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丨“一带一路”的实践与中国的语言战略研究

内容提要：要推进“一带一路”实践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语言战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语言战略才进入国家战略之中。但是，语言战略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过，从其内涵来看至少应该包括语言资源、语言能力、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意图。“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础是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最关键的就是语言相通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不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需要通过语言战略来推进对象国或地区的综合研究，需要培养关于对象国或地区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学科布局，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战略储备建设，运用新兴技术调查语言资源和编制语言资源谱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大局的国家语言战略，高质量地服务国家的整体战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复合型人才；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2期，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批准号：19AKS019）的阶段性成果。

“一带一路”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倡议，我们需要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数年来，“一带一路”也遭遇一些问题的掣肘而难以深入，但从具体的实践来看，最直接的掣肘因素还是跟语言有关。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繁多，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状况复杂”，为推进“一带一路”实践高质量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而这个战略最关键的就是我国高校的外语教育及其研究，因为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关系到中国相关人才语言能力的提升和语言战略的落实。

一般来说，“战略”总是与国际政治、外交、军事等高级政治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全球首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作为一个在中国国家汉办主导下推进建立、以向世界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交流机构，这本身就蕴含着汉语战略的考量。尽管一般人都只是认为其是教学项目合作模式、教学类型和教学模式、文化交流和沟通模式、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但从当时设计孔子学院的初衷来看，汉语国际推广“是国家和全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部分”。从这一点来看，语言战略就初见端倪了。事实上，正是从2006年起，语言学界开始把“语言战略”作为研究的主题。从那时起，语言正式进入国家战略，或者也可以说是语言本身就开始成为战略。

语言成为战略，实际上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以及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直接的关系。从语言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来看，在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内部的语言交流主要是以本土化的语言（包括方言）为主，而能够说外语、用外语、阅读外语资料的反而慑于某种政治而刻意回避自己的这种外语能力。对外开放以后，语言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通用语言（即汉语普通话）的普及化，这是为了更好地接纳外部要素，尤其是外来投资者。如果连通用语言都没有普及，都是用各地方言在进行交流，这势必影响外来投资者的投资环境。有学者就语言的多样性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专门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个城市平均每增加一种方言，对外开放程度将降低2-2.4个百分点；修正的语言多样性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对外开放程度将降低约1.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则是汉语的国际化，这也有一个指标即语言普及性指数。这个指标是指一国的官方语言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数量。官方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指标，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越多，也意味着文化传播力越大。从语言普及性指数来看，汉语的确无法与英语相比，甚至不如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与俄语的情况类似。因此，汉语国际化推广的任务确实是非常艰巨。

从语言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关系来看，首先应该是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会推进该国语言的国际地位。众所周知，联合国五大工作语言之一就有中文，中文的这个国际地位是由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因而中文在联合国中才拥有这样的地位，当时中文就被确认为联合国官方语言。然而，当时中文并未成为实际使用的工作语言。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家政治地位低下；另一个是任职于联合国的国民政府官员以用英文为荣，缺乏对语言权利的政治敏感性。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之后，中文地位的改变才有了重大转机。在中国代表团的多次呼吁和要求下，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180、3189号决议，中文终于成为联合国大会的工作语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的发展也驱动着语言的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深，语言走向全球的步伐也越大，中国经济的强大必然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也正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各国的不少民众都希望到中国来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从而促使他们对汉语的学习产生兴趣；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对外拓展也给其他各国的民众带来了各种实惠，在这个过程中，汉语自然也就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走向世界，从而不断提升汉语的国际化程度。孔子学院实际上也是顺应国际需求而设立的，并非中国刻意地在世界各国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反过来，由于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语言一旦被纳入战略层面，就有了崭新的政治特质”，因此，语言的国际化彰显的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无疑就是语言崭新的政治特质之一。

那么，语言战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语言学家认为，所谓语言战略是指根据国家语言需求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而进行的“一系列被赋予重要价值取向的持续性的语言规划”。这句话是比较抽象的，而且主要强调“价值取向”和“语言规划”。因此，这个判断显然没有对语言战略的内涵进行全面表达，而且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是从语言规划来研究语言战略的。笔者认为，语言战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大要素：语言资源、语言能力、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意图。

第一，关于语言资源的内涵，近些年语言学界讨论颇多，但都认为语言资源应包括语言本体和语言社会应用两大资源，还包括由这两大资源所派生出来的相关资源。但是，既然是语言战略，而战略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全局性的筹划和指导，那就应该包括外部可利用的相应资源。因此，仅仅从国家内部来认识语言战略中的语言资源显然是不全面的，还应该看到其他国家的语言资源同样可以“拿来”为中国的语言战略服务。

第二，关于国家语言能力，这个概念最初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李宇明教授在2011年初将这个概念引入到国内，同年戴曼纯就将“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放在一起来研究，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缺失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国家安全需要语言作必要的保障。不过，国内学术界在大致接受李宇明关于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界定的前提下也有一些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另一种观点虽然也是从资源利用来认识的，但强调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前者只是一个客观的判断，后者强调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但笔者觉得都没有体现国家语言战略的内容。后来，文秋芳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这个定义增强了语言战略的色彩，但“不是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而是‘国家战略语言能力’”，不过，这个定义“对于优先发展国家战略语言具有指导意义”。在此次基础上，文秋芳进一步将国家语言能力分解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即国家语言内在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即国家语言外化能力），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和分解体现了国家话语战略的本质，即国际话语能力不只是利用话语资源，而且还要有对话的话语能力。

第三，关于语言规划，一般来说，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就是指在运用资源的时候要把握轻重缓急和远近长短。语言规划在战略层面一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至少要体现国家的安全价值。基于对“9·11”事件的深刻反思，美国在2006年提出了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战略。这实际上是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由美国教育部、国防部、国务院以及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实施。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语言规划就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为宗旨的。由于语言承载的是文化，语言规划所体现的国家安全直接就是通过语言规划来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很早就有语言规划的项目特别是文化外交。例如，17世纪法国政府就开始向国外传播法兰西文化。19世纪末法国建立了专门从事对外法语教学和传播法兰西文化的“法语联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都随后相继建立相应机构在其他国家从事文化活动。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语言规划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学者如戴曼纯、赵蓉晖把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来讨论外，其他涉及讨论语言规划的学者基本上是从外语教育发展、现实政策需要探讨语言规划的。笔者认为，语言规划就是要对语言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合理分配，以达到既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又能够有效实施文化传播的目的。因此，语言规划要直接体现在语言教育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国家安全和思想理论创新的各个领域。

第四，关于语言战略意图，也就是语言资源、语言能力、语言规划这三个方面体现什么样的国家意志。这方面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不多，检索看到的一篇论文是关于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意图的研究，文章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至今的‘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就是美国对俄语言战略的重要手段，它体现了美国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战略意图”。至于关于中国的语言战略意图的研究几乎为空白。然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语言政策究竟是使汉语成为国际语言，还是通过汉语的国际推广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抑或是，中国的外语教育依然是为了培训能够说外语的人才，还是通过掌握外语并综合了解语言母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是用中国文化取代其他文化，还是加强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培养语言人才一种语言技巧，还是更多培养语言人才的一种思维？对诸如此类问题的不同答案，实际上就体现了不同的语言战略意图。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语言战略意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必须要体现文化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要征服人心。因为，“语言战略的目的就是用语言征服人心”。

“一带一路”的实践几乎覆盖了世界各国，更重要的是，不仅有130多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国政府签署了近200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而且，“一带一路”还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016年3月，安理会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S/2274号决议，该决议第22款规定：“呼吁加强区域合作进程，包括采取措施促进区域贸易和转口，包括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区域发展举措，订立区域和双边转口贸易协定、扩大领事签证合作和便利商务旅行，以扩大贸易，增加外来投资并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基础设施的连接、能源供应、运输和综合边境管理，以加强阿富汗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在阿富汗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第23款又进一步规定：“为此强调，必须加强那些有利于连通的地方和区域运输网，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和自我维持，特别是完成和维护地方铁路和公路路线，制订区域项目以进一步加强连通，提高国际民用航空能力。”同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A/71/9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援阿共识，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是联合国大会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换言之，“中国议程”真正成为“世界议程”。这个倡议是世界共同的倡议，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倡议，也就是“人类倡议”。这就好像是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一带一路”倡议就是通往现代化的“巴别塔”。语言不通恰恰就是建造这座“巴别塔”最直接的障碍。因此，“一带一路”的实践确实需要语言类人才，而懂得沿线相应国家语言的人才无疑是中国高校外语着重要培养的人才。鉴于此，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事实：“一带一路”实践需要以外语类人才培养为重点的中国语言战略，以及相应的语言规划。也正因为如此，从对“中国知网”上这方面的成果检索来看，几乎都是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各类外语人才培养方向的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的前提是语言相通。

但是，“一带一路”实践不只是需要外语类人才，由于“一带一路”实践不只是文化交流一项内容，它涵盖了包括投资、贸易、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和利用、环境保护等广泛的业务，仅有外语类人才是远远不能够承担此重任的。除了外语类人才外，“一带一路”实践还大规模地需要国际化资本运作人才，具有创造性的新型国际贸易人才，新型复合型、文化素质高的外向型人才，以及各类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管理人才。相比较起来，这些专业性人才更加短缺，而既熟练掌握一国或数国语言又是专业内行的综合性人才，就更加稀缺。有学者在首届“一带一路”论坛之后对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化人才的稀缺资源进行调查，发现国际化人才的稀缺主要集中于企业管理类人才（占比37%）、外语类人才（占比22%）、专业技术类人才（占比15%）和项目管理类人才（占比11%）四类，且大部分“走出去”企业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是依靠企业自主完成，所培养之国际化素质的欠缺集中于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占比28%）、跨文化沟通交流（占比21%）、创新能力（21%）、国际化视野（占比14%）、东道国社会文化知识（10%）五个主要方面。因此，有学者提出语言战略要有效服务“一带一路”实践，在人才培养上要实施“语言+”的人才培养模式，甚至是“英语+小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培养“会语言、通国别、精领域”的区域国别通才及专业领域精英，使其成为具有深厚人文素养和广博学科领域知识、具备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够诠释世界、贯通中外，在区域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化人才。随着“一带一路”实践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实践的人才需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保持持续的增长，因而，中国国际化人才的缺口依然在扩大。从这种情况来看，服务于“一带一路”实践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确需要创新，尤其应以语言培训为基础，尽可能实现“语言+X”的模式创新。

“一带一路”实践的推行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对相关国家的政治稳定状况、社会安定程度、民族宗教文化的和睦程度等情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这主要是关系到“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问题。因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界都特别强调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性。

实际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肇始于国别区域研究。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主要培养外事人才并进行相关研究。但那时候的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旨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则“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联络工作”。很显然，这是典型的国别研究。1963年，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出台。根据其精神,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并陆续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些机构的研究领域在地区上各有侧重，其中北京大学分工研究亚非地区(亚非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国际共运、苏联和东欧研究(苏联东欧研究所)，复旦大学则分工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并且另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这就体现了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到后来几乎所有的战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是从这两大块生长出来的。而研究力量最强、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也恰恰是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国别上以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研究最为突出，然后是美国研究；在区域上则以苏东地区尤其是冷战以后的中亚地区最为突出，然后是欧洲、东南亚地区研究。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突出，既体现了国家的政策重点方向，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所掌握的国别语言有关。最初，中国外交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从中苏关系的大局出发，中国学生学习俄语和留学俄国的比较多，加之社会主义建设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初的重点无疑是苏联问题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国际问题研究开始多方向、多区域发展，但人才不足，加上实践的需求比较旺，所以对欧美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政策跟踪上，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一带一路”实践更加需要对国别与地区进行综合性研究，外语人才只是最基本的人才基础，更重要的是需要对相关国家的综合研究。从现实实践的需求来看，除了相关国家的语言应用研究和政治发展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核心议题）外，国别与地区的研究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展开：

一是历史文化研究，也就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追述，探究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与中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关系，自然就会联系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而这一历史事件很少在中国以外谈起，但实际上它把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的历史串联起来。更重要的是，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结果是张骞的“凿空”之举因战争而起却因文化而兴。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缘起。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还在于哈萨克斯坦人就自认为是月氏人的后裔，而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正是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来的。类似这样的历史文化研究却很少纳入到以两国关系的研究为重心的国别与地区研究之中来，也很少会进入语言学研究的视野之中。

二是民族宗教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地区尤其是核心区域如中亚、南亚、东南亚等都是民族构成多样、宗教异常复杂的地区。一方面，不同的民族、宗教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民族本就没有发展的欲望，假若我们硬要把“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强加给他们，那就会引发分歧乃至对抗。例如，印度的耆那教徒，本就认为自己是战胜了欲望的“圣人”，所以他们反对世俗的经济发展。世界各地与此类似的宗教还有不少。另一方面，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崇拜，例如，对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一颗巨石等的崇拜等。“一带一路”有大量的项目就是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的建设遭遇此类情形的时候，我们切忌用国内动拆迁的思维处理。如果是这样，就很有可能引发冲突，因为对一个民族信仰的侮辱是最大的侮辱。民族宗教本应是国别语言研究要关注的，但语言研究者却更强调语言技巧上的东西（linguistic skill），而很少关注思想性领域的问题。

三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语言学如果仅仅关注语言技巧问题，那么语言学的学者就没有真正进入这种语言的文化之中。国别问题研究如果没有该国人类学社会学的知识作支撑，那么对该国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近年来，好多国家问题的预判为什么总是失败？王立新教授指出，原因就在于预测者总是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当然，王立新强调的是历史学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实际上除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同样重要。因为，社会底层对政治的影响看似微乎其微，但社会底层所积累的政治能量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选举民主国家。另外，选举民主制国家的政治精英更替是没有规律的，一朝居庙堂之高一朝处江湖之远的情况是常态。国别与地区研究应该通过人类学社会学关于相关国家社会底层的研究，来为中国对相应国别与地区的政策作参考。遗憾的是，关于国别与地区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几乎寥寥无几。

四是经贸与投资环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经贸与投资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关于经贸与投资的风险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语言学教育和经贸与投资研究结合得比较好，各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基本上都开设了相应的第二学位或者是强制选修经贸外语。这是从学生面向社会需求来进行培养的必然选择。但是，经贸投资与风险的研究在语言学科中就很难获得青睐。这主要是因为经贸投资风险研究的专业性强，同时风险源是复杂的，因而风险研究跨学科性也特别强。但是，“一带一路”的外语类人才和国别与地区研究的人才却不得不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视野。

五是舆情研究。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之后，国际上对此都有反应，国际社会究竟怎么看待这个倡议对“一带一路”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国际舆情的研究是中国语言战略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近年来国际传播类和语言类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涉及，例如，胡正荣通过对海外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数据抓取来分析海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与态度。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外宣上，中国的语言战略既要解决对外推介“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问题，也要解决国内各界在对外宣传上的过度性话语，以至于外界对倡议产生误解、曲解，最终形成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话语”，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尤其需要通过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构建“健康话语”。

以上所举的并不全面，主要是在于强调国别与地区研究要注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国别与区域研究近年来越来越泛化，越来越空，也越来越停留在问题的表层。这根本就无助于对相关国别和区域的深度了解，也更加不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各个学科上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例如国别史研究、国别语言及文化研究、国别政治研究、国别民族宗教研究等，但同一学者在国别与地区上的跨学研究和各学科学者的协同性研究都很少。从上述的分析来看，“一带一路”实践，需要一个跨学科性的、综合协同性的国家语言战略，以推进国别与地区研究在国家语言战略的支撑下迈上新的更高的台阶。

国家的语言战略是一种柔性的战略，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战略。正是由于它的柔性，在对外推进语言战略的时候往往不容易做到，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被打折扣；而强制性推进的时候，则会遭遇国际话语困境，诸如“文化扩张”“文化侵略”等。因此，究竟如何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推进中国的语言战略，还必须要讲究策略，而在此之前则必须要弄清楚中国话语战略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到底面临哪些困惑。

从中国话语战略在“一带一路”实践中面临的困惑来看，我们还是从语言战略的四大内容来分析。

第一，从语言资源看，中国话语战略的困惑表现在对话语资源的利用过于片面，而且是分割的。所谓过于片面，就是指对语言资源的理解上过于狭隘，从而导致无法充分利用既有的语言资源，更不可能对语言资源进行开发再利用。我们从语言资源的定义来看，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美国学者提出来后，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内引入到中国学术界，虽然历经了30年多之久，但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具体且统一的定义，而是泛泛地解释语言是“一种资源”“一种社会资源”。相比之下，胡范铸教授的界定更为具体，他认为，广义的“语言资源”可以包括：语言本体、语言理论研究的资源(如语料)、语言的文化资源(如方言、语言符号、文学语言等)、语言的经济资源 (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如广告、旅游服务产业等)、国家安全及形象维护的语言资源(如军事机密语言)等。不过，从国家语言战略来看，基本上是以官方同一种语言即普通话及其整个体系为中心的语言规划，尤其是在对外的语言战略中，更加要把各地发言、地方语言符号等纳入在内。就正如孔子学院在推介语言上也只是把汉语作为推介对象，在推介语言文化资源的时候，或许会根据孔子学院学员的喜好推介某些地方性的语言文化资源，但这并不在国家语言战略之中。然而，一方面众多的语言文化资源被忽视没有进入国家语言战略，另一方面，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却常常因缺乏语言文化资源而显得局促，从而难以寻找到对话。从语言资源的开发来看，众多语言资源是作为非物质遗产保护起来的，最多是肤浅的开发，将其作为一种简单化了的旅游资源，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发其价值，当然这与理论研究不足有关。例如，湖南永州的女书，虽然已经作为非物质遗产进行了保护，但保护不利用，以至于现在几乎很难找到女书传承人，结果女书很快就会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诸如此类的语言资源大规模散落在广大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于此类的语言资源在特殊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语言资源的利用最关键是要使语言资源具有生命力，而特殊情况下往往能够显示出某种特殊语言资源独特的生命力。例如胡范铸所说的军事机密语言，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的通用语言都可以破译，但唯独一些特殊方言（土话）以及一些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语言是无法破译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方言（土话）、特殊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有特殊的优势。因此，在语言战略中对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

所谓语言资源分割，就是指将内部语言资源与外部语言资源分割开来，且主要是从内部语言资源来进行语言规划的。在对外语言战略中，如果仅仅关注到本国内部的语言资源而忽视了外部的语言资源，那么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功能很可能就会丧失，而主要是留下一厢情愿式的文化推销。那些语言资源稀少的国家，自然会借助于外部语言资源来重充实自己的“语料库”。日本就非常典型，隋唐时期就大规模地派遣了留学生来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隋唐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周边国家都有不少人参加考试，如新罗统一朝鲜之后，来大唐参加科考的有名有姓的就有23人，晚唐至五代，进士及第有姓名可考者有89人之多，代表人物有崔致远、金可记等。日本遣唐使中参加大唐科举考试的人就更多了，研究的文献也非常多，其中在中国最为有名的是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叫晁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成为唐代数百年间来华留学生中唯一的进士。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在诗词、书法艺术等观赏性语言资源以及汉字书写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即便语言资源非常丰富，也需要大胆地吸收外面的语言资源，甚至用外来的语言资源来激活本国内部的语言资源，以实施本国的语言战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语言资源非常丰富，但历史上中国就曾经不断从外部引进相应的语言资源，如据历史文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就带回了西域音乐“胡角”。“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东汉班超纵横捭阖西域三十年后，西域的文化更是大规模流入大汉帝国，尤其是到汉灵帝时期，“胡文化”更是宫廷中的主色调，并成为整个京城中上层贵族的流行文化。据《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当今中国在实施语言战略的时候，往往只强调中国内部的汉语语言资源，而很少强调世界其他各国的语言资源如何为我所用的情况。中国已经融入世界，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文明古国，因而中国的语言战略就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对话式的语言战略，这种语言战略应该是一种对外部语言资源持包容态度且善于吸收外部资源的语言战略。

第二，从国家语言能力来看，从语言战略的本意来看，笔者更愿意接受文秋芳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有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的区分。虽然文秋芳没有就“国家语言资源能力”进行阐述，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应该是指她此前发表的文章中所包含的的五项指标即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不过，这些指标笔者要将它们略改一下称呼，前面都加上“资源”二字更为确切。这部分的内容已经有比较详细的阐述，这里就不必赘述。在国家话语能力方面，中国语言战略所面临的困惑可能是最大的，即国家话语能力（主要是指国家对外的话语能力）迄今为止都非常弱。文秋芳将国家话语能力分解为五个指标，即话语战略事务管理能力、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国家机构话语能力、国家媒体话语能力、国家话语外译能力，核心是战略事务管理能力。这主要是从话语的发生机构来分类的，实际上这并不科学。笔者此前按照性质将话语划分为实践话语、理论话语、价值话语和历史知识话语四类，其核心是理论话语，基础是实践话语。与此相应的就是实践话语能力、理论话语能力、价值话语能力和历史知识话语能力。实践话语能力一方面指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实践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及其口碑，另一方面也指中国在世界上讲述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故事。前者是外界说的，后者是中国自己说的，实际上是两种语言资源指向了同一个事实。关键是，前者容易产生积极的效果，而后者即“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却往往不那么顺畅。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至于理论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同时，“实用主义的、碎片化的理论知识既不能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也无法解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难以避免的问题，于是，西方学界就会凭借其话语优势来歪解‘中国问题’，使‘中国问题’扩大化，并在西方进行广泛传播”。按照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观点，理论是话语的基础，没有理论体系就难以构建完整的话语体系，只有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话语才能在对话与辩论中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同样由于理论话语能力弱小，理论所深藏的价值就难以凸显出来；加上“西方各国先于中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也先于中国开启现代政治生活，他们自认为是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创建者和传承者，占据着现代政治价值的制高点”。因此，中国先天性地缺乏在价值上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而中国在历史知识话语上本来是有优势的，但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历史上存在“天下”观念，虽然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已经从“天下”的中心转变成为“万国”的一国；而且，在历经了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系列战争以后，东方朝贡体系也土崩瓦解，但不少国家依然担心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依然暗含着中国领导世界的内容和构建“中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中国的历史话语能力。

第三，从语言规划来看，中国在语言规划上的问题是偏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强调以汉语的应用与国际化为内容的语言规划；另一个是强调强化外语人才的培养为内容的语言规划。这两方面的问题使得国家的语言规划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如果语言规划以汉语国际化为内容，但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海外利益拓展得非常快，而汉语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那么汉语的国际化推广与教育部保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的关系势必是有矛盾的。假若语言规划以强化国民外语能力为内容，那么把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置于何处？尤其是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也很难容得下以强化外语能力为内容的语言规划。实际上有学者早就对这种矛盾产生了忧虑：一方面由于汉语不断受到外语、网络语言等因素的冲击，有些语言和方言正在衰落，甚至濒危，如何科学保护我国语言，维护良好的语言生态，避免国家语言资源遭受侵蚀、衰减和流失，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外语资源穷国，外语资源颇为贫乏，但又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中国国际利益的不断扩大，任何一种外语都有可能为我们所需，如果储备不足会制约中国的发展与安全。

第四，中国的语言战略意图同样面临着“选择性”的困难。一方面，中国倡导在这种多样文明的前提下加强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由此所开创的现代化道路，需要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可，因此，中国强调“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但是，“中国话语”是否能够让世界听得懂，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故事，可听者根本就听不懂，那么讲述的话语就是最大的障碍，强调“中国话语”很有可能陷入无法对话的尴尬。同时，前文述及，中国话语能力弱小，即便用“中国话语”把“中国故事”向世界讲述出来了，也有可能因听者甚少而无法达到传播的效果。

那么，如何消解上述困难从而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实施中国的语言战略呢？“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是深化内部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格局，与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更好地“反哺”世界发展的重要倡议。所以，中国的语言战略“同样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研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语言政策将面临的更为复杂多样的议题；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推进实施中国语言战略，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力度：

一是要从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和内外话语融合出发来进行语言战略部署和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涉及国家安全尤其是语言文化安全，内外话语融合的前提是内外语言的对话与交流，使语言做沟通的润滑剂而不是冲突的催化剂，避免因顾及不周或处置不当而可能造成的对当代丝绸之路精神的误读。实际上，语言不仅可以做润滑剂，而且还可以构塑有利于内外对话与交流的话语。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关于如何对外传播“一带一路”的理念是有些过头的话语，例如，有一种话语就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再造世界”的方案等。若真的是“再造世界”的方案，那么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参加也更不敢参加进来。因此，这就不是对话与交流的话语，而是挑起纷争的话语。语言战略要为国家战略服务，语言应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深度合作。

二是要加强服务“一带一路”实践的学科布局。这里既包括语言类的学科也包括以语言学科为支撑的涉外学科。而语言类学科也不能仅仅从语种学科来布局，这方面根本不需要进行布局，有足够的人才供给。但是，小语种学科则需要有战略眼光，因为学科布局的目的毕竟是培养人才，小语种人才涉及就业等问题。当然，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一带一路”实践来看，越是小语种的人才可能越容易就业，只是就业的国家、城市等由不得自己选择。此外，还有小族语言，“小族语言和外语一样都属于重要的语言资源，以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安全服务”，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下，小族语言会为国家发挥特殊的作用。因此，国家需要进行学科资源的战略储备规划。除此之外，语言类的学科与“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区有直接关系。仅就语言学科而言，“一带一路”沿线最初6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就多达53种，非官方语言就更多。国家语言战略要寻找其中的相似性来进行规划，我们不可能做到全，但必须做到“兼顾”。

三是加快人才培养和加紧人才战略储备建设。学科布局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学科转型，以适应复合型语言人才教育培养的需要。人才培养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指培养具体的人才，这个是面向现实需要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是众多当前没有市场需求的人才，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类人才又不可或缺，这就是要建立人才战略储备。实际上，这种情形在一些研究机构中特别突出。例如，有的研究机构最初有众多小语种的人才，如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南斯拉夫语、阿尔巴尼亚语等，这是因为中国曾经与这些国家有特殊的关系。然而，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小语种的人才要么退休了，要么放弃专业了，这类人才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了。然而，出乎预料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这方面的人才突然出现了旺盛的需求。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的欧盟国家，而“一带一路”的项目在塞尔维亚受到了最大的欢迎。因此，人才战略储备的建立非常需要。

四是加强语言资源的调查，要编制内外语言资源分布图。过去完全靠人力来进行调查，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难做，但在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技术来进行调查和编制。例如，可以借助于卫星遥感技术对国内语言资源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国内国外所调查统计的语言资源进行编码入库，进入语言资源战略库。另外，还可借助于大数据技术进行语言资源数据化、可视化。一是把没有生命的语言资源用技术“活化”，既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也可以实现随时有效利用；二是资源数据化后可以进行深度挖掘和资源再开发，使语言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五是要加强政策扶持。语言类学科尤其是本国通用语学科不是“显学”，但也不能够让它成为“冷门”。外语类学科尤其是小语种、小族语言等也不是“显学”，但也不能使之成为“弃学”。因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对象国或地区的语言是开展相应国家或地区研究的基础，是“一带一路”实践的重要推动工具。因此，一方面要对国内各族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加大政策投入和资源投入，尤其是对那些跨国、跨境少数民族的语言资源要更加重视。另一方面，对沿线对象国和地区的语言的学习和研究加强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有针对性地推进对象国和地区的语言学习和历史文化研究，这样才能有利于达到“民心相通”的目的。

六是推进国家语言战略必须努力构建基于语言战略的战略理论。张文木提出，在国家语言层面，将“国家通用语言”即“国语”语境中的“汉语”与族群语境中的“汉语”分离开来，在保留族群语境中“汉语”概念的前提下，将目前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汉语”概念，进一步推进并提升为“中国语”概念，以此为起点将其塑造为地位高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这似乎不是战略语言，而是塑造汉语的战略名称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从笔者的观察来看，这基本上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塑造战略理论，因为语言承载文化，文化的精髓是思想和理论。国家语言资源、语言能力、语言规划最终都是为了塑造战略理论，以战略理论为后盾来实施国家战略语言的意图。至于国家对外的“软”利器话语，必须要以战略为基础，只有建立在战略理论基础上的国家话语，才是最有穿透力的。

 语言进入国家战略或者说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被得到重视的。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战略涉及文化、安全、话语权，以及大数据技术问题等诸多领域，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语言在这些领域的融合发展问题来促进国家战略的事实。但是，语言战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标准性的答案。本文从语言资源、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意图来理解国家语言战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将有利于增强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反之，汉语的国际化程度也会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既是经济市场要素的国际性流动，也是一个语言实践过程。“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础是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最关键的就是语言相通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不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需要通过语言战略来推进对象国或地区的综合研究，需要培养关于对象国或地区的复合型人才。

鉴于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推进中国语言战略所面临的困惑，消解和克服这些困惑，通过完善学科布局，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战略储备建设，运用新兴技术调查语言资源和编制语言资源谱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大局的国家语言战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中国内部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质量不断提升。这样，语言战略才能更好、更高质量地服务国家的整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