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丨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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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可以发现，一个大国在成长进程中难免会遭遇一些话语困境。例如，大英帝国在18世纪中期开始崛起的时候，英国和英国人也同样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话语”：“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这是一个强大又可畏的国家……”，“普通英国人视野狭窄、骄傲自负、精明能干、好勇斗狠也好聚众闹事……”①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有关英国的“可畏论”“傲慢论”“好斗论”话语。当今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同样遭遇着“威胁论”“傲慢论”“强硬论”等话语。当然，大英帝国已不如往昔，当年的“问题话语”早已经不再针对这个“没落的贵族”了。中国不仅与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难免会产生种种异样的认知。中国如果不从根本上回应关于中国的“问题话语”，它们就有可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产生阻碍。鉴于此，提高中国的对外传播力，尤其是提高中国对话的话语权，也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理论责任。话语权、对外传播力等的最基础性要素是语言，因此，运用语言来构塑中国话语以及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力是最为关键的。

第一，语言具有指向性。语言的指向性就是指任何一句话都会指向具体的人、物或事件，从这一点来看，客观上并不存在没有内容的“空话”，只要这句话是有所指向的，那么它就是有内容的。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的指向性意味着语言具有诱导性，即一件事情如果不被说起，别人就不会去想，一旦被说了出来，听者的神经就会不由自主地聚焦在所说的事情上。另外，被诱导出来的事情在听者那里无法处理其否定的事实，也就意味着人们的潜意识是无法确定或处理否定词的。有这样两个小实验：

试验一：

“现在请你不要去想一只白猫，不要想一只有长长尾巴，正在偷吃小鱼的白猫。”在听者脑海里原本不会产生一只不存在的白猫，而恰恰是说话者所说的事情在头脑里产生了，于是听者的大脑里就浮现出一只长着长长的尾巴，正在偷吃鱼的白猫。

试验二：

去幼儿园接小孩时的妈妈问孩子：“在学校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孩子也许早就忘记学校里不愉快的事情了，当妈妈问他时，这件事情被重新激活，在孩子内心里产生的不是被妈妈关爱的感觉，而是在学校被欺负的回忆。

第二，语言具有传播性。语言的传播性表明，语言具有塑造话语和语境的功能。这里有个小王给局长送红包的小故事：

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王：“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局长：“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小王：“小意思。”

局长：“你这人真有意思。”

小王：“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局长：“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小王：“是我不好意思了。”

“小王”与“局长”这一段对话，塑造了“意思”的话语及其特殊的语境。而这样的语境会使对话双方对“意思”不断进行解构。换言之，语言的传播过程既是话语和语境塑造的过程，也是对话语和语境解构的过程。

第三，语言具有描述性的功能。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媒介，但语言表达的方式不同决定了表达的真实与否。这里用一个关于媒婆如何促成两个从未见面且身体有缺陷的人走向婚姻的经典案例来说明：小伙子是个哑巴，小姑娘则鼻子非常扁平。

媒婆对姑娘家：“小伙子很老实，就是嘴上说不出什么。”

姑娘家：“老实好，老实可靠。”

媒婆对小伙子家：“姑娘家很穷，但姑娘很勤劳，就是眼下没有什么。”

小伙子家：“穷不怕，只要勤劳，往后的生活就一定幸福。”

很显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只要说服了双方父母，最终哑巴小伙子一定会与鼻子扁平的姑娘成功走向婚姻。媒婆之所以能够说服双方父母，关键是她抓住了“眼下”和“嘴上”两个词来进行话语建构和语境建构，达到了以“真”乱“假”的目的。从上述对话来看，媒婆没有说一句假话，但真话却建构了假的内容，使真相被真话掩盖起来，导致听者以真话来理解真话背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却是真话中的“假事实”。由此可见，“交流信息要比交流物品与服务复杂得多”②。

第四，语言的逻辑性。语言是一种有结构、有规则的指令系统，因而不仅每一句话有严格的规则，而且不同的话放在同一个语境之中进行比较的时候，也应该是在同一结构、同一规则下的指令系统的类比。否则，语言就会陷入混乱的逻辑之中。下面我们来比较以下两段话：

（1）中国用了三十几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这是前几年在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中非常流行的一段话。这句话是用来表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听起来它似乎没有什么逻辑问题。虽然是描述一个事实，但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共产党宣言》里一句话的启发。《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

（2）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这句话肯定没有错，也是描述一个事实，是为了表达资产阶级通过技术革命、社会革命而摧毁了封建的社会结构，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生产力后，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成就。但是，同样是事实，用（2）的逻辑引出（1）的判断，就不符合语言的逻辑了。《共产党宣言》这句话是指资产阶级摧毁了一切封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没有承继性。而中国是后发国家，无论西方的现代化还是中国的现代化，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进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吸收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社会积极成果和技术成果。当然，我们为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但两句话在语境逻辑中是不可类比的。

第五，语言的交际性，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主要表达方式。语言交际的目的和动机包括传播、说服、调查、荐举等，也包括咒骂、诋毁、斥责等。语言的交际性特别强调语境，也就是情景和背景，情景和背景必须要有可对话性，也就是不能“鸡同鸭讲”，各自讲各自的就无法对话，这样的话语就不是交际性话语，也不具有传播性；语言的交际性还要求话语要有互动性，也就是不能“一言堂”，一方不能对正在进行的对话突然终止或改变话语的内容。这样既不礼貌，也无法形成交际性的语境。

第六，语言还具有民族性，这表明语言可以建构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阐述了民族意识的起源。安德森认为，从欧洲的情况来看，民族意识源于：一是拉丁文的改变，特别是其书写的风格越来越远离教会；二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三是统治者特定的语言在地理上扩散，从而形成专属于某一特定统治集团的国家的语言。于是，印刷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特殊的固定性，为语言塑造了“主观的民族理念”；三是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权力语言。④霍布斯鲍姆也认为，民族主义的原型表现为，一是超地域性的普遍认同；二是少数特定集团的政治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⑤这些内容都强调了语言建构身份的情形，而这样构建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民族认同，更是政治认同。不同的语言塑造不同的政治身份。当然，语言可以建构身份，但不能反过来说身份建构一定需要共同语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有不同的语言，所以并不是说同一种政治身份只能用同一种语言。或者说，“语言上的天壤差别……人们说话就说不到一起，这种差异性会加速地域和民族的分裂”⑥，但作为民族国家来说，绝对不能采用消弭语言的差异性来巩固政治权力的做法。

长期来，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这个问题包含着以下几个内容：一是中国已经拥有中国话语；二是中国话语的目的是要试图说服世界；三是用中国话语说服世界的方式不止一种。笔者将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中国话语的对外表达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对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话语”回应无力？前文论及的语言指向性已经说明，人们在潜意识中无法处理否定性话语（或否定词），而我们长期来主要是回应性话语，而且还是以否定的方式来回应的，例如，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话语，我们组织专家进行回应，无论以怎样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的回应性话语，都是以“中国不存在威胁”“中国不崩溃”“中国不傲慢”“中国不强硬”等的回应方式，所回应的话语都是否定性话语。以否定性话语（或否定词）回应上述话语，不仅不能批驳原话语，甚至相反，恰恰强化了原话语构建的肯定含义。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了一个“中国责任论”，即要求中国作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尽管佐利克这个话语对中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其背后仍然隐藏着对中国不和谐的认知，甚至还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暗含着另类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因素。⑦对此，中国学术界同样也对“中国责任论”进行了回应。当然，我们没法也不能使用否定词或否定性话语。结果，“中国责任论”这个话语没有对中国产生负面效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回应“中国责任论”的方式对了，而是这个特殊话语既不是如“中国威胁论”一样对中国具有强烈的负面性作用，也无法使用否定性话语（或否定词）而无法强化其原话语的渲染力。由此可见，在使用对外话语时，正面构塑的话语要远比否定性、回应性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和穿透力。

第二，在话语和语境构塑时，需要根据目的来运用合适的语言。如果目的是要对话与交流，那么我们既不能用自己的“历史悲情”来煽动情绪，也不能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如果是一场话语斗争，那么特殊的话语方式不能作为一种范本反复使用，否则就会导致自己的话语陷入逻辑陷阱之中。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它是积极案例，但在后来不断被错误地使用。据吴建民大使说，1997年4月，荷兰外交官在联合国第五十三届人权会议上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副代表李保东驳斥道：历史上，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几个世纪的殖民化和殖民统治期间，曾经大规模地、系统地侵犯人权，其后果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因此根本没有资格来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⑧这种驳斥在当时的确非常有力，加上与此相配合的外交斗争，使得中国在那次人权会议上完胜。然而，一些学术讨论把这个话语范式作为一个模板，以至于后来讨论任何问题都沿用了当年李保东的这个模板。例如，在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权力腐败与如何遏制腐败的时候，一些中国学者就说，“西方历史上腐败十分严重，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权力腐败……”当西方对中国的民主体制评头论足的时候，一些中国学者就说，“西方民主体制出了严重问题，西方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民主问题……”此类话语，肯定不是在建构对话的语境，而是一种话语交锋的语境。这样的范本用得多了，我们就没有对话的朋友了，我们的话语也不会有太多的听众。话语和语境的建构需要话语者和受众共同参与，这样才能产生话语“共鸣”。

第三，外交上的话语对峙，是一场特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目的是把有硝烟的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或者是把不可能的合作促成为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合作。为此，外交就需要像前文所述及的媒婆的话语。在这方面，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外交技巧和外交话语技术高超。拿破仑帝国被摧毁之后，欧洲原本要对拿破仑帝国进行复仇。然而，梅特涅已经认识到沙皇俄国早就有觊觎欧洲之心，要保护欧洲特别是保护奥地利的安全，必须要对法兰西达成谅解。梅特涅如何来说服欧洲对法兰西的谅解？尤其是如何说服欧洲领导人愿意恢复法兰西帝国1792年的边界，让它尽快恢复成为欧洲大国？最初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家非常不理解，根本不能接受他的建议。然而，梅特涅指出：其一，欧洲现在没有大国，沙皇俄国虎视眈眈，如果欧洲没有大国，那么欧洲刚刚结束拿破仑的战争，马上就要面临着被沙皇俄国践踏的危险，因此，欧洲要尽快恢复法兰西帝国来制衡沙俄，这样欧洲才会安全；其二，要避免法兰西帝国重新崛起后对欧洲产生复仇之心，因为法兰西帝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其崛起之势是不可挡的，如果因为拿破仑的错误而对法兰西进行惩戒，那么重新崛起的法兰西就有可能报复欧洲；其三，欧洲要努力避免沙皇俄国饮马地中海，欧洲才有可能实现集体安全；其四，奥地利早就在走下坡路，要确保奥地利的安全，就要把它置于欧洲的安全之内。正是由于梅特涅的外交游说，欧洲各国政治家都先后接受了梅特涅的建议，最终促成了欧洲的协调机制，即维也纳体系。⑨梅特涅此举达到了“一箭四雕”的目的：恢复法兰西帝国以制衡沙俄、避免法兰西对欧洲的复仇、避免沙皇俄国饮马地中海、把奥地利的安全置于欧洲的安全之内而获得了安全保障。

第四，中国长期来流行着“赶超论”“超越论”等话语，恰恰陷入了西方自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以降线性的、进化论史观的陷阱之中。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是一种启蒙叙事结构的历史观，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正如杜赞奇（Prasentjit Duara）所说，梁启超受到启蒙叙事结构的历史观的深刻影响，而“彻底抛弃了中国史学”。在梁启超看来，儒家史学无力赋予中国民族的经历以任何意义。⑩所以，在五四时期，梁启超“一改早年的国家民族主义观点，转而主张超国家的世界主义观点”⑪。其实，受启蒙叙事结构影响的不只是梁启超，甚至包括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持有进化历史观。这种进化史观在1949年以后，最初演变为“超英赶美论”，后来则具体化为更多的“超越论”，如“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中国道路超越西方道路等。众所周知，“超越”有强烈的对立意识，“超越论”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置于西方的对立面来讨论中国的发展路径问题，从而使发展路径问题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然而，发展路径就其客观内容而言并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成为先进的发达国家，至少要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水平，没有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水平就提出“超越”之说，显然就是以既有的意识形态作为评判的标准，从而使不同的发展路径具有对抗性内容。虽然马克思没有讲“现代化”这个概念，但马克思在这句话里很显然包含了“现代化”的蕴意，而且他所指的不是超越性，而是说要达到某种目标。因而，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或发展路径的论述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激进观点，但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史观的自我反思，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⑬的主张，也特别强调现代化实践在不同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

第五，外交不是通过谩骂，而是在温文尔雅的说辞中来实现国家利益，即便要挑起事端，也依然是“彬彬有礼”的。我们来看看前人是如何运用“外交”说辞来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的。

案例一：赵国张孟谈如何退敌以维护赵国安全？

智伯被杀、三家分晋之后，又过了几年，韩、魏、齐、楚四国联合攻打赵国，要求赵国归还当时从智伯手中取得的多余的土地。赵襄子向张孟谈求救，张孟谈就是当时打败智伯的关键性谋士，他对赵襄子说：“君负剑而御臣以之国，舍臣于庙，授吏大夫。”也就是叫赵襄子把自己送入朝廷并封为大夫。然后，张孟谈使“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少之子之齐”，即把这四个人分别送到上述四个国家。结果，“四国疑而谋败”。⑭没说一句话，只做了这件事，这就叫做行为话语运作。

张孟谈就退兵没有采取任何直接行动，而只是用“行为话语”进行了设疑，并且能够引诱四国生疑。这种方式还有一个经典案例：

案例二：金门炮战中，毛泽东如何避免美国产生激烈反应？

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但他又担心美国对此会作出激烈反应。毛泽东抓住赫鲁晓夫秘密访华的机会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为此，他特地要求中苏两国领导人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并举行一个公开仪式欢送赫鲁晓夫回国。回到莫斯科后，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并指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更有意思的是，在会谈公报刚签字以后，苏联电台临时中断了预定的节目，插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信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在外界看来，这次会谈足以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而毛泽东原本也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不出所料，公报发表之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队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⑮

“行为话语”可以设疑，符号话语也可以设疑从而实现国家利益。这里再来看一例：

案例三：战国时期张仪究竟是如何说服楚国而离散合纵联盟的？

第一步：威慑。“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⑯

张仪以秦国的实力对楚国进行威慑，秦国强大，六国弱小，怎么能与它们合作？跟猛虎合作才能真正受益，跟群羊合作是战略性错误。

第二步：“设身处地”地为楚王考虑。“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能无危哉？”，“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⑰

张仪从楚国的角度来分析当时楚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秦、楚两个大国，若势不两立，则秦国可以占据宜阳而逼迫韩国向秦国称臣。一旦韩国称臣，魏国也就闻风而动。这才是楚国最大的危险。再说，主张合纵的人抬高了楚王的品德，只说合纵对楚国的好处，却不说合作对楚国的害处。一旦祸害来临，就难以应对。

第三步：转移话锋，直至问题的源头。“夫以一诈伪反复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

张仪向楚王指出，目前最相信合纵会使签约国互相亲密而变得更加坚强的人只有苏秦，后来成为燕国的相国，阴谋与燕国瓦解齐国，瓜分齐国的土地。为此，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跑到了齐国，齐国也相信了苏秦并封他为齐国的相国。不久，苏秦的阴谋被识破，齐王大怒而车裂了苏秦。一个诈骗虚伪反复无常的人，想统领天下，怎么可能成功呢？

第四步：威逼之后的利诱。“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⑱

利诱的手段不过是美女和土地，张仪在这两方面都给予了楚国以承诺，且表示永远作兄弟之国，永远不相互攻击。结果，楚王就心动了，说：“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⑲张仪在整个对话中没有一句是诋毁楚国的，即便是在威逼之处也非常礼貌。张仪以美女、土地诱惑楚王，他的目的就是要瓦解合纵联盟，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但是，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士人之中立足，要想从他那里获得好处，真的是“难于上青天”，只是年轻的楚王根本无法识别张仪的本性而已。无论如何，张仪在六国之中游说，的确非常成功地运用符号话语瓦解了六国合纵联盟。

一般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可能是一项任务，即如何使中国要素“走出去”的问题。但是，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看，并非只有文化要素“走出去”才是唯一的提升路径，将外来的文化要素“请进来”使之受到本土文化的感染，以及与本土文化融合并产生出新的文化要素，从而使本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也意味着本土文化的软实力获得提升，也即本土文化通过“溶解”、吸纳、融合外来文化要素而提升了自己文化的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⑳。中国对外传播也是一样，既要强调中国要素“走出去”，也要强调中国要素对外来要素的“化解”能力。从知识传播来看，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化知识的世界普遍化的问题。中国的对外传播就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社会科学的知识从其起源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的知识，即关于特定社会中特定事物的知识，在取得一般化的认识之前，都是本土的和地方的；另一种是普遍的知识，即普遍化、一般化了的对同类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人们有时称之为“规律”。但是，人们认识世界或者是获得社会科学的知识并不一定是从本土知识、特殊知识开始的，特别是间接经验的获得，有可能是从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开始的。㉑例如，我们学习首先是从一般性的概念入手，然后获得普遍性认识，再用普遍性的知识来认识特殊性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普遍性知识的本土化问题才不断被提出来。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产生于西方，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启蒙主义时期传到中国来的，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首先是对西方社会的反映和抽象，被抽象出来的概念、理论尽管具有某种规律性、普遍性，但当这些概念、理论被重新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时，就“需根据具体状况和材料加以改造和改进，使其具有更大的适切性和适用性”㉒。从这方面来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而且还要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并不容易，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开始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支撑这个进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实力，还需要有理论体系和精神产品，尤其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㉓。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非常艰难的探索，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比较而言，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则可能更为艰难。但是，无论是跨地区的流动，跨国和跨民族交流，还是不同社会的价值互为参照，以及彼此之间互补各自的不足，等等，这一切都促使本土性知识超越本土范围而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一种知识即便是本土的，但它必须同时又是世界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知识（包括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接纳而成为世界性的知识。

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鉴于此，第一，中国话语必须具有可对话性。“中国话语”首先是一种本土性知识，既然是本土性知识就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如果话语缺乏对话性，那么就是“自言自语”，就如祥林嫂反复讲“阿毛”的故事，可是并没有人愿意听。话语的可对话性既包括内容的可对话性，也包括对话语符号的共同审美，这种可理解性是内心深处的可对话性，这种情形的可对话性是深层次的对话性，是能够产生持久且深远影响的可对话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强调“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用中国话语讲述的中国故事不会变样、走形，既能保持故事的真实性，也能确保故事的原汁原味。但是，千万不能强行地用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很有可能导致不仅话语没有人听，故事也显得乏味。究竟怎样讲述中国故事，周恩来1954年在日内瓦创造了一个经典：周恩来率领中国外交代表团出席日内瓦的国际会议期间要向各国记者和外交官推介中国文化，上演著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担心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工作人员制作了厚厚的译本宣传册，即便如此，也是应者寥寥。此事上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对工作人员的形式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海报上加上一条：请各国友好人士欣赏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结果，座无虚席，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演出的成功自然是归功于周恩来借用西方文化符号实现了符号置换和话语对接，如果仅仅用中国话语，根本就无法形成对话的语境。文化就是故事，但讲述故事的话语不同，受众的反应是大相径庭的。特别是用来讲故事的话语只是用来引导和说服受众理解“中国故事”的工具。但是，对话语的理解不仅受到受众知识水平的影响，而且话语还有民族差别、语境差别、宗教信仰差别等。因此，在没有对话性的话语及其语境中，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很有可能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听不懂的故事一定让人乏味，甚至反感。㉔

第二，话语要有可理解性。话语缺乏可理解性，那么就是“鸡同鸭讲”。话语的可理解性表现为，一是话语符号（包括文化符号）的可理解性，二是话语构塑的语境的可理解性。在对外传播中，可理解性的话语符号、文化符号等更容易构塑语境。有人说中国人喜欢“攀”，诸如攀亲戚、攀同学、攀老乡等，“寻找熟人的熟人”“关系的关系”，目的是拓展社会资本以便更好地“办事”㉕。撇开这种裙带关系不说，从话语的角度来看，“攀关系”实际上一是为了寻找可理解的话语。一般来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的彼此，更容易寻找到可理解的话语。二是为了构建可理解的语境，有上述关系的彼此会对某些具体的事情产生共鸣，从而使话语环境更加和谐，也使话语的交流能够正常持续下去。同样，对外传播也需要营造某种共同点，从而可以构建可理解的话语和相应的语境。

第三，话语要有可接受性。话语的可接受性就要求话语者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受众着想，使受众愿意倾听叙述者的故事。否则，故事就很有可能成为单方面的“灌输”，这种说故事的方式，无论故事有多么美，也无论叙述者有多么能说，受众也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可接受性的话语及其故事，一定是那种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被感染并主动接受的故事。故事的感染性是故事可接受性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说故事的人还要使故事与受众能够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使受众身临其境，甚至在内心中产生共鸣。这样的故事才会具有自然的可接受性。例如，2001年，上海代表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当时参与竞争的城市不少，最有竞争力的是俄罗斯的莫斯科、韩国的丽水等，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是以“城市”为主题来参与竞争的。客观地说，这个主题并不是中国的强项，但中国上海最后胜出了。原因不是中国城市发展得好，而是中国的“城市”主题以另一种方式打动了日内瓦的各国投票者。中国打动投票者的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城市化发展遭遇了不少困境，城市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尤其是各种“城市病”不断爆发，西方正在寻找城市化进程新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中国不是以中国的城市元素来演绎城市概念的，而是以西方的城市元素来对接世博会的城市主题的，是借助于亚里士多德（Arisitotle）名著《政治学》中对城邦生活的描述：“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㉖在中国申办书中，正是把这句话演绎为了“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申博主题。西方社会精英无疑都读过这部经典著作，中国的主题演绎迅速在投票者中产生共鸣。从最后上海获得主办权的情况来看，很显然，这样的故事真的打动了那些投票者，也就意味着那些投票者理解了上海世博会的中国故事。

第四，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既要使中国故事在可对话的情景之中获得世界的理解，更要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识。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一是要走出中国话语的“自恋”，使中国话语具有普遍性的关怀。普遍性的关怀，就是指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虽在中国生成，但必须要指涉世界。正如“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提出来的，但“一带一路”的实践必须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二是摆脱“自说自话”的话语方式。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并不是说得越多话语权越大，如果只是“自说自话”，那不可能形成话语权。当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一些中国学者也试图进行驳斥，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内容是“自说自话”，缺乏可对话性。但是，若话语论战能够直击对方要害，则完全可能通过话语创新和建构夺回话语权。19世纪末，欧洲流行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无政府状态》一文，从欧洲文化深处来揭示欧洲文化的问题，以此来驳斥“黄祸论”。辜鸿铭承认“欧洲和远东之间的确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但他指出，“这种斗争不是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之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是“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中世纪主义的冲突”。因此，“不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冲突”，而是“部分欧洲人为将自己完全从古代中世纪文明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在辜鸿铭看来，欧洲人民要避免自己的毁灭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为获得现代文化去奋力抗争，要么就是回归到中世纪的信仰上去”，但很显然欧洲人民不会选择后者，最终只能依赖于远东民族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㉗辜鸿铭从文化深处层层剥开，对欧洲文化的问题及其未来进行了透视，论证深刻且有强大的穿透力。结果，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Robley Dunglison）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㉘三是对外传播切忌话语“偏执”，尤其是外交官更要避免话语偏执。因为，一方面，外交官在外与相关国家的同行不可避免地要抬头不见低头见；另一方面，无论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但外交官始终怀着一种与他国沟通的使命。这两方面都要求外交包括对外传播的话语要“留有余地”。四是对外传播要避免话语“对抗”。外交官的话语要体现自己国家的品格，在对外传播中，用对抗性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种话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换成可对话性的话语。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话语要善于利用可置换性的文化符号进行话语对接和语境的塑造，从而使他人理解、放心，这样中国故事才能传播得更远，中国本土性知识才能在世界各国的接受中转化成为世界的普遍性知识。

研究语言的特性与功能在于提升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语言的意义在于实际运用，而语境是确定语言意义的具体环境。对外传播就是运用语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仅要把握语言的特性，而且还要能够通过相应的语言来构塑可对话、可理解的话语和语境。

外交是对外传播最特殊的一种方式，尤其强调语言的运用技巧和特殊的语境。同时，外交实际上又是一场场特殊且复杂的话语斗争。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对外传播还是具体的外交实践，在运用语言和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能模式化、刻板化。不同的场合决定了不同的语境，也决定了不同的语言技巧和话语方式，这样才可以通过沟通、对话、说服来使受众认同和接受。

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产生于西方，但普遍性的知识并不具有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功能，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对“社会科学本土化”提出了要求。但是，本土化知识又必须要转化为普遍性知识，这样才能使本土性知识具有普遍性意义。对外传播就是本土性知识普遍化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能够顺利实现，那么就意味着对外传播是成功的。为了达到目的，对外传播就需要进行语言沟通、话语对接、符号置换，这样对外传播力才能得到相应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