三轮车上和妈妈及刚出生弟弟一起从医院回家的情景：我一直想打开盖在弟弟头上的枕巾，看看弟弟的模样，但妈妈一直不让看，因为已经是深秋了，街上有点凉。一回到家里，我也钻进了妈妈和弟弟的被窝，而且一个劲掀起被子，总想看看弟弟的脸，妈妈则一直挡住不让看，怕让弟弟受凉了。

宁波的家很小，在开明街边上，连厨房都没有，是爸爸单位分配的。印象中我们住的地方，院子是狭长的，有人家养了很多鸭子，在院子里晃悠地走着。那个时候从开明街经过的游行队伍很多，我经常被保姆带着去看游行。时至今日，我仍对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招展的红旗刻骨铭心。

有一天爸爸带着我回家，看到一群小孩手中拿着树木头和石头，模仿着大人游行的样子，在院子外面排队绕着空地转圈，还一起喊着口号：“文攻武卫、针锋相对，老太婆当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是“老太婆当头”？最近查了百度，才知道“文攻武卫”是当年那位旗手提出来的，那一年是1967年，正逢非常乱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家里的玻璃窗被一块飞进来的大石头击碎，多亏石头没有砸到我们身上。爸爸急忙起床，打开门外看，砸玻璃窗的那人已经逃走了。

弟弟出生不到一个月，就被伯伯带回了我爸的老家海门（现属于台州市椒江区）。因为妈妈是中学老师，实在没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在那个斗私批修的年代里，必须积极参加各种运动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1969年，我已经六岁，记忆慢慢变得清晰了。有一天爸爸带着我去宁波体育场参加九大召开的庆祝大会，体育场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里传出激荡人心的口号，其中有一条消息给我的印象很深：中国人口达到9亿了。1969年，九大召开，九亿人口……

奶奶也不是亲奶奶

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我在宁波看得最多的电影是《钢琴伴唱红灯记》。后来我回到镇海，还和小伙伴们吹嘘我看了四遍《钢琴伴唱红灯记》。那时候，《红灯记》里的每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其中有李奶奶说的一句台词，我的脑海里一直缠绕着：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其实，在镇海的爷爷和奶奶，都不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我只是寄养在他们家里，但他们对我就像亲孙子那样。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上海的上钢三厂工作，他儿子又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除了最小的儿子外，其他四个都到黑龙江和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了。奶奶经常把我的名字和她的大孙子名字搞混，估计她的大孙子是她带过的，也是最亲的。大孙子在黑龙江插队，给爷爷奶奶寄过来很大的灵芝。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外婆和亲爷爷，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早就去世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的亲奶奶还曾从海门到宁波来照看我。我父亲兄弟四个，他是最小的，也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他的成分是“下中农”，比我母亲好。

抚养我的爷爷奶奶叫我爸爸“李同志”，他们都不识字，每次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孙女们来信，就让我爸爸给他们一字一句念信，爸爸非常耐心，但凡念到他们听不懂的地方，就给他们解释一下。接下来，奶奶口述，让我我爸纪录，写好后再读一遍，等奶奶觉得表述清楚了，便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回寄过去。

爷爷奶奶的孙子、孙女都会来镇海看望他们。每逢他们来，我会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去逛，或去游泳、或去爬后海塘、或到妈妈的中学去看电视。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在安徽插队落户的二孙女不幸因病去世了，才20多岁。记得爸爸在给他们念上海来的信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哭了。

爸爸在宁波专署是给领导做秘书的，所以代笔写信小事一桩，不过，能坚持20多年给两位老人写信，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风雪夜归人

爸爸话不多，说话也比较谨慎。他经常告诫我，那个年代打成右派的，大多是能说会道的人。他的领导靠边站了不久，爸爸也被下放去四明山的五七干校劳动。原因是他的领导在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把我父亲在厕所遇到他时，安慰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这句话也写到了材料里。后来，在我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爸爸就告诫我，大学的专业方向，一个不要和政治打交道，一个不要和钱打交道。

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我们正在吃晚饭，爸爸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脸色苍白，显得很疲惫，但全家人都很开心。他说四明山上已经被大雪封了20多天，五七干校都断粮了，没有了饭吃，大家只好散伙，他是靠用树枝做成的拐棍爬下山的。

记得唐代刘长卿有一首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的童年，一家人总是聚少离多，爸爸后来又调到了奉化船厂工作，那时叫反帝船厂。我8岁那一年，我弟弟才从海门的农村回来，那时，他已经四岁，头发黄黄的，一看就是从乡下来的。我感到有点陌生，每当我欺负弟弟的时候，与他都在海门生活并随他一起到我家的堂姐就会搂着他哭。

不久，妈妈又送他去幼儿园的全托班，但他很调皮，经常被老师告状，后来他才上了半托。记得每天下午，我放了学后，就去幼儿园接他回家，老师都发给他两颗糖，我还可以分享到其中的一颗。弟弟上的幼儿园，也是我曾经被全托过的幼儿园，就在甬江的边上。每次从上海开往宁波的客轮经过这里，都要鸣笛。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们都会爬到滑滑梯的上面又蹦又跳，还喊着“放屁货轮来了，叔叔阿姨再见”。

当弟弟五岁的时候，爸爸又把他带到了奉化，并且在那里念了小学一年级。我在放暑假的时候，也去了奉化，和弟弟一起都住在爸爸的集体宿舍里。集体宿舍建在半山腰，常有蜥蜴、毒蛇出没。我经常和工人们一起下跳棋，或在食堂大厅里与工人们一起大叫来吓唬麻雀。麻雀在工人们的吼叫声中，吓得纷纷跌落下来。于是，晚餐就多了一道菜：红烧麻雀。

妈妈经常要带学生去农村学农，一去就是一个月。等妈妈学农回来，我就不用住在爷爷奶奶家了。不过，妈妈是班主任，晚上还得去学校管学生的晚自习，或者参加教学组的会议。我有时就跟着妈妈去学校，与别的教师孩子一起玩，三层楼的老式教学楼，我们根本不用走楼梯，攀着窗户就爬上去了。玩到无聊的时候，就到我妈妈的办公室，找一张纸画画。办公室里的日光灯，有时能吸引长角天牛飞进来，又给我增加了几分惊喜。有时，老师们的冗长的发言成了我的催眠曲，迷迷糊糊中，又会听到雨打芭蕉叶的声音。

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中学分配给教职工的，据说过去是厂房，我家住在二层，窗子都朝西，冬冷夏热，只能看见夕阳。窗子的外面是一片废墟，我们称为瓦爿滩。当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把县政府给炸了，留下这一大片废墟。

于是这个瓦爿滩就成了我们的儿童乐园，夏秋的时候，我在那里抓蟋蟀，我曾经是一个蟋蟀迷，有好多次为抓到蟋蟀，翻砖瓦的时候遇到了蛇，至今还记得蛇朝我吐舌头的凶狠样子；冬天的时候，镇海经常下大雪，瓦爿滩变成了“雪山”，连那个又脏又破的公共厕所也被白雪覆盖，变得很美，我和小伙伴们在那里打雪仗。

有一年夏天，那个破旧厕所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粉笔写反动标语，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都被叫到居委会，每个人都要抄写一段话。从居委会出来后，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这是在对笔迹。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写反动标语的人。

在那个基本不用读什么书的年代里，我的很多知识都来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例如，我在瓦爿滩上捡到了很多铜钱，道光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等都有，这给我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通过看电影，看故事片放映前的“新闻简报”，跟随着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的游玩步伐，知道中国原来那么大，有那么多名胜古迹。夏天乘凉的时候，院子里老师们通常会手拿着报纸，聊天文地理、国际国内的各种趣闻轶事，让我脑洞大开。

血色的黄昏

记得一个夏日的黄昏，太阳的余热还没有在石板路上散去。我吃完饭就去大门口乘凉，听大人们讨论《参考消息》上的新闻。天快黑下来的时候，邻居的梅姐姐边哭边跑地冲进了院子，她的手腕上都是血。我们都很惊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随后，她家的保姆大哭着跟着她朝她回来的路上跑去。

梅姐姐大约比我大两岁，平时经常在她家里玩挑彩棒游戏，这也是我的儿童时代经常玩的游戏，没有彩棒的时候，就用棒冰棒替代。她的家是从杭州搬过来的，不过她爸爸还在杭州工作。姐姐的妈妈是教俄语的，也是当时镇海中学唯一的留学生教师。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仍听到梅姐姐的妈妈在捶胸顿足地大哭，她是从杭州“陪斗”赶回来的。原来，姐姐在带妹妹玩的时候，大校场旁的水泥路牌突然倒下来了，不知道究竟是被人推倒的还是自己倒的，但恰好砸在她妹妹的头上。迄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路牌叫“文卫路”，大概是取“文攻武卫”之意。

妈妈在中学里总是很忙，那个年代非常看重出身成分，她的出身成分不如我父亲好，所以，她总是积极要求进步。母亲不久前回老家查过家谱，祖辈中大部分都是文人和乡绅，职位最高的掌管过国子监。我外公早逝，母亲小时候主要靠我的大舅舅带大。据她说，大舅舅虽然只是小学毕业，却能写一手好字。他很早就入党，参加了新四军，负责收集情报。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在美孚石油掌管财务，实际上是地下工作者，带领工人保护机器设备，迎接上海解放。

妈妈受舅舅的影响很大，舅舅总是鼓励她努力工作，有一次妈妈告诉舅舅当地的灾情，舅舅写信给她，让她要有信心——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60年代中期，原本就多病的他突然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去劳动。

还记得妈妈经常给在江西的舅舅邮寄紫菜等海产品。有一天吃晚饭，妈妈很久都没有下来吃饭。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吃饭，爸爸说，你的舅舅去世了。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过眼泪。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出差，舅妈对我讲了很多舅舅的故事，说当年日本鬼子从后海塘、招宝山一带登陆时，遇到守军的强烈反击，伤亡惨重。镇海沦陷之后，日本人烧了很多民宅，外公家的房子也被烧了。为此舅舅参加新四军，在江浙一带抗战。有一次他们内部有人变节，组织让他立刻销毁所有文件，她和舅舅两个人把文件当柴烧，烧了一个晚上开水。

解放后，舅舅他们全家都到了北京，舅舅在部里工作。动乱期间，因为舅舅不肯写大领导的批判材料，被视为保皇派，家里贴满了大字报。随后他们全家都被赶出某某部大院，舅舅则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舅舅原本就有肝病，在江西农村又得不到治疗，加上劳累过度而病逝。80年代初舅舅终得平反，他的骨灰后来移至八宝山，他的领导也亲自参加了追悼会。

院子里挖了防空洞

上中学的时候，当我读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自然会想起小时候在爷爷的院子里玩的情景。院子的主人应该是爷爷的堂哥，他一直像塑像一样端坐在正对着院子大门的窗前。所有的人进入这个院子，他都能看得到。他与爷爷长得完全不一样，而且从来不劳动。听奶奶说，他年轻时候在美国，还是一位华侨领袖，从他家客厅挂着的照片中，看到他着一身白色西装、带白色礼帽和穿白色皮鞋模样。他的儿子仍在美国经营餐馆，偶然会来看他。

看上去他的哮喘比较严重，专门有一位年纪大的保姆在伺候他。他吃的药都是进口的，纸盒子都很精致且漂亮，所以，我去他家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些好看的盒子。有一次，我得到了一个圆形的铝盒子，非常精巧，里面还有一个塑料托盘和一把小勺，铝盖上写着繁体字“龙骨散”。

院子里有一枝很大很老的枇杷树，枇杷熟了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分给邻里们吃，非常甜。院子里还有一片农田，爷爷除了种青菜、夜开花、南瓜外，还种了棉花，农田里有蜗牛、蚯蚓、蝈蜢（宁波话，学名叫中华剑角蝗）和螳螂等，也成为我小时候的玩物，如螳螂喜欢吃头发，我经常拔下自己的头发给它们吃。

到了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学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反帝反修，院子的广播喇叭总是在宣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掀起了挖防空洞的高潮，每户人家的窗户都要求贴上米字状的纸条，说是这样可以防止核弹爆炸时玻璃窗被冲击波震碎。不久，居委会要求各家院子都要挖防空洞。于是，院子里的农田被用来做防空洞，爷爷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全部被铲除。因为爷爷是居委会的先进人物，自然又成为挖防空洞的积极分子，此时他已经70多岁了。

所谓的防空洞，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战壕，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就渗水了，因为江南的地表水多，土质都很松软，需要有专业的设备加上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才能做成有实用价值的防空洞，否则就是滥竽充数。但为了挖这样的战壕，爷爷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结果他的腰还扭伤了，从此就一直贴伤药膏。

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大人小孩们都得猫着腰躲到防空战壕里去，脚底下铺着的石头还渗着水，连我都不相信这个防空洞能防核弹。若干年后，防空洞就不需要了，但爷爷的农田也不归爷爷了，在农田上盖起了公家的楼房，老旧的院子里完全都没有了昔日的“田园风光”。

后来，当招宝山的驻军撤离之后，我和小伙伴们在山上玩的时候，居然发现了那里的防空洞，那才是真正的防空洞，全是很厚实的石头和水泥筑成，厚重铁门上还涂抹着牛油。我们用棺材的朽木粘上牛油，点着火去洞里探寻，发现里面很大、很长。可以想象，当地为了备战，全国开挖了多少防空洞。

人生最大愿望是能吃饱饭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给家里做饭了。记得米饭是用柴烧，做菜才用煤油炉，这都是为了省钱。所以，我还捡过柴。后来，才用上了煤球炉，再后来则用煤饼烧了。有一次我烧饭不小心，把堆放在木头楼梯下的柴引着火了，多亏及时扑灭。

小时候运动量大，肚子很快饿了，饿的时候，只要到爷爷奶奶家去，他们就会给我吃饼干。或者去后海塘玩，顺便采摘些野果子吃，其中覆盆子是我们吃得最多的一种；与它相似的还有一种果子，我们叫它蛇杨梅，据说是蛇爬过的，因此有毒，大家都不敢吃。

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在外面玩，家长们很少会看管，上学和放学不像现在都是车接车送。那个时候都小孩没有手表，妈妈告诉我，当你的影子到了一步长度的时候，就得回家了。所以，我会比较关注太阳照到我的影子长短，但总会有玩得忘记影子长短的时候，回去就会挨骂。

有一次，我和我弟弟从后海塘最东边的巾子山（其实是一个大礁石）半山腰往上爬，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脚踩的土有点松动，眼看就要往下滑，而我弟弟恰好在我下方，我对他喊：“我快要滑下来了！”他带着哭腔要我挺住，因为他下面就是光滑的岩壁，再下面就是礁石丛生的海面，惊涛骇浪，一旦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我终于在下滑的过程中抓住了一根小树桩。

后海塘外面的无边无际的海涂，涨潮的时候，看似一片汪洋，每当退潮，就有很多人单腿跪在尖尖的泥船上，在那里捕捞各种贝类和爬行类海鲜。我在初中的时候，也曾光脚去泥涂抓过海鲜，如沙蟹、蛤蜊、海瓜子、割香螺等。只需两个多小时，就可以抓上两三斤重的各种贝类和小螃蟹。所以，我在贪玩的同时，也时不时地给家里餐桌上增添了好几种菜。

我最喜欢吃小海鲜是割香螺，抓回来洗干净后，先用清水养，让它们吐尽泥沙，然后放入到滚水中煮一下，接下来剪掉螺尾，用油炒后加酱油，再滴上几点麻油，味道非常鲜美。可惜因为它可能含有河豚毒，现在已经禁止销售了。爸爸喜欢喝点黄酒，记得平时他喝的是一角八一斤的，到了周末，他让我拿着用来装酒的500毫升盐水瓶去三角地买三角六一斤的好酒，就是味道浓一点。

我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在舅妈家大家都围坐在一起讲舅妈和表哥们过去的事，几个表哥也都是60年代的工科类大学生，在大西北呆过。他们都说，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吃饱饭，不要饿肚子。我虽然比他们小很多，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却也经历过吃不饱的阶段：有两年每天吃番薯、喝玉米粉粥，又喜欢疯玩，结果两次突发胃出血。我弟弟还因为偷吃冷饭，被我爸打了一顿。

纵观中国历史，也同样可以发现，老百姓能吃饱饭的朝代并不多。

1973年：从思考到质疑

我上小学是在1971年，那一年，林副统帅的飞机掉下来，多少有点改变我“非红即黑”的幼年世界观。我的认字过程，与我想探究这个世界的过程基本是同步的。每天下午放学，我都会跑到中山公园的图书室看连环画，没几天就全部看完了。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大人们看大人书的图书室。我借阅的第一本书是《闪闪的红星》，从此，我爱上了小说。

妈妈是语文老师，家里有很多文学评论书和一些剪报，我对文学评论的兴趣不大，对剪报背面的文字倒很感兴趣，还有木质天花板上的旧画报贴条，我经常会仰着头来研究上面的内容，直到脖子僵硬了。从那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报纸内容看，与70年代初的流行语明显不同，究竟孰对孰错呢？

三年级了，我们都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做到拾金不昧，这一点我能做到，但老师还要求我们大公无私，真的能做到大公无私吗？我想起《红色娘子军》的一个片段：洪常青给娘子军们上课，黑板上写了一段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对老师说：“无产阶级是为了解放自己，才去解放全人类的，这属于大公无私吗？”老师一时语塞，但随即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

不多久，全国掀起了“学黄帅、反潮流”的高潮，要求每个小学生都要写批评老师的大字报。我也写了人生第一张大字报，批评老师“拍桌子、瞪眼睛，对我态度不好”。当时提倡开门办学，因此三年级以后，我们就不用好好读书了。例如，数学考试在制革厂，考试的内容是各自在地上捡一块猪皮边角料，然后计算其面积，于是同学们都去找形状是长方形的猪皮，结果都考了100分。

1973年，我恰好10岁，开始对很多现象都产生了浓厚兴趣。例如，抓蟋蟀时候，发现蟋蟀的颜色与当地的泥土颜色非常接近，我比较不同泥土上的蟋蟀的格斗能力，最后发现黄土地里的蟋蟀最强悍。我从生产光学仪器的校办工厂垃圾堆里捡到不合格的凹镜和凸镜，回家做成了望远镜，试图探究星空的奥秘。我从家里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60本毒草小说毒在哪里》的批判材料，便按图索骥，用爷爷给我的香烟壳换得小伙伴的县文化站借书卡，去借这些毒草小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大家都喜欢读《十万个为什么》，我也读了好多本。

1973年，除了黄帅的反潮流，还出了一个高考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让大家去学习。因此，我们课堂上基本上学不到什么知识，余下的时间就是玩。那时镇海还属于海防前哨，招宝山上驻扎着海军，禁止老百姓上山。我们几个小伙伴们通过给部队送猪草的名义，就可以在招宝山上玩一会。但这种借口最多每周一次，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喜欢在后海塘上玩。

当年后海塘的石墙上写着“一定要解放台湾”和“禁止拍照”的白色大字，如今，它已经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憾的是，它早已没有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景象。据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卫星上可以看到的地球上两个人造景象，一个是荷兰的围海造田，另一个就是镇海后海塘前方的围海造地。

被打碎的宁静与逃脱不了的周期

记忆中，城关镇曾经是一个非常安静和干净的小镇，四通八达的河流让生活很便利，到处是光洁平滑石板路。离开老家之后，我去过国内很多地方，见识过很多美景，但我还是很留恋这座陪伴我长大的小镇。上世纪20年代，知名左翼作家柔石曾经在镇海中学做过教务主任，他的小说《二月》在上世纪6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孙道临主演，其中不少清雅的美景就是在城关镇拍摄的。

记得在10多年前一个晚上，我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边上的一条小路上走，暗淡的路灯下，周边悄然无声，我猛然间穿越了时空，仿佛回到小学时候的我，在铺满石板路的小巷里行走，昏暗的路灯，映射出模糊的人影。宁静的小镇，我甚至可以在入睡的时候，都可以辨别出远处是谁的脚步声。妈妈的脚步声，总是快而有力，而且，她总是我们院子里诸多老师中最晚回家的一位。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镇海的宁静被打破了，代表着古镇历史的青石板路被卡车压断了。很多部属企业进驻镇海，中石化建了炼油厂，接下来准备建浙江最大的火电厂，还要建中国最大的码头。给我带来的好消息是爸爸可以回来了，他从奉化船厂调到了宁波港建设指挥部，而且，办公地就设在镇海。·回想起来，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正在开启的重工业化进程，中美关系破冰，外贸增长，需要建更大的港口和码头。我还清楚记得，那时广播喇叭里一天到晚在提发展目标：到1980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

转眼到了1976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值得纪念。那一年我恰好小学毕业，因为个子高，体育成绩一直不错，便进入了镇海中学的少体班打篮球。有一天下午正在训练，教练突然命令大家都停下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教练带领我们离开球场，往教室走去，发现走廊上有女老师在哭泣。后来，听到了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的哀乐。那一天是9月9日，一个我们每天都在读他语录的伟人离开了我们，那一天的黄昏，我站在家里朝西的窗子旁，满目都是晚霞，红得像血。

上了初中，还是不怎么需要读书，作业也非常简单。政治老师仍在批评读书做官论，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过去有一位学生写一篇作文，叫《后海塘的黄昏》，这个题目有政治问题，因为黄昏代表日落、代表没落，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我们社会主义正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个学生因此受了批判。

我心想，站在后海塘上或许只能看到夕阳，因为朝阳被招宝山挡住了。我的记忆里，当我骑在爷爷脖子上，看夕阳映照下那点点白帆在金色海面上徐徐归来，很美；当我在后海塘上奔跑玩耍，忘记了时间，看到被夕阳拉长了影子，也很美。

潮涨潮落、日升日落，都是宇宙规律，人生也是如此，从出生、成长到成熟、衰老，最终都得与这个世界告别。我还清楚地记得，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爷爷、奶奶站在镇海汽车站的门口来送我，如今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但镇海伴我度过了幼年和少年，爷爷奶奶、父母和老师，还有那么多小伙伴们陪我度过了那么多欢快的时光，让我感恩不尽、令我刻骨铭心。

后海塘已经看不到海了，再也不会决堤了，但它依旧很美。家乡很美，因为它陪伴我长大，美不在于外观，而在于感受，它已经刻在你的记忆里了。

在我写完这篇叙事文的时候，爸爸已经逝世了，三个月前他还能健步如飞，如今却像一片枯叶，无力地飘落下来。摸着他尚存余温的额头，安详地躺在我的面前，怎能相信，此时爸爸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选择了这个周末的清晨离开了我，难道是为了不打扰我的工作？以前每次我去看他老人家，他总是说，你快点回去吧，去忙你的事吧。不麻烦别人，是他的为人。

生活在故乡这片土地上的长辈们都会慢慢离世，下一代又会慢慢长大，就像我小时候每逢下雨，我看着雨水往下滴，雨打在水缸的水面上，会泛起一个个水泡，但一眨眼，水泡就被雨滴打碎，同时，又在破灭的地方，泛起一个个水泡。后海塘的黄昏和夕阳，预示着这一天即将落幕，但又会迎来新的一轮日出。

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