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玉 | 语言符号学派行：中国符号学研究

 语言符号学派行：中国符号学研究

王铭玉

     如上所述，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虽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符号学用了四十余年所走过的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个：符号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方向、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向、符号学应用研究的方向和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的研究方向。

    1. 符号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方向

    1.1对国外符号学名家理论的引介及研究

     我国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起来，对国外符号学专著的主要译介作品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85)、《符号学入门》（池上嘉彦著，张晓云译，1985）、《结构主义与符号学》（霍克斯著，瞿铁鹏译，1987）、《符号学与文学》(司格勒斯著，谭大立等译，1988)、《符号学概论》（吉罗著，怀宇译，1988)、《指号，语言和行为》(莫里斯著，罗兰、周易译，1989)、《符号学理论》(艾柯著，卢德平译，1990)、《符号学原理》(巴特著，黄天源译，1992)、《话语符号学》(高概，于东亮编译，1997)、《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雅克・德里达著，杜小真译，1999)、《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巴特著，敖军译，2000)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对上述名家理论引介的同时，中国学者还对各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刻的独立及对比研究，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阐述方面。比如，《略论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李廷揆，1986)、《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刘润清，1992)、《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胡壮麟，1994)、《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王铭玉，1998)等。

     1.2对符号的认识及界定

     (1)对符号的界定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入，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是索绪尔、皮尔斯及艾柯等著名符号学家的观点。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索绪尔，1996:101)这个定义区分了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这一区分对语言学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皮尔斯把符号定义为“某种对某人而言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Peirce，1995:99；转引自李经纬，1999:253)符号学家艾柯的定义更加简洁明了，他说，符号是“可被看做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转引自李幼蒸，1993:476)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符号具有指称性、象征性，并且是人加之于某种代替其他事物的代号。如果要更深一层地揭示符号的性质和特征，我们建议将目光投向双重意义学派提出的定义。比如苏联语言学家别列津（Березин, Ф.）和戈洛温（Головин, Б.）认为：“符号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征：①符号必须是物质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为人的感官所接受；②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否则就没有意义，不成其为符号；③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只有规约性质的信息才能是符号的所载之物。(王铭玉，1999:5)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2)符号的分类

     由于符号的复杂性所致，对符号的分类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按照符号的来源、产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号分成自然事件类、人为目的类和诗意表现类三种类型。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则根据符号三要素(媒介、对象和解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方法”，其核心类别有三种:象似符(icon)、索引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将符号分为六种：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称(name)。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对符号的分类问题也极为关注。李延福教授以符号的主、客观性质关系为依据将符号分为两大类——客观性质的逻辑分类及主观性质的美学分类。属于前者的符号有伴随语言型符号、实用型代码、认知型代码、预言性代码；属于后者的符号分别归入艺术文学类、象征主题类、叙述结构类三种类型之中。(李延福，1994:57)连甫认为，将生活中的语言以外的各种符号归纳起来分为如下五种主要形式似乎更为合适：广告符号、实物符号、行为符号、音像符号和自然符号。(连甫，1997:69)

     我们认为，可以对符号进行“指谓关系”分类，即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性质为依据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①征兆符号——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符号，或称准符号，其媒介与信息之间有着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如林中起烟表示篝火，水面波动表示有鱼)；②象征符号——这类符号以所传达信息和自身的特征和性质作为符号(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鸽子图案象征和平)；③感应符号——这类符号以视觉、听觉等知觉物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传递信息的假定的符号(如我国古战场上的击鼓进攻、鸣锣收兵，城市交叉口的红绿灯)；④语言符号——因为语言是音(形)、义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它构成交际和信息符号的基本形式，被称为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⑤替代符号——这类符号不是代表事物、现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号，所以也称第二性符号(如数理化中的各种符号、谓词逻辑中的操作关系符号、人造语言等)。(王铭玉，1999:5-6)

     1.3对符号学研究领域及作用的认识

     (1)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

     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交际的全部，任何表意的东西都在符号学研究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领域涉及有意义的和约定的交际形式。第三种观点原则上局限于研究交际惯例系统，即只研究作为交际惯例系统的信号。国内的相关研究有：《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许艾琼，1994)、《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胡壮麟，1999)、《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郭鸿，2002)等。

     (2)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

     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当代符号学家有两个极端，一类是过于武断和自负，另一类则过于沮丧。前者把世界万物都看作符号，认为符号学的学说是最全面的领域。后者则认为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只存在于讨论话题中，并认为符号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比如至今尚未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像符号是怎么组成的，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应该说，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比较客观，大多数学者把符号学看作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文章有《符号学的研究和作用》（张卫江，1995)、《试论符号的功能》(涂德钧，1996)等。

     (3)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①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看法也不一致。总体说来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则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

     多数名家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符号学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人，当代的有雅各布森和韩礼德等人，此外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拉康。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正如皮亚杰所言：“语言符号仅仅是符号功能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重要的。”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把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他们认为，只要人们走进具有社会学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领域时，就会遇到一些语言学之外却仍然属于符号学范围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语行为才能解释，并且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

     作为一种折中，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胡壮麟，1999:2)我们也持类似观点，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视为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同时认为，二者彼此交叉更能发挥综合学科的优势。“虽然‘符号学’的思想是由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然而，‘符号学’从其萌芽之日起却始终未能真正与‘语言学’联姻，对此，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均有一种‘失衡’与‘缺憾’感，所以建立一门语言符号学早已是大势所趋。”(王铭玉，1999:5-6)

     ②除了对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进行讨论外，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符号学与哲学、逻辑学、传播学及语言国情学等学科的关系。比如，《符号学与国情语言学的关系》(吴国华，1994)、《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陈道德，1997)、《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向容宪，1998)、《民俗学与符号学》(高乐田，1998)、《名学与符号学》(曾祥云，1999)等。

     (4)对符号学历史及发展现状的总结概述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在开展：

     ①对西方符号学发展史的介绍。比如:《西方符号学的诞生及发展述略》(户晓辉，1991)、《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苟志效，1993)、《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周祯祥，1999)、《现代西方符号学理论初探》(林笳，2000)、《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李肃，2002)、《俄罗斯符号学理论的历史流变》(陈勇，2002)等。

     ②对我国历史上符号学思想的追溯。以我国古代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对象，努力探寻其中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如《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李先焜，1993)、《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许艾琼，1993)、《<易>的符号学的性质》(周文英，1994)、《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苟志效，1995)、《<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李先焜，1996)、《“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高乐田，1997)等。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大大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符号学的研究。

     2.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向

     2.1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研究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学思想对我国学者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对索绪尔的研究也始终是语言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上。

     (1)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及其根本原则。如：《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岑麒祥，1980)、《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志民，1980)、《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刘耀武，1981)、《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皮鸿鸣，1994)等。

     (2)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论述。比如：《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杨信彰，1996)、《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徐思益，1980)、《组合和聚合》(徐盛桓，1983)、《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问题》(杨忠、杨绍杰，1992)、《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许国璋，1988)、《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李葆嘉，1994）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索绪尔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憾。如一些学者发现索绪尔的理论对同形异义、一词多义等语言现象束手无策，因此指出，符号的能指与物质实体是分离的，符号的能指与其所指意义也是可以分离的。（张德禄，1999:16）索绪尔思想受到的另一挑战表现在对其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争论上，并由此导致了许多学者开始纷纷论述符号的象似性问题。比如：《语言的象似性探微》(杜文礼，1996)、《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王寅，1999)、《论语言符号的拟象性》(文旭，199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王寅，2002)等。

     (3)对索绪尔与其他学者思想的对比研究。如：《索绪尔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刘耀武，1984)、《班威尼斯特对发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周忆宁，1985)、《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许国璋，1989)、《从索绪尔到布龙菲尔德》(史存直，1993)、《索绪尔语言理论与陈望道之“功能说”》(卢凤鹏，1996)等。

     (4)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及对索绪尔思想的再认识。随着新版本的出现和人们对其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如：《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许国璋，198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信德麟，1993)、《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戚雨村，1995)、《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语言符号的性质》(乐眉云，1997)、《追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读<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王克非，1997)、《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张绍杰、王克非，1997)、《索绪尔符号观再评价》(卢德平，2002)等。

      2.2语言符号的研究

     (1)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如乐眉云教授在《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1997)这篇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索绪尔符号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的语言符号的性质，并将其总结为六对矛盾的统一：任意性与约束性、社会性与心理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相关性与区别性、形式与物质实体、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论述语言符号特性的文章还有不少，如：《语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语言符号的可逆关系》（王铭玉，1997）、《浅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社会性》（王文宇，1997）、《论语言符号的论证性特征》（金基石，1998）、《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刘家荣，2002)等。

     (2)语码转换的研究。语码转换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以上五个角度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语码转换的不同方面。如《语码对位探讨》(龙日金、彭宣维，1993)、《语码选择的语用机制》(刘承宇，1999)、《语码转换的心理语言学分析》(镡冬玲，2000)、《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2001)、《从 Scotton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李经伟，2002)等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指称的研究。所有的语言符号都具有意义，即使是“毫无意义”的语言表达式也不例外，这就是符号的普遍性质之一。关于“是否一切语言符号都具有指称”及“意义同指称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郭聿楷、刘家荣等学者对词语的指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词语的指称关系》<1995>、《有关指称的若干问题》<1999>)。

     (4)标记理论的研究。任何语言符号系统中都存在着两极对称现象，即有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发挥着作用。标记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文章不断问世，比如：《语言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徐盛桓，1985)、《关于标记理论》(王立非，1991)、《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管窥》(张家骅，1992)、《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沈家煊，1997)、《论语言单位的标记性》(李生春，1997)、《标记理论的再评价》(张风，1999)、《文化符号的标记阐释》(李天贤、汪顺玉，1999)、《标记主位及其语用功能》(王扬，2000)、《语言标记性的诠释与发展》(王立非，2002)等。

本文节选自王铭玉教授专著《语言符号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