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留在2020年的中国医生

生者可以给死者的死追加很多意义。但对逝者来说，死去了就是死去了。

在肿瘤科呆了几十年、跟人类最恶劣的疾病缠斗了大半辈子，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张朝阳在2020年3月1号这天体会到了职业生涯中最无力的时刻——这天早些时候，张朝阳知道了他的老同学、武汉中心医院甲状腺和乳腺外科的科室主任江学庆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

跟其他科室不同，张朝阳在日常工作中接触的大多都是癌症晚期病人，“他们的结局我大概都能够预料到，所以我一般都有思想准备。但他这个，真的是太突然了，好好一个人，突然一下子就没了。”

也不是绝对的时间意义上的突然，张朝阳回忆，江学庆在1月13号已经觉得不大舒服，但当时并不严重。他是个工作狂，出完门诊后他还连续做了好几台手术。1月17号，情况开始变差，江学庆拍了CT，“肺里有白斑，一大块一大块”，当天，江学庆被确诊新冠肺炎入院。

江学庆。图 / 楚天都市报

1月18号，江学庆的病情突然恶化，19号就上了无创呼吸机，张朝阳完全没想到这个病“这么凶”。1月20号，钟南山对外公布新冠肺炎“人传人”的当天，江学庆因病情过于严重，被转入中心医院ICU病房。两天之后，病情未见好转，又被转入武汉市肺科医院。1月27日，江学庆病情危急，医生们给他用上了ECMO，此后33天，这台ECMO勉强维持着江学庆的生命。

张朝阳所说的“突然”更多是情感上的。江学庆离开之后，张朝阳努力回忆跟他最后一次碰面，“什么细节也没有”，就是像这大半生里任何一次，匆匆遇见，打个招呼，然后各自去忙。张朝阳跟江学庆是同济医科大学1981级的同班同学，八十年代的医学生，对医学和世界大都怀抱满腔的热情，相识快40年，张朝阳觉得不能接受的，是记忆里几乎一直很热情、很有活力、对医学始终是如痴如醉的这么一个人，最终没有救回来——江学庆成为了武汉中心医院因感染新冠肺炎殉职的第二位医生。

江学庆生前最后的会议记录。 图 / 网络

但仅仅两天之后，噩耗再次传来，该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梅仲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3月3日中午12时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享年57岁。”

梅仲明是李文亮的直属上司，在医院，两个人曾同用一间诊室。梅仲明离世的消息伴随着一张照片迅速传播，照片是诊室门外的标示牌，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主任：梅仲明，医师：李文亮”，眼科疾病常关乎一个患者的光明与黑暗，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有“明”，一个带“亮”，梅仲明去世后，这小小的巧合刺痛了许多人的眼睛。

诊室门外的标示牌。图 / 网络

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在疫情发生后拣起多年不用的微博，实名记录着身边倒下的同伴，2月6日深夜，外界为李文亮揪心不已时，蔡毅在没有提及李文亮名字的情况下写：“我好希望兄弟你突然在我的朋友圈蹦出来，说，老子好好的，你等着老子来换你岗！”

3月1日，江学庆离开，对蔡毅来说，江学庆是老大哥，是榜样，早前两人经常在日夜颠倒的加班后遇到，江学庆爱笑，一两句话就把你胸口捂热了。蔡毅写：“老江走了，我第一感觉，是麻了，过了一下，才想到要哭，要写！这场战役，没有硝烟，却不知不觉，带走了我多少战友，让我心痛，心痛到麻木。”

仅仅两天之后，是梅仲明，“一个，两个，他妈的第三个了，第三个了……第一位，我愤怒，不安！第二位，我伤心，害怕。第三位，麻了，我彻底地麻了！”

悲伤与心碎并不止于武汉中心医院。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已有超过30位一线医护人员失去生命。

他们中的14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这其中，除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阳江农场医院的医生杜显圣外，其余13位都是湖北地区的医生。

其他去世的医生则大多因连续加班、突发疾病过世，其中云南彝良县奎香乡的乡村医生陈健，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毛样红则是在工作时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段心碎——

梅仲明生病期间，曾在中山医科大学80级的大学群中求助，“现在我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监护室，上着胃管和尿管，自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了……听说中大医院的邱海波教授戴着团队在我们这里的金银滩（此处为应为潭）医院支援工作，不知道各位与他熟悉不熟悉，我已向我这边的医院要求转金银潭医院，但没有得到转的回应，看能不能找邱教授帮忙点名转我过去，那里的治疗条件比我现在的医院要好很多，有肺膜，我想不上肺膜我可能顶不住了，拜托各位小伙伴了，打扰了……”

梅仲明最后一次回复好友的问候。图 / 网易新闻

江学庆生病期间，家人给他录了小孙子的视频，这是隔离中的江学庆不多的安慰。他离开后，女儿江紫妍拿到他的手机，发现爸爸在病情恶化的1月18号，给爷爷奶奶录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江学庆说，“儿子这么大了还不懂事，都没有时间陪陪爸爸妈妈，这次我一定会争气挺过来，等病好了腾出时间好好陪你们。”

武昌医院的护士柳帆，最初是因为一条辟谣微博为外界所知，她在2月14日因新冠肺炎去世，一张流传甚广的朋友圈截图中记录了她最后的时间，“大年初二还在上班，当时没有防护服，基本裸奔，结果全家感染，父母过世，今天情人节，她也离开我们了，全家只剩弟弟还在ICU抢救。”事实上，他的弟弟在当天凌晨已先她而去，后经财新记者证实，柳帆的弟弟正是离世前留书一封、让世人得知一个武汉普通家庭在短短一月之内所经历的惨烈的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

一张记录了柳帆最后时间的朋友圈截图。图 / 丁香园论坛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又称“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的医生彭银华去世的消息传来，他的大学班主任刘远海脑袋“嗡”的一下，“他才当了半年医生。”刘远海知道彭银华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早年中风留下了后遗症，他是贷款读完的大学，家里三个孩子，就他一个大学生。所以这半年，对彭银华的家庭来说，是苦尽甘来的半年，也是刚刚勉强能尝到生活中那点儿甜的半年。

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文军，在病重之前，曾在同事的协助下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当时他的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吐字很吃力，妻子当时并没有能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后来旁边的同事告诉她，黄文军最后的话是，“早点接我回家。”

黄文军生前最后一张朋友圈，有猫、有咖啡。图 / 楚天都市报

河南许昌的村医王土成，连续加班之后在自己工作的卫生室猝死，他只有37岁，儿子13岁、女儿才4岁，他的父亲两年前查出癌症，常年卧床，母亲也体弱多病，王土成靠村医的微薄收入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出事的时候家人不在身边，人们后来才知道，去世那天的凌晨12点17分，王土成还给村子里肚子不舒服的村民抓了药。

云南彝良的村医陈健，是两个幼儿的妈妈，彝良山多路远，平常的工作只靠一辆电动车。出事那天，下乡完成了一天的疫情防控工作后，陈健在返回村卫生室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殉职。陈健平常是个踏实羞涩的人，话不多，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只有一岁，在家停灵那天，两个小朋友身披白布在棺木前送别自己的妈妈，家人为她修了墓碑，按照当地风俗，墓碑上写的是“故先妣周母陈健老儒人之墓”，而这个在同事印象中话不是很多，总是带一点腼腆的乡村医生，去世时也才只有26岁。

还有一部分逝去的医生，并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的名单。

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2月13日，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医生刘文雄在家中猝死。由于刘文雄并非感染新冠肺炎，也未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与地点死亡，仙桃市人社局在2月20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刘文雄生前一个月接诊3181人，远超卫生院一般医生。媒体介入后，刘文雄的家人才最终在3月7号拿到了迟来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2020年3月8日，“丁香园”报道了湖北天门中医院医生罗轩生命最后一程的遭遇。她是最早感染新冠肺炎的医生之一，因为床位紧张，封城后交通瘫痪，罗轩本身又因为早年患小儿麻痹行动不是很方便，她病重期间，都是由60多岁的公公背着去医院。罗轩在2020年1月30号病重不治，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公开的殉职医生名单中。

江苏省泰州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姜继军是媒体公开报道中第一位离世的医生，根据该院官方公布的一篇悼文，1月23日，姜继军“在查房后奔赴发热门诊的时候，因呼吸心跳骤停，倒在他心爱的岗位上。”但在记者试图联系采访时被院方宣传人员告知，“姜继军不是在抗击疫情时去世的，原因是基础疾病，报道姜继军没有依据。”而先前院方微信公号缅怀姜继军的文章，也已经被删除。

这些被病毒、疾病和意外阻遏在这个冬天的生命，在这次疫情面前，提供了中国医生群体的一个悲伤截面——他们中年纪最大的68岁，最小的只有26岁，他们分散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城市和乡村，承担着城市和乡村医疗系统日常运转之责，在此次疫情之中，身为医护人员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原样复制着非典期间的“英雄神话”。

回头去看2019年12月，这些医生的生活仍然是一片静好的样子。

李文亮跟往常一样，在他的微博里转发着数码测评和抽奖微博。彭银华正在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他是一个拽着生活的稻草努力向上的小伙子，跟妻子领证两年，这场婚礼是彭银华给妻子和未出世宝宝共同的礼物，他给亲友们一一发了喜帖，跟许久未见的宿舍的兄弟们承诺，等着大年初八婚礼那天的一醉方休。武汉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夏思思刚刚在11月休了年假，她是一个两岁宝宝的妈妈，辛苦了很久，终于迎来了放风和全家出游的日子，一家人去了三亚，穿着鲜艳的花裙在海边开开心心拍了很多照片。年假休完后夏思思心情很好，充满电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这样的生活本应继续，“英雄神话”或许也不必上演。

2019年年底，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武汉中心医院陆续接诊了很多高热病人，12月30日，一位患者的送检报告出来，报告显示，这名患者感染了一种冠状病毒。看到这份报告的该院眼科医生李文亮随后将截图发到大学群里。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事。

同样看到报告的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感觉事关重大，随即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部门报告，她在报告中写着“SARS冠状病毒”的地方用红笔画了个圈，然后拍照传给了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在她看来，这是同行之间的交流，也是任何人都会做出的提醒身边人留意的举动。但之后的事，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与之相对应的是，从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就诊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的这段时间，正是包括武汉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的时间——包括殉职的医生们在内的一切后来让人悲伤心碎的故事，都在这段时间埋下了无可挽回的种子。

不明肺炎出现后，李文亮将病人的检查结果发至大学群里。图 / 新浪微博

2020年3月6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表示，湖北省已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

据丁向阳介绍，医护人员感染主要是在疫情发生早期，是在2020年1月份及之前，这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60%是在社区感染，均为湖北当地的医务人员，大多是非传染科的医生。对于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原因，丁向阳称，主要是“初期大家对病毒的认识还不足，防控知识缺乏。”

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了此次疫情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医院样本。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此次疫情中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医院之一。目前，这家已有140年历史的医院职工感染人数超过200人，多位院领导和科主任都被感染，其中多人病情危重。

事实上，这家医院并不是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医院，根据地图信息显示，该市场附近距离较近的大型医院依次是武汉市红十字医院（1.1公里）、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1.2公里）、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1.5公里），这些医院在疫情爆发初期均经历了病人大量涌入的慌乱和失序，其中，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因为张继先医生坚持预警，第一时间避免了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的可能风险。

“她们医护感染就比较少，距离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但是因为那边措施比较好，所以就避免了很多（感染）。”提到张继先的时候，张朝阳感受复杂，他并不认识对方，但在新闻中看了很多次报道，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

艾芬也痛心于这样的代价。她与江学庆住一栋楼，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江学庆去世的第二天，在接受一个采访，说出了那句被广泛传播的话，“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据她观察，武汉中心医院感染的医护人员中，属于一线科室的急诊科和呼吸科反而不重，真正代价惨重的都是外围科室。在梳理后得到的信息也可以印证艾芬的说法——因新冠肺炎去世的14位医护人员中，除武汉江夏第一人民医院的彭银华和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黄文军是在呼吸科工作外，其余12位均是“外围科室”。

3月9日，武汉中心医院再次传出噩耗，眼科主任朱和平因新冠肺炎去世，朱和平成为继李文亮、梅仲明之后，眼科殉职的第三位、也是该院第四位殉职的医生。“一直默默无闻，一直勤勤恳恳，一直兢兢业业，外界甚至都不是您也生病了，您也危重。”一位中心医院的医生在朋友圈写道，朱和平是中心医院眼科退休返聘的主任，在科室中一个人承担着造影和激光的重任，对年轻人的要求从不推脱。

艾芬也在朋友圈记录了朱和平的老实和安静：“安静地给人看病，安静地跟人谈话，安静地戴上老花镜，安静地交给患者处方。安静地感染上病毒，安静地在家隔离，安静地因为病情加重来到急诊，安静地住进重症监护室。最后今天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艾芬的痛心和后悔还在于，这些原本以谨慎和理性为本能的医务工作者，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被救死扶伤的另一本能驱使，继续门诊和手术，继续被患者层层包围。她几次说起江学庆的忙，心里装的全是手术和病人，别人的门诊到点儿准时下班，他的不行，一定得送走最后一个病人，“他也不会跟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你们那里是不是有这个事？大主任听的都是医院怎么说的，报纸上面怎么说的，手机上面的新闻是怎么说的。他肯定就大意了。”

这一点，张朝阳非常认同。他跟江学庆认识这小四十年，两人能坐下来聊个天、吃个饭的时间两只手就数的过来，医生这个职业，就是“争分夺秒，病不等人”，他这样，江学庆也这样，即使在确诊后，江学庆也很乐观，“他绝对不会想到，因为这个病最后把命丢了。”

故事不能被改写，这场爆发之初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疫情，最终还是到了需要“英雄们”挺身而出的时刻——医生们的战斗必须继续。

除夕前后，彭银华感到身体不适，他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了将近一周，疫情发生后，他推迟了自己原本计划在2020年2月1号举行的婚礼，参与科室的隔离改造，彭银华的科室主任陈浩向媒体讲起一则关于他的细节，“这个孩子非常要强的就是，在生病期间，因为他怕我们的医务人员暴露的风险，他说他在病区里面帮助我们管病人，他已经感染了，所以他就在病区里面接触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帮助我们来管，就让外面的医生尽量少进入。”

也是除夕当天，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向领导递交了自己的请战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申请去隔离病房，共赴国难。”

黄文军的“请战书”。图 / 网络

42岁的黄文军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已经在呼吸与危重科工作了近20年，一组数字透露着他那几日的忙碌：1月23日，呼吸内科门诊量351人次，黄文军看诊109人；1月25日，呼吸内科门诊量151人，黄文军看诊66人。除了医院的工作，下辖县乡的工作也要顾及，1月26日，黄文军受邀至云梦县和安陆市进行巡诊，凌晨0时30分才返回家中。

作为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科室主任，陈浩告诉媒体，彭银华刚确诊的时候，症状就有点重，“但还不至于到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地步。”现在回想起来，陈浩觉得心疼的地方是，即使是身体不舒服，彭银华也没有做出病殃殃的样子，“他都比较从容，没有特别地悲观。当时他隔壁床一个阿姨已经死掉了，死亡离他这么近的时候，他都没有以一种特别悲伤、特别难过的这种口吻跟我们讲。”

疫情持续至今，陈浩掉过两次眼泪，一次是彭银华情况突然加重，江夏医院没有ECMO，他打了能想到的所有电话，“他才29岁，你很着急，求上级，求指挥部，然后能够帮助联系，把彭银华转到有ECMO的医院去。第二次，是听到彭银华离去的消息。”

作为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呼吸与危重科医生，陈浩坦言，这个病带给了他更多的无力感，“就是说，你真的太想把他救回来，但对这个病，相对于通常我们对疾病的认知，医疗给予的帮助可能能起的作用比较小。”彭银华被转入金银潭医院后，曾采用血浆疗法治疗，医生们把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的300毫升血浆输送到他体内，最终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病毒入侵到人体里面，它会引起炎症反应，炎症反应这个开关一旦打开了以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细胞因子风暴，但是现在这个病毒随着我们认识，它不仅仅是这个炎症风暴了，它还有功能性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打开心脏，打开消化道，打开肾脏，打开肝脏、胆管、胃肠道等等，它进入到这些细胞组织内发挥它的作用，它会侵入到各个器官里面，然后破坏这些器官的功能。年轻人就像彭银华，像李文亮，虽然身体比年老体弱的、有基础病的身体要好，能够承受的更多，但是这个打击不断地带来。他们也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像李文亮，像彭银华都坚持了20多天，快一个月了。但是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你仍然在这个时间内，你体内的免疫反应没有建立起来，没有能够清除这个病毒，你最终还是会被摧毁。”

这样的摧毁会让病人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也是陈浩作为医生不愿意去细想但必须面对的部分，“呼吸困难，发热，头痛，胸闷，然后就是心悸，然后就是腹泻，主要是这些，末期的话，影响到肾，会出现少尿，特别像彭银华，他就出现了胰腺炎。”

彭银华的追悼会。图 / 长江日报

而因为新冠肺炎强烈的传染性，因为抗击疫情的严峻形势，每一个最终被病毒吞噬的人，生命最后的时间，又都必须去承受某种孤独。

同济光谷院区ICU的负责人、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圣青早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描述可以佐证这种孤独，“你想想，每一个病人死的时候，周围没有任何亲人，都是我们这种陌生人，而且陌生人他连脸都看不到，眼睛还是在护目镜后面。死了之后，他家里人能领到的就是一盒骨灰。每一个人他活在世界上他都值得被爱，值得被尊重。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让武汉很多的新冠肺炎患者在离去的时候毫无尊严，毫无爱的感受。”

张朝阳的岳父也因为新冠肺炎去世，只能等疫情结束后去殡仪馆取骨灰，普通人告别生命的步骤在这时全都是打乱的，“这个事情不要去想，直接就拖走了，都没办法的。”

与被感染而逝去的医护人员相对，宋英杰、姚留记等倒在防疫一线的医生则承担了此次疫情中沉重的无常。

大年初一，湖南省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的青年医生宋英杰，接到了单位疫情值班通知。告别家人，宋英杰便赶到40公里外岳临高速东湖收费站，跟同事们一起，为过往人员检测体温。宋英杰还不满28岁，全副武装套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之后，他很开心地拍了一张只能看得到眼睛的自拍照。

在河南省郏县冢头镇北街村，68岁的老村医姚留记则在不安中度过了自己的春节。腊月二十九，姚留记接到上级卫生部门阻击疫情的命令部署，在重乡土讲人情的河南，大过年的让乡亲们乖乖呆在家中并非易事。那些天，姚留记走街串巷，进行防疫宣传，挨家挨户排查，登记返乡人员，对重点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家里人劝他悠着点儿，让年轻人多干点儿，老头儿犟得很，始终不肯。

2月3日凌晨，换岗过后的宋英杰回到卫生院宿舍休息，此后再也没有醒来，那是他连续加班的第十天。被发现时，他身上还穿着毛衣，家人猜测他可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出了事。

一天后，午饭的面条儿吃到一半，姚留记就放下碗开车去到了执勤卡点。在给一辆过路的三轮车的司机测完体温后，他自己念叨了一句“可不得劲儿”，一下子就歪在椅子上，再也没有反应。

自1月23号开始，全国各地抗疫一线接连出现近20起医护人员连续加班突发疾病猝死事件。几乎全部都是突然的、没有任何征兆的、来不及反应的死亡。

这些殉职医护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基层，其中有7位是乡村医生。这些医生谈不上有多么精湛的医术，很多人甚至还很年轻，基层收入不高，七七八八加起来大概也就2000块左右，春种秋收，很多还要在给村民们看病抓药的间隙忙自家的农活儿。

疫情面前，他们提供了中国医生的另一侧面，他们温和，他们服从，他们付出生命。

68岁的姚留记平常有辆老旧的代步车，接到上级的防控命令后，他自己去打印了一条写着“抗击冠状病毒宣传车”的横幅，又在车上外接了个喇叭，这辆老年代步车摇身一变就成了防疫宣传车。

担心乡亲们不听劝，或是对防疫不上心，姚留记自己编了一段顺口溜儿，他的儿媳李素贞日常会在卫生所帮忙，她说，这段顺口溜儿是姚留记自己在家里琢磨出来的，村民们很欢迎。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村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村医，往往是备受尊敬的角色，但姚留记从来没架子，特别爱开玩笑，所以疫情一来，他也乐于用大家都喜欢的方式传递防疫知识，“他不是说我年纪大还是咋，就你们得听我的。”

这段顺口溜儿里，有一个中国底层医生抗击疫情的责任和决心，有他对上级命令的绝对忠诚，同时也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村医面对底层民众的灵活和耐心，有调皮的地方，也有迂腐的地方，更有一个68岁老人已经成为习惯的善意和啰嗦，姚留记倒下的时候，除了那句“可不得劲儿”，没来得及说任何话，陪伴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是喇叭里循环播放着的这段自己用当地方言录的顺口溜儿：

武汉病毒，来势很凶；死亡病例，不断发生；中央下令，决战疫情；举国上下，全国皆兵；不论年龄，谁也不中；政府号召，积极响应；封村路口，只为苍生；不要串门，呆在家中；陪陪老婆，陪陪老公；勤洗手，常通风；返乡人员，自我防控；在家睡觉，也算立功；隔离期满，解除禁令；佩戴口罩，安全出行；汇报情况，积极主动；隐瞒不报，罪过不轻；轻则拘留，重则判刑；这场战役，人民必赢；感谢中央，决策英明；风雨过后，定见彩虹。

如果硬要把这次疫情比作一场战争，正像每一场战争都必须付出代价，面对新冠肺炎这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超强传染性疾病，离去的的医护群体成为了那个“不计一切代价”中的“代价”。而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逝去，又远不止“一个人逝去了”这么简单。

疫情期间，纪录片《中国医生》伴随着网络平台的播出迅速走红，纪录片中，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医师朱良付一段话打动了很多人，天性乐观、每天骑着小电驴往返于家和医院间的朱良付半是无奈半是心酸地说起医生这个职业：“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就我家庭的责任我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得要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医生），我现在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中国医生》剧照。图 / 豆瓣

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可以计算，一位医生的离去，背后是多少长期倚赖他的患者，这些患者背后又串联着多少焦急或心碎的家庭。而就医学本身而言，一位医生的逝去，会带走多少伴随时间而累计的经验，多少用以延缓病痛和挽救生命的技术。

医生们死去。他们的技术和经验也跟着死去，他们的情感，他们给患者带来的信心和安全感也跟着死去。

“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真的是最好的年纪，他已经到了，可以说是到了他人生的顶峰，而且自己还在往上走。我们有的人到了顶峰看到头儿，基本上就是，就要往下走了嘛，他还要往上走，但是突然一下子就这么陨落了，确实让人太伤心，太可惜了。”抛开同学和老友的身份，仅仅作为医学同道，张朝阳都对江学庆的离世痛心不已。

江学庆生前问诊时，和病人讲话的音量从来不会超过60分贝，被称为“60分贝暖医”。图 / 红星新闻

疼痛科主任蔡毅在追思文章中提到了江学庆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所做到的事，“武汉中心医院的甲状腺科，由十多年前海归的他‘白手起家’，现在做成了全武汉最硬的甲乳招牌、中心医院流量最大的科室，每年的诊疗收入高达两个多亿。十来年间，3000多名乳腺癌患者在手上治愈了，经他成功治疗的甲状腺手术患者也多达1.2万名。”

每一位逝去的医生，都带走了他/她为之钻研和积累的全部——

梅仲明做一台白内障手术，一般只要十几分钟。眼科手术需要绝对的冷静、果断和专注，手术时间每少一分钟都极为不易。对于疑难眼症，年轻医生们摸不清头绪的时候，“问梅主任”几乎是医生们的下意识本能。

梅仲明生前做眼科手术。图 / 长江日报

2月7号离世的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指挥部副组长徐辉，本职工作是一位妇产科专家，今年51岁的她擅长处理各种危重产妇，她去世后，一位当年由徐辉接生的孩子的爸爸专程前往吊唁，这位爸爸跟在场的医生说，如果不是徐大夫竭尽全力抢救，他的儿子活不下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教授林正斌，是我国知名移植专家，从事器官移植工作30多年，拥有丰富的临床、科研和教学经验。他在2017年退休后被返聘，在肾移植手术、术后管理和危重病人救治方面都是专家，在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和器官保存液的研发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备受后辈尊敬的师长，为我国器官移植人才培养贡献了众多新生力量。

同样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当过科室主任，手术做的很好。作为有专业背景的管理者，他在武昌医院推进了一系列改革，让这座早先技术薄弱、科室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的二级医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升为三级，无数医生和患者因之受益。

疫情期间，刘智明在病房外安排工作，怕同事听不清，摘下了口罩。图 / 湖北日报

同样不可计量的，还有医生与患者间可能的情感连接。

江学庆是武汉中心医院“网红”医生，在病人的叙述中，他是个冬天给病人检查身体都要把手尽量搓热的医生，“人好的不得了”。

这种情感连接在乡村医生的世界里更加紧密。将近50年的时间，姚留记是村子里3000多乡亲的依靠，村民体检，小孩接种疫苗，村子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守老人有个头疼脑热都得找他。

李素贞告诉记者，父亲走的时候，有件事她很感动，当时眼看姚留记状态不好，旁边的人大喊赶紧拿床被子来，结果现场的一个村民冲到家里把自己盖的被子抱了出来。其实姚留记当时已经不行了，在农村，这样的事多少还是有忌讳。后来李素贞去感谢这位村民，对方说，“婶儿，你这是说啥哩，俺小时候哪个孩儿没有半夜黑天喊俺爷起来过，不管多晚，只要喊俺爷一声，没有不起来给俺看病的。俺们都是这么大的。”

采访的时候，陈浩反复说，不要把彭银华写成英雄，不要把任何医生写成英雄，因为“一个医生失去生命”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人痛惜和伤心。

几乎注定的，李文亮成了所有医生中特别的一个。2020年2月6日到7日凌晨，他的逝去成为许多国人关于这场疫情的记忆中，最尖利的一根刺。而在价值观日益撕裂的舆论场上，关于他是否是“英雄”、是否是“吹哨人”的争论，曾在他离去后的几天，成了人们最热衷争论的命题。

这样的争论随着几天后钟南山院士接受路透社的一段采访稍稍平息，在这段采访中，院士或是医学权威的身份之外，83岁的钟南山眼含热泪、只是以一名中国医生的角色评价自己的同行，“我认为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中国的英雄。我也觉得他是，我为他骄傲。”

2月7日，李文亮凌晨被宣布死亡的当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3月5日，国家卫建委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决定中提及，“追授徐辉等34位同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李文亮、彭银华、夏思思等人的名字均位列其中。

彭银华去世后，陈浩看了一些报道，他成了榜样，成了英雄人物，说不出为什么，陈浩不喜欢那样的表述，“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一个普通家庭里面不是天之骄子的普通大学生，然后就这么没了，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难过）。”

在他眼里，彭银华是个老实孩子，科里就他一个男医生，要搬个什么东西，干什么力气活，他总是首当其冲，同事们碰到事儿需要调班，他也从不拒绝，这样一个热心本分的人，疫情来了，又是在呼吸科，陈浩并不觉得彭银华干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职责所在，这就是他的职责，这就是他的行业里面要求他这样去做，他就这样去做了，这就是他的工作，这个代表了千千万万的医生。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上去了，也不用加状语，义不容辞啊，不用，热血澎湃，都不用，就是工作，我去做了。”

武汉中心医院的张朝阳也不觉得老友江学庆是英雄，“作为个人来说，这个英雄一般都是舍身取义的，牺牲个人的，我们可以牺牲个人的一些利益，但是没有谁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会说江主任真的是一位优秀的医生，真的是一位非常有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学术能力的医生，失去这样的医生，真的是特别大的损失。但是你说江医生他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吗？他不愿意，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

张朝阳的岳父、岳母、儿子均感染了新冠肺炎，岳父最终因病情过重离世。承受着家人和挚友的生病或离去，作为科室主任，张朝阳还是带队上了一线，“我是主动要求上前线的，但是我愿意死吗？我不愿意死的，如果我死了，你们也可能会称为我英雄，我不服气啊，我并不想当英雄，这个英雄当得太惨了。”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问起陈浩，这么多医生逝去，这么多的“代价”，几万医护人员在前线奋战，等疫情结束后，会带来哪些变化？

陈浩提起两件小事，疫情刚起来的时候，他们科室承担了很多任务，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疫情、对于他们的工作很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病人对着我们讲，我们穿防护服，说你们怕死还当什么医生啊？就追着我们说，你们怕死当什么医生啊？”

一年轻护士瞒着父母从广东赶来武汉。图 / 央视视频

另一件事是网上的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个中年男子追着护士骂，为她为什么没有打扫厕所。护士带着哭腔跟该男子解释，隔壁39床刚刚有人去世，而且医院的卫生有专人负责，对方不该这么骂人。

这段视频被发到网上后，网友们发现骂人男子是湖北省市场监督局后勤服务中心的一名干部，于是群情激愤，直到有关部门将该男子停职处理，本人郑重道歉。

“在这时候，只能说这个人愚蠢，说实话，在这个时候，医护群体被压抑太久了，疯狂的转发。但是你想过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平常会怎么样吗？”陈浩很快自问自答，“如果平常的话，医院里面还会处罚这个护士，还会和这个人道歉，还会马上满足他的要求。”

本以为陈浩会顺势讲述医护人员的辛酸不易，但他突然话锋一转，“医务人员这样做，说实话，也有一点点小恶意。因为医务人员的话，视频的转发，虽然那个人不对，但是医务人员也是很暴力的，因为这个视频就是一种暴力。”

对于信奉绝对理性的陈浩来讲，他非常清楚，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国家这一段时间以内，宠爱着医生，因为现在医生在一线，你得打仗嘛，各种政策向医务人员倾斜。”但他非常清楚，这种宠爱是暂时的，也只能是暂时的。包括医生们的死所引发的全民的伤感和悲痛，当然也只会是暂时的。

年龄比陈浩稍大一些的张朝阳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说起有一天看新闻，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王辰向外界介绍了武汉方舱医院中的情况，医生跟患者在方舱医院跳广场舞，唱歌，发自拍，这段采访中王辰感慨，方舱中患者之间互相帮助、医患之间高度协调，有医生感慨，感觉20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武汉一方舱医院内医护人员正带着患者们一起跳广场舞，配乐为《火红的萨日朗》。图 / 好看视频

作为一线医生，张朝阳无法认同这种乐观。“当初非典的时候也是，大家好像对医护比较尊重一点，但过后你看，一切回到从前，而且还越来越硬。”在他看来，方舱更像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乌托邦，吃饭看病不要钱，患者大多是轻症，所以矛盾自然少。“那是最和谐的医患关系。但是你把这个事情过完以后，你可不可能那样啊，病人看病照样掏钱，要倾家荡产，好多病还是治不好。你治不好他的病，他还是要找你拼命。”

唯有从这个角度理解，张朝阳才承认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医生身上真的带着那么一些英雄主义的东西，“所有的医生是在这样的土壤上面，坚持在一线，甚至付出了生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武汉某方舱医院，一位年轻人躺在病床上专心看书，走红后网友称他为：“清流哥”。他当时阅读的书为《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图 / 楚天都市报

陈浩在最后再次提到李文亮，来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前，陈浩在中心医院工作过，相比于后来外界的纷纷扰扰，陈浩更愿意让人们正视的，是在人类未知的疾病面前，“其实很渺小的，很渺小”，全国最顶级的医疗专家，最好的设备，那么多人的关注也救不下一个人的情况，能让人们意识到，“医学真的不是万能的。”

那么多医生的逝去，还是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吧？

陈浩的回答是，“我很喜欢西西弗斯推巨石的故事。我觉得他愿意把巨石推上去，然后滚下来，再继续推上去，他很幸福，但是别人觉得他很绝望。我觉得他很幸福，因为他时刻保持着守望，虽然是无望，但是他保持着希望。你要说变化，那就是一些人走了，留下的人，还得继续推石头。”

2020年2月7日，北京通惠河边，有人在雪地里写下了“送别李文亮”五个大字。图 / 中新社

（感谢韩逸、张月对本文的贡献）

推荐阅读

我们在2020年的那些困惑，郑渊洁早就给出了答案

丹棱街的人群散去后，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

这是今年娱乐圈最温暖的故事，但并不只有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