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态学视角外语教学的特征和趋势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国内外语教学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已有十多年历史。通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外语教学的生态学视角研究主题丰富，教育生态学是研究的热点，大学英语是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但该领域的研究宏观多于微观，研究内容和重点极不均衡，与生态学理论的跨学科融合还不够深入，实证研究匮乏，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发掘新的研究方向。生态学视角外语教学研究的数量及变化、研究队伍的状况、关注的焦点议题及变化、宽度与深度都反映了基于生态学外语教学实践的基本走向。

20世纪70年代末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给传统思创维方式和学术研究带来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后一个实现批判性转向的学术领及域，外语教学领域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后方法”转向（陈力2009）。该转向表现为对单一方法有效性201的怀疑，对方法多元性、开放性、相对性和特定性的强外调，以及对那些曾经被忽略但对课堂教学实践产生为：巨大影响的因素，教学发生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在和政治关系如学习者身份、教师信仰、教学道德和当究”地文化等问题的特别关注，教师和学习者等身份产生了新的定义，具体性（特殊性）、实践性和社会可行分性等参量成为新的教学原则。“生态”的观念就此引“大人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语言学习生态观认为，教育理系统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类似，应关注并改善系统内研各生态因子的关系（van Lier1997）；外语教学要注重地语言课堂的动态性（Tudor2001），重视学习者和教师的个体差异（Tudor2003），创造有效的生态环境，激当发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升语言教学的质量着（van Lier 2010）。不少学者从教师课堂话语（Thoms升的2014）、技术辅助（McNeil2014）、虚拟课堂环境下学展亲生互动（Thoms&Poole 2017）等方面探讨语言学习的给养（affordance）问题，即语言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环收境中所能获得的内容（van Lier2004）。

近十多年来，国内外语教学领域也开始从多个角度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关注外语课程生态化（陈坚林2010：191-229）、基于网络的外语学习环境创建（魏晶2012）、外语教师生态发展（雷丹2015）、学生生态位（李晨2016）等，这些都为国内外语教学及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启示。任丽（2015）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2005-2014年10年间相关论文的分析，对国内生态视角的外语教学研究总体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其主要发现为：生态学运用与外语研究契合度不好、融合度不深，在研究内容上集中关注“外语课堂和教学生态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理论或定量研究。除任丽的研究外，未搜索到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归纳的文献。而任丽分析的对象集中于“大学英语”，研究范围难以有效表征国内运用生态学理论开展外语教学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和真实水平；该研究所采用人工统计、分析的方式，也不能系统、科学地反映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特点和趋势。

外语教学易于受到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影响。在当今复杂多变、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外语教学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在其作用和价值得到空前提升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外语教学发展新动向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值得关注。本文的研究拟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生态视角的外语教学研究相关文章进行统计和分析，从多角度探究国内生态学视角下外语教学及研究的现状、重点，讨论目前研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1.1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4个方面展开：

（1）国内生态学视角下外语教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是什么？

（2）有哪些研究团队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当前研究现状如何？

（3）该领域研究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或瓶颈？

（4）该领域研究的未来走向如何？

1.2文献选取

为尽可能收集到更为完整、全面的资料，本研究采用计算机检索和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文献。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以“外语”和“生态”“英语”和“生态”为主题检索词，发表时间不限，期刊类别选择“核心+CSSCI来源期刊”的检索方式进行检索，收集相关论文。然后通过人工排查方式，剔除与本领域不相关或关联性不大的论文，最终收集到有效论文284篇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1.3研究工具和操作方法

本研究采用美国陈超美教授设计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1.R6版本）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该软件通过分析得到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呈现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发展规律和分布情况（李杰，陈超美2016），以探索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知识前沿和发展趋势等（陈悦，陈超美，胡志刚2014）。

将收集的284篇有效文献导入CiteSpace中，设置时间区间为2005年至2020年，时间分区设为1年，主题来源（Term Source）为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节点类型（Node Type）分别选择关键词和“作者+机构”，抓取切片为每年前50位高频数据，运行程序，生成关键词共现和时区图谱、作者机构知识图谱，并对相关图谱进行分析。

在用Citespace对284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的同时，对论文进行了全文阅读，通过定量加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目前该领域讨论的核心话题，发现研究存在的问题。

2.1生态学视角下外语教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情况最初检索时未设置检索的起止期（检索时间为2020年5月底），但从收集的文献发现，国内生态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可见，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将生态学相关原理融合到外语教学研究的时间还不长，论文年发表量也不多。

从时间分布来看（见图1），2005-2007年为该领域的探索阶段，少量论文开始对此话题有所涉猎；2008-2010年是研究稳步发展期，每年平均有10篇相关文章发表；2011-2013年是相关研究发表的一次高峰期，三年共发表相关文章90篇。仅2012年外国语言类CSSCI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达到17篇，为历年之最，其中《外语电化教学》是最重要的贡献者，当年有12篇文章发表。2014年，相关论文数量减半回落。2015-2017年开始又呈现出一个新的研究波峰，随后平稳发展，每年的发文量在20余篇。从论文发表期刊分布来看（见表1），发表相关论文数量超过5篇的共有17种期刊，有8种为外语类期刊（其中7种为CSSCI来源期刊），9种教育类期刊（1种CSSCI来源期刊）。发表相关文章排名前三的期刊分别为《外语电化教学》（49篇）、《教学与管理》（29篇）、《中国外语》（15篇），而其他期刊仅是零星发表。

《外语电化教学》发表的相关论文不仅数量多（占了248篇近20%的分量），时间跨度长（2005年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就发表在此期刊上），关注的话题也很全面，值得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关注。总体看来，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国内外语教学研究已获得外语学界一定的关注，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近年趋于平缓。

2.2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代表文章的核心主题和主要内容，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键词在同篇文献中出现时被称为关键词共现。通过对关键词的共词分析，能够掌握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主体分布和学科结构等（李杰，陈超美2016：103）。利用CiteSpace对284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数据处理后得到图2的关键词共现分析知识图谱和表2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图表。

图2中每一个节点（圆圈）表征一个关键词。圆圈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明关键词之间在同篇文献中存在共现关系，连线粗细表明关键词共现频次的高低，连线颜色与图谱年份对应。高频关键词反映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中心性反映出该热点的重要性。一个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意味着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越多（Small1986）。一般认为，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为关键节点，在知识图谱中用紫色圈标出。

由图2可以看出，“教育生态学”的节点最大，其次是“大学英语”“生态化”“生态语言学”等。通过CiteSpace列出的高频关键词和中心性列表（见表2）进行进一步分析，超过10次的高频词只有5个，分别为“教育生态学”“大学英语”“英语教学”“生态化”和“生态语言学”。从中心性角度来看，有6个关键词的中心性超过了0.1，从高到低分别是“教育生态学”“大学英语”“英语教学”“生态课堂”“生态化”和“教学模式”。有些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都很高，如“教育生态学”“大学英语”“英语教学”“生态化”等，表明运用教育生态学的理论探讨大学英语教学是国内生态化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生态课堂”和“教学模式”尽管频次不是特别高，但其对相关研究的构架和思路也起到很大影响，也是该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

2.3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用CiteSpace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谱（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早期（2005-2010年）研究以教育生态学为主，主要关注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生态化等问题。尽管图谱中“教育生态学”这一关键词出现在2008年，关于教育生态学的论文最早由顾日国于2005年在《外语电化教学》发表，也是本文的研究所涉及的248篇文献中最早的一篇文章。顾曰国（2005）在文中对比了传统校园教育生态环境与计算机网络虚拟教育生态环境的差异，展望虚拟教育生态环境会给教育带来巨大变革。早期的研究更多关注外语教学，尤其是大学英语的宏观生态系统，提出应运用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教育生态学理论构建大学英语教学环境（陈坚林，谷志忠2008），建立基于信息化环境的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王林海，张睛，马兰2014）等；微观方面，教育生态学的理论被用于探讨创建“生态化”的英语课堂教学环境（刘森林2008）和外语学习者的个体学习生态环境（魏晶2010）等。10余年来，教育生态学一直是国内生态化外语教学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与其他高频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排名第二和第四的高频关键词，“大学英语”和“生态化”从2009年开始受到关注，两者也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在大学英语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构建大学英语教学生态，尤其是与网络关联的大学英语生态系统外，也开始关注大学英语具体课程生态构建。如将“生态化”任务教学模式运用于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构建教师、学生、任务、社会文化环境结合一体的语言学习生态系统（秦丽莉，戴炜栋2013）。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大学英语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因子（学生和教师），分析大学英语学生生态位现状及内外部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学生生态位扩充框架（李晨，陈坚林2017），探讨了教师“态”（生存状态）一“势”（成长发展）两大问题（雷丹，陈坚林2015）。而生态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是指把普通生态学的原理应用于探讨人类日常生活和活动中，从而推动人文社会学科的生态学化（黄国文2016），被用于探讨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环境创建（安琦2009）、大学英语生态化课程的建立（韩戈玲，董娟2011；邹晓燕，陈坚林2016）等，注重“兼容、动态、良性”的发展（陈坚林2010：221-222）。

2011-2013年是该领域的一个蓬勃发展期，出现了众多互相关联的关键词，如与生态学视角相关的“生态课堂”“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态位”“生态语言学”等；研究的对象也从“大学英语”扩展到“英语教学”“外语教学”“大学英语教师”“中小学生”等。同时开始讨论“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也成为常见的关键词。

2011年起，“生态课堂”和“教学模式”等开始受到关注。严格意义上说，“生态课堂”和“课堂生态”是两个侧重不同的概念。“课堂生态”是课堂这个生态系统通过课堂中各属性间的相互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刘长江2013），由课堂生态主体（教师、学生）和客体（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组成（董晓燕2015）。“生态课堂”是用生态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课堂、建构课堂，本质上是要建构内外关系和谐的、利于师生共同成长的课堂生态（刘长江2013）。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研究并未清楚区分两者间的差别。因此，本文的分析也把“课堂生态”和“生态课堂”一并纳入。早期研究关注和谐的大学英语课堂生态或生态课堂的构建（谭玮2009）。随后有学者开始探讨生态英语课堂的几大要素的相互关系，并提出生态英语课堂教学效率衡量公式，把跨学科研究提高到了更加纵深的层面（杜鹃，于洋2012）。也有学者开始把生态课堂给养理论三元素和同伴支架理论相结合，验证同伴支架的生态英语课堂教学是否有助于口语报告的质量（朱妮娅2018）。

在教学模式方面，基于信息技术的合作学习、自主学习、人机互动等教学模式被用来讨论大学英语相关课程生态化环境的构建和优化的问题（顾世民2011；朱政贤，穆惠峰2012）。

2012年起，生态学视角开始不满足于“大学英语”的讨论，关注包括更广泛范围的“英语教学”。生态学理论被用来探讨外语教育问题（姜秋霞2012）、双语/全英语模式授课（EMID（李颖2012）、英语专业整体课程设置（董曼霞2015）、儿童外语习得（汤红娟，王柯芦2018）和具体如商务英语、文学、翻译等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这些研究还比较零散，但对于生态化的外语教学研究的完整性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信息技术”在图3中也出现在2012年，尽管在图中并不是很明显，但实际上从第一篇关于教育生态学文章开始，国内外语教学生态化研究就跟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密不可分。除“信息技术”外，图中的“网络环境”“互联网+”“大数据”等都是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关键词。相关研究认为，外语课程应与计算机网络进行全面的整合，发展和优化虚拟教学环境，与课堂教学互为补充，共同实现学习者英语学习能力的提高（师琳2012）。除理论层面的探讨，一些研究开始尝试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生态化整合的实践。朱政贤和穆惠峰（2012）把博客和播客运用到大学英语精读课程的教学中，发现该教学模式能够在各教学环节促进构建自然和谐的大学英语生态教学环境。最近的研究中，英语翻转课堂生态系统建设（徐琳2018）和互联网+传统教育的大学英语生态课程（李霞2017）成为信息技术视域下英语教学生态学研究的新关注点。

2013年，“生态语言学”开始纳入国内外语教学的讨论。如果说教育生态学更偏向为教育学下的一个研究分支，生态语言学则是近几十年新兴的语言学研究分支，主要围绕“环境的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和“语言的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这两个方向进行讨论（Fill&Mtihlhausler2001）。早期的研究多半是以生态语言学为切入点，如高瑞阔和唐胜虹（2014）讨论了大学生英语学习同伴互动方面存在问题，指出要构建同伴互学的良好生态。尽管文章关键词和摘要部分都出现了“生态语言学”，但全文并未真正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来探讨外语教学，不属于真正生态语言学的范畴。直到2017、2018年，才有2篇文章从“语言的生态学”角度分析了英语写作能力发展问题，其中1篇关于学术英语生态写作构念和生态评估（齐曦2017），1篇关于构建儿童英语语篇仿写的语言文化生态模型（汤红娟，王林2018），把生态语言学融入外语教学讨论，为外语教学的生态化讨论引入了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

2014年以来，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大数据”“专业发展”“给养”等新的关键词，但是尚未形成真正的热点话题，有待进一步挖掘。

2.4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分析

作者/机构的知识图谱能够帮助读者发现某一研究领域学者或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解相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或研究机构（陈悦，陈超美，胡志刚2014）。在CitesSpace中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为“作者（Author）”和“机构（Institution）”，最终得到如图4所示的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节点大小代表作者/机构发文的数量；作者/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合作研究关系，连线粗细代表合作次数多少。

    由图4可知，目前该领域的高产作者和机构还不太多，作者之间的合作也不是很多。上海外国语大学（27篇）的陈坚林教授（9篇）为此领域的主要代表。陈坚林是最早提出生态化外语教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目前该领域的领军型人物。其在2006年就提出构建生态学视角下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融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随后带领博士生团队，从生态学的角度多方位研究了大学英语课程设置（陈坚林，谷志忠2008）、大学英语教师的态与势（雷丹，陈坚林2015）和学生生态位（李晨，陈坚林2017）等话题。乐山师范学院（12篇）的汤红娟（5篇）和江世勇（4篇）两位学者分别从语言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讨论了儿童英语习得（汤红娟，王柯芦2018）和中小学英语教师发展问题（江世勇2015）。他们为全方位的讨论生态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图4中标出了华南农业大学，但未显示团队成员。该团队以黄国文为代表，尽管团队发表论文数量不多，但作为国内首个拥有语言生态学博士学位点的学校，华南农业大学自2016年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该校借助学校本身的专业资源，会在此领域有更大的作为。总的来说，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生态化的外语教学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以陈坚林为代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团队和乐山师范学院团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黄国文等人为代表的华南农业大学团队是新兴力量，但还需要更多学者的更多关注和投入。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和对研究文献的深入研读发现，过去10余年间，生态学视域下的外语教学已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逐步扩展深化，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然而，生态学视域下外语教学及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3.1生态学视角下外语教学研究尚未形成研究规模

尽管国内外语教学生态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内容相当广泛，从早期宏观教育生态系统到微观生态课堂，从教师、学生、课堂生态环境构建再到与计算机网络的生态化整合，涉及课程从阅读、写作到翻译乃至专门用途英语（ESP）和双语课程，可谓内容丰富、面面俱到。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关注点从早期的教育生态学、大学英语到生态课堂，教学模式再到其他英语教学和生态语言学等，每个时间段都有重点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话题。但从关键词时区图谱可以看出，2014年以后关键词热点不再如前10年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年限较短，研究话题分散，尚未积累出热点，另一方面也表明对此研究的关注度在减少。多数学者的研究是非连续性的，未形成持续深入的研究态势，自2005年来仅有9位作者发表文章达到3篇及以上，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作者和研究机构偏少，尚未形成研究规模；从空间维度来看，多数学者围绕生态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研究是点状的，缺乏合作与协同研究。

3.2生态学视角下外语教学研究重点热点极不均衡

“教育生态学”不管从频次还是中心性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关键词，是该领域当之无愧的研究重点。但如仅从教育生态学来讨论外语教学，出现大量重复讨论，如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大学英语生态系统构建、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等，显得创新性不足。虽然生态课堂、生态位、生态语言学等生态学相关理论已开始受到关注，但不管从研究深度还广度上来说都有待进一步探讨。由图3关键词时区图谱来看，文献研究范围覆盖了外语教学的整个生态系统，从大学英语教学到英语专业和儿童英语习得均有涉及，但从文献发表数量和研究深度来看，多数文献在讨论大学英语的生态学研究，针对英语专业以及英语教学其他几个学习阶段的生态化研究还比较匮乏，小语种的生态化教学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这与我国多数区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外语教学并贯穿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共5个阶段的教育现状极为不符，也是缺乏国家、社会层面构建贯穿外语教学全寿命周期生态环境系统理念的体现和缩影。

3.3实践层面的生态学视角下外语教学研究匮乏

尽管关键词共现图谱上出现了众多生态学相关的关键词，但对研究文献的深入研读发现，早期研究多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把生态学作为英语教学研究的一个结论或启示，具体到如何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探讨英语教学设计和相关生态因子和谐发展的文章不多。刘森林（2008）是第一个真正提出把生态学具体理论（如优胜劣汰原理、相生相克原理、多样性和主导性原理、有机统一生态系统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教学中，建立生态化大学英语课堂模式的学者，但他也未做实证研究。真正与生态学相关的英语教学实证研究出现于2010年，魏晶（2010）通过测试和调查问卷方式发现，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建构外语学习者个体生态环境，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外语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同时也有利于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但从总体看来，多数实证研究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一个标签，或生态学与外语教学的融合处于浅表层面，或调查问卷或实践教学与生态学的相关性不大。

如上所述，目前生态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拓展。在理论层面，生态化视角的讨论需摒弃泛泛而谈。目前教育生态学框架下的给养和生态位范畴已得到了关注，但还未形成热点，可进行更深层挖掘，其他如花盆效应理论、优胜劣汰理论、个体发展理论等还缺少相关研究。生态语言学角度应更多关注影响语言发展的生态环境因素，把语言看作复杂符号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生命实体，探讨语言在言语者（by whom）、言语对象（to whom）以及言语服务对象（for whom）等多个方面所起的作用（van Lier 2002），如从国家层面探讨外语在整个教学大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如何制定出符合生态平衡规则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从生态课堂角度来看，Swain（1985）提出应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社会或心理联系，教学技术，物理结构和组织程序，课堂管理，态度、感知和期望。目前国内信息技术辅助的生态化外语教学已有不少研究，教师和学生对英语教学的态度和感知等也受到关注，但其他如社会或心理联系、物理结构、组织程序等方面还几乎没有相关研究。从各生态因子研究角度来说，尽管教师、学生和课堂内容安排都已有讨论，但外语教学如何站在更长远的角度、培养出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生态人”（黄国文2016），值得外语教学领域认真探究。美国学者（John Katunich&Jason Goulal）编辑的一本题为《对外英语教学与可持续性：人类世时代英语教学的新视角》（TESOL and Sustainability：New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Anthropocene Era）的论文集，收录了包括英语教与学中的生态教育和生态公平，语言的生态影响力，英语教学中的人类中心论审视，非西方视角的语言与可持续性研究等问题（转引自黄国文，肖家燕2017）。这些话题都对生态学的外语教学研究往纵深发展给出了更多新方向。

生态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研究是一个新兴主题，在发展历史不长的背景下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当前研究宏观探讨多于微观研究，与生态学理论的跨学科结合还不够深入，期待未来可以从研究理论和研究内容寻找更多的突破，强化实证研究，不断推进外语教学与生态学理论融合的深入探讨。由于文献作者对关键词的命名没有统一标准，用CiteSpace做相关分析时存在遗漏或重复计算的情况，得到的数据难免不够完整、准确。但对文献的研读可以发现，对生态学视角外语教学研究的分析，实际反映着生态学视角外语教学实践的基本面貌。生态学视角外语教学研究的数量及变化、研究队伍的状况、关注的焦点议题及变化、宽度与深度等，均很大程度上反映基于生态学外语教学实践的基本走向。

免责声明：原文载于《外语研究》，2020（5），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章。

编辑| 排版：张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