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一）|《中国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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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高教社外语微信公众号

中国外语2021年第1期（总第99期）

（点开可看本期目录）

改革论坛

主持人肖琼：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进入了新时代，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进入新时代，首先关系到中国自己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新时代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召开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启动大会，会上发布了中国高校《新文科建设宣言》。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尤其是新文科）建设工程对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怎样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外语教育的特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探索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问题，是摆在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多所大学举办学术论坛，探讨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问题。例如，在2020年9月，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前沿高层论坛”，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以“新文科、新变革、新发展”为主题的系列高端论坛，都涉及新文科视域下的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问题。本栏目内容主要摘选自这两次论坛。关于这个话题，本刊还会继续关注并发表学者的真知灼见。

新文科背景下的

外语教育与外语研究

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养

是外语教育的时代使命

曹德明上海外国语大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合作交流日趋频繁，外语语言文学学科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千所高校开设了外语专业，小语种专业也形成遍地开花之势。然而，各高校外语学科的建设规划和资源配置往往倾向于搭建科研平台和争取各类科研项目，没有给予高端人才培养足够多的关注。外语教育的规模发展带来的问题就是外语人才的低层次重复培养，低端人才已出现过剩趋势。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人才培养理念滞后。长期以来，许多外语教师认为，外语教育就是培养精通外语的专门人才，他们对外语专业的危机缺乏忧患意识，对外语专业发展改革没有紧迫感或不以为然，缺乏改革动力。甚至不少院系领导还是保持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二是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不相匹配。外语学科培养目标的表述一般都是：旨在培养综合素质良好、具有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外语专业人才。也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国际化、高水平涉外人才”。但目前大多数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过于传统，过于关注学生的语言技能，忽视其他基本素养，语言类课程占80%到90%，外语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上还是聚焦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翻译学三个方向。三是人才培养模式还比较单一。近年来不少高校已经修订了培养方案，明确了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但对如何复合、复合成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明确界定，不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度不够，培养模式变化不大，没能打破院系和专业之间的壁垒，外语和其他专业“两张皮”现象严重，还远没有做到深度融合。新时期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任重道远。

新时期外语教育的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来自外部的挑战有：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化；经济全球化出现新问题；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兴未艾；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规格变化，特别是新文科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来自外语教育自身的挑战有：办学规模发展过快；学生培养质量不尽如人意；毕业生发展潜力不足等。

新时期也给外语教育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发展机遇。国家急需包括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在内的五类人才，这都与外语教育紧密相关。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今天，国家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紧迫、量大。“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要求需要更多跨文化交际能力特别强、对语言对象国特别了解且掌握某种专业知识和能力、熟悉各行业国际交往规则与惯例、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强国际谈判能力、懂得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精通国际贸易与营销、了解国际和沿线国家法律法规、有能力解决争端、捍卫国家利益的精英人才。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建设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端人才。我认为，这是外语院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机遇。外语教育的发展状况充分说明外语专业的改革措施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培养会说外语的人还是掌握外语工具、会用外语服务国家战略的人，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培养目标。

习主席说过，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语教育要持续健康发展，最基础的问题是学科建设，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才培养。教育部领导在各种场合强调，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办学的根本任务，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新时期，外语教育首先应该把人才培养视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外语学科的科研也应该服务于人才培养，在外语学科的评估指标体系中应该大幅度提高人才培养的权重。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新文科建设的新形势下，外语学科必须以培养高水平国际化人才为时代使命，认真思考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如何创新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如何改革课程体系、如何使外语教育培养的人才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等重大问题。

（作者简介：曹德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语语言文学。）

对语言跨学科研究的反思

程工浙江大学

在当代，对语言进行跨学科研究势在必研究的另一面，即它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行，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推崇和倡导。本文以对汇聚多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取得高质量的成果语言生理基础的研究为案例，旨在提示跨学科并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须有共同的观念基础。对语言相同或相似的理解是对其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低要求。语言观念不同，目标追求不同，跨学科的语言研究基本上就无从谈起。在现代语言学中，语言观主要有理性论和经验论两种，前者认为语言离不开人类的生物禀赋，主张语言研究应以相关的生/心理机制为主；后者则认为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和人类交际的工具，提倡语言研究应主要以社会和文化为视角开展。这两种观念决定了各自的理论与不同学科结合时的选择。例如，法国医生布罗卡于1861年首次发现大脑左半球某区域受损会导致语言能力受损乃至消失，从而揭示了人脑与语言的关系。然而，当时的法国语言学者还沉浸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与语言生/心理机制的研究相距甚远，所以没有太多地受到布罗卡发现的影响。最终，他们选择了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定义为一种社会规约，并走向了与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的道路。在当代，尽管不断有人呼吁生成语法和人工智能途径的结合，但两者由于在语言观上截然对立，所以迄今为止尚无靠近的迹象，相反却渐行渐远（参见程工、邢富坤，2018）。

其次，理论体系应相互适应。实践证明，即使语言观相同的学科也未必能形成学术共同体。语言学只有坚持不懈地优化自身的理论体系，找出语言知识背后具体的、原始性的操作，才能被相邻学科有效利用。例如，尽管生成语法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心理学和生物学的一部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原因之一是它曾经把过多的内容放入了普遍语法，机制过于丰富，从而导致了它与神经科学之间的粒度错配问题（即语言学的概念远比神经科学丰富和细致）和本体不通约问题（即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的本体单位互不兼容、不可通约）（参看 Poeppel & Embick，2005）。直到近期的最简方案，庞大的理论体系才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若干原始性和通用性的操作，比如语言层级结构的生成就被简约为单一的集合构造操作，称为“合并”（Chomsky，2004）。这样的理论不久就得到了生物学等学科研究者的认同，为生物语言学的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后，学科之间应有恰当分工。在对语言的跨学科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不同的抽象层次，概念上可以相互转换，流程上实现相互衔接，从而使每个参与学科均有独特的位置，均可做出独有的贡献。在这个方面， Marr（1982）的视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的理论分计算层（定义信息处理的问题，设定计算的目标，提出计算的原则）、算法层（研究计算的算法）和执行层（研究计算的神经实现）三个层次，缺一不可。笔者认为，语言学者的主要贡献应该在于相应的“计算层”，即说清楚语言的特性是什么，其构成部件有哪些，语言运行的底层原则有哪些，语言计算的复杂程度，等等。换言之，在跨学科研究中，语言学者需要关注整体的场景，但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主要的工作应该在于明确语言能力的范围，了解其本质，厘清事实，优化理论，其他工作大可放手由其他学科来做。

总之，为了认清语言的全貌，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但它是特别艰辛的事业，既需要观念的基础，也需要长期的理论准备，同时还需要与相邻学科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关系。就此而言，对语言的跨学科研究不宜贪多，不宜求快。只有静下心来，苦心经营，对语言的跨学科研究才有价值，也才能真正帮助我们深化对语言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Chomsky, N. Beyondexplanatory adequacy[A]. In 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4-131.

[2] Marr, D. Vision: A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Visual Informatio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2.

[3] Poeppel, D. & D.Embick. De.ning the relationbetween linguistics and neuroscience[A]. In A. Cutler (ed.).Twenty-First Century Psycholinguistics[C].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2005:103-118.

[4] 程工, 邢富坤. 生成语法的目标与体系——与人工智能途径的对比[J]. 现代外语, 2018(3): 293-305.

（作者简介：程工，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句法学、形态学。E-mail: chenggong@zju. edu.cn。）

符号学视角下转喻的认知绕道

封宗信清华大学

转喻（metonymy）的概念宽泛，既是修辞格，又是认知方法；既是隐含的速写手段，又是交流层面的思维捷径。从其转、换、借、提、代等认知路径来看，是具有语用功能的指与代、转与借、代与（隐）喻的交错，因此是转、指、喻的结合。本文在符号学视角下语篇层面的分析认为，转喻不仅是认知捷径，也是具有语用功能的认知“绕道”，是文学艺术实现“陌生化”和“再熟悉化”的主要手段。

作为揭示认知路径的方法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尽管转喻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它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及隐喻。在Lakoff & Johnson（1980）的经典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出版十多年后，学界才认识到其重要性——转喻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之道，更是“隐喻”赖以生存之道（ Mittelberg & Waugh，2009），可以甄别隐喻，扩展并创造新的意义（Urios-Aparisi，2009）。即使最简单的转喻（如He is reading Faulkner）也是转指与隐喻的结合，其中涉及姓代全名，人代物的转、代、指路径和过程，表达了“文如其人”“文即人”的隐喻意义。例如，“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是转指和隐喻，涉及借、指、代、转、喻等几个路径和过程：从视觉域转到嗅觉域，具体代抽象，物质喻心理；源域与目标域的联系点是“长”（相邻关系）；本体与喻体的联系点是“臭”（相似关系）。

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研究大多在词汇层和句法层。但认知符号学视角下的多维度研究发现，转喻并不限于转和喻，而是换、借、代、指与隐喻的多角度互动，也不仅是简单的认知路径，而是复杂的创造性表意过程。 Nunberg（1978）早就发现了转喻的“延迟指称”（deferred reference）功能。两个事物间的联系都可通过相邻关系平面建立转指，并通过相似关系平面表达隐喻意义。转指取决于所涉事物的属性和相对区别性特征，本文认为转喻有“精密阶区别性指称”的功能。“精密阶”（scale of delicacy）概念源自Halliday（1985： xiii），指达到任何精细度的区别。甚至Lakoff（1987）的转喻模式中最简单的类型也依赖于精密度。例如Can I use your Shakespeare?的转指很明确，但深读莎士比亚全集者则有更精密的区分，如用Wordsworth、 Riverside等代指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圈外人也许无法理解，或误以为是指诗人华兹华斯和一个地名，这是因为不同人群的知识和代指的精密度区别性特征不同。有时候说话人故意使用依赖当下话题和语境的各种指代，不让外人明白，这属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关注的内容。

转喻的联想关系并非仅靠相邻关系或因果等逻辑关系去判断，而是要基于经验、语境、视角去识解复杂的语言现象。Papafragou（1996）指出，转喻被广泛认为是“指称速写”（referential shorthand）。Littlemore（2015）认为转喻是语言、思维与交流中“隐藏的捷径”（hidden shortcuts）。本文认为，除了能使表达更为简短和便捷，转喻在许多情况下使语言表达冗长和复杂，尤其在文学语篇里，需要读者付出相当多的认知努力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因此是符号学层面的“认知绕道”。

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用“四百万”作为他的小说集题名，并非为读者提供认知捷径。不了解当时纽约人口为400万的读者，无法捕捉到这一认知路径及其用意。欧·亨利在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中用了大量的转喻手段，把认知绕道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主人公苏比无家可归，以曼哈顿公园的长椅为床，在严冬来临前要找个衣食无忧之所——蹲三个月监狱。但全文中与监狱有关的词汇一个都没出现。瑟瑟的北风、凋零的落叶、巡逻的警察、监狱铁窗……，在作者笔下都换了名。跃然纸上的是Boreas（北风之神）、Jack Frost’s card（严寒递来的名片）、蓝制服和铜纽扣……。苏比犯罪的企图和过程，成了落实当法律之客（a guest of the law）和投身庇护所（winter quarters; insular haven）的宏伟计划，成了奔向世外桃源（Acardia）的年度麦加大逃亡（annualhegira）。这些换名和转指是普遍代具体、上义词代下义词、神话代现实、美代丑、善代恶的价值错位。多重连环转指诙谐地展现了监狱和坐牢等概念各自具有的社会文化属性、逻辑关系和认知联想点，以复杂的认知绕道增加了读者的认知加工，使读者获得了全新的感受。“陌生化”表达手段彰显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的重塑和表征功能，使文学阅读成为一种认知联想活动，刷新了读者的认知图式，丰富了他们对世界的感知，也体现了文学的认知价值。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An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Arnold, 1985.

[2] Lakoff, G. Women, Fire,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3] Lako., G. &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Littlemore, J. Metonymy: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Mittelberg, I. & L.Waugh. Metonymy first, metaphor second: A cognitive-semiotic approach tomultimodal .gures of thought and co-speech gesture[A]. In C. Forceville &E. Uriós-Aparisi (eds.). Multimodal Metaphor[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2009: 329-357.

[6] Nunberg, G. The Pragmatics of Reference[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1978.

[7] Papafragou, A. Onmetonymy[J]. Lingua, 1996, 99: 169-195.

[8] Urios-Aparisi, E.Interaction of multimod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V commercials: Four casestudies[A]. In C. Forceville & E. Urios-Aparisi (eds.). MultimodalMetaphor[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95-118.

（作者简介：封宗信,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语用学、文体学、叙事学、翻译研究。 E-mail: zxfeng@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