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法春：大力发挥外语类院校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潜能与优势（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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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挥外语类院校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潜能与优势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21-07-11

作者：陈法春（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气势恢宏、内涵丰富，铿锵有力、催人奋进，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讲话对新的征程上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和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其中之一是 “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的重要内涵。应该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需要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共同努力。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就为我们加强和改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遵循。笔者认为，要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中去学思悟践。

　　外语类高等院校肩负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职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深入考虑当下需要怎样的人才。不难发现，培养兼具外语技能和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是现实之需。事实上，在外语类专业着力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合乎学理、切实可行，其合理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两类专业有共同的学科基础。所谓传播能力，一般指媒体的有效传播力，属于新闻传播学学科范畴。而新闻传播学是一个综合交叉学科，《新闻传播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开宗明义地说明，“新闻传播学是文学门类下设的一个专业类，主要以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学科基础，同时有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显然，新闻传播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同属文学门类，有共同的学科基础。两类专业教学质量都参照国家标准，都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都把“全球视野（国际视野）”“跨文化（传播）能力” “外语运用能力（应用水平）”作为培养目标或培养规格。如果再进一步把传播细分为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后者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途径，也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符号，可以说语言学是传播能力的左膀右臂，外国语言文学则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手足口舌耳目。

　　二是外语类人才和国际传播人才有共通的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国际传播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中外融通的跨文化能力。《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区域与国别知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具备“外语运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外语类专业人才因此具有成为国际传播人才的潜质。

　　三是外国语言文字有助于扩大国际传播受众面。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目前，汉语（中文）还不是国际通用语言文字，面对全球异质性和多样化的话语体系，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还需要转化为外语（文）讲述和传播，才能更好地实现“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而无论是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还是直接用受众能看（听）得懂的语言（文）表达，外语类专业人才具有更好的基础和更加突出的优势。

　　四是通过外国语言文字能够捕捉到传播过程中更为精准的信息。国际传播信息的加工与传递非常倚重于语言翻译；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等方面许多时候需要借助外语去获得，或者说，深谙外语者，获得的反馈更直接快捷，对交互作用观察的更深入具体，对传播效能的分析更为透彻。

　　可以说，继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论述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外语类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外语类高校要主动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不负时代，不辱使命，乘势而上，在新文科背景下，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固本守正，积极创新，主动与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与融合，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石在立德固本。国际传播人才要有坚定而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守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现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仍然处于国际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他们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竭力遏制中国，极尽污名抹黑妖魔中国之能事，蓄意歪曲中国的形象。外语类专业学生长期置身目标语文化语境，存在受其思想观念、话语体系浸染的潜在风险，必须具备更强的政治定力、更高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更加自觉自信的文化意识。为此，要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引导，通过政治理论课、中国历史文化素养课、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等多种途径，让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真正明白并能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国外语类高校推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的“三进”工作，为外语类高校培养学生的政治立场，深入理解中国国情、党情、民情，涵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都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是立德固本的有效路径，必将在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支柱在守正强基。外语类专业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优势在于本专业学生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基于对语言对象国别和区域文化较为深入了解的跨文化能力和较宽的国际视野。这些是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底色，缺乏这个底色，或者成色不足，不仅不能成为有效的国际传播专门人才，也算不上是合格的外语专业人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近几十年的外语专业教育对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重视不够，外语专业一些学生的中文书面表达能力弱。这种局面不利于在外语类专业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因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加强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外语类专业培养的人才绝不能精于外文而荒了中文，对语言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烂熟于心而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捉襟见肘、含糊其辞。作为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国学生不仅要有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必须满怀传承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与精神的强烈使命感和持久的激情。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前景在融合创新。外语类专业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完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自觉地将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技能纳入学科交叉融合的范畴，为外语类专业学生学习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课程（比如马克思新闻思想、传播学概论、网络与新媒体概论、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等）、参加实践教学提供机会。

　　我国传统的外语类高校在开设多语种外语类专业的同时都开办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因此，在校内就可以实现两类专业的交叉融合培养。以笔者所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为例，学校设有33个外语语种、35个外语类专业，4个新闻传播类专业（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还开设了其他与国际传播密切相关的专业，具有在外语类高校培养国际传播专门人才的条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类高校有责任、有能力为培养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使我国的外语类专业人才不仅可以成为中外融通的桥梁，而且可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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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外语类大学的新使命

原创张西平北外国际汉学

如果从同文馆的外语教育算起，中国的外语教育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如果从康熙时代的拉丁文班和俄罗斯馆算起，则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中国近代以来真正的大学体制中的外语教育应起始于清华大学。1926年5月，清华大学外语系成立，建系初称西洋文学系，后改称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外文系”）。外文系成立时制定的《西洋文学系课程总则》规定，外文系培养“博雅之士”。所谓“博雅”，被解释为“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一方面规定学生必须选修“属于全体之研究”的“各时代之文学史”，“以求一贯之博通”；另一方面要求学生“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清华大学外文系将英国的戏剧和研究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后来培养出了洪深、李健吾、曹禺、张骏祥、英若诚等著名戏剧家。清华大学外文系还开创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先河，教授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阐释”方面有突破性贡献。该系所培养的学生如吴达元、赵萝蕤、季羡林、李赋宁等，均为比较文学界之中坚，其中钱锺书以其《谈艺录》和《管锥编》将现代释古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近代中国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三人都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在学术上应和吴宓先生是有联系的。抗战期间，王佐良先生和许国璋先生都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是叶公超的弟子。1946年在民国教育部举办的自费留学考试中，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三人居于前茅。后王先生留学于英国牛津大学，许先生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周先生留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另外，中国阿拉伯学的奠基人纳忠先生、北外英语系的创始人初大告先生、曾在北外工作过的水天同先生与许渊冲先生都在北外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北外80周年校庆

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展史来说，它是一所有着红色传统的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自己的使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外文期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的前身是1946年龚澎所办的英文期刊《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两刊都与这所学校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延安的外语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他们的笔和译，从事着让世界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事业快速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中国外交家的摇篮，成为向新中国介绍世界文化的重要阵地。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地学习外部世界的经验，需要了解多元的文化。因此，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成为当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发展的主要特色。

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者中，始终有一些人坚持着另一个伟大的使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展史中，初大告是一位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他不仅是北外英语系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九三学社的创建人之一，他还是北外学者中第一个主动承担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使命的学者。初大告1934年到英国学习，仅1937年一年内就在伦敦三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新定章句老子道德经》《中华隽词》和《中国故事集》英译本，这些成就足以载入中国典籍外译史。长期在北外工作生活的加拿大著名汉学家、新中国英语教育的重要先行者——伊莎白（Isabel Crook）教授著有《兴隆场》《十里店》系列著作，她是最早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向西方介绍中国基层社会生活的人，她获得的共和国“友谊勋章”让北外生辉。北外亚洲学院的邱苏伦教授，以一人之力，用泰语翻译了《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红楼梦》《邓小平文选》等作品，这是中国当代翻译史的重要成就，她由此获得了泰国国家最高翻译奖。

伊莎白

初大告、伊莎白、邱苏伦等构成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道重要风景线。但很长时间里，北外有几个人知道初大告呢？有几个人知道伊莎白教授还是一名重要的汉学家？有几个人知道在北外亚洲学院有着邱苏伦这样伟大的翻译家呢？

其实在中国的外语院校中，像初大告这样的学者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范存忠教授、方重教授等，他们都是在中国文化经典翻译和“中学西传”研究上有着杰出贡献的前贤，都是中西兼通的大师。

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服务，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是外语类大学的根本性使命。由此而言，全国的外语类大学在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始终肩负双重使命，一个是“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一个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但这样的使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一直是国家的重要任务，“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成为外语类大学最重要的工作。这一时期同样存在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问题，但相比之下，前者更为紧迫和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实现了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从国家总体实力上看，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经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此时，“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成为一个急迫的重大任务。向世界介绍一个有着三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中国，向世界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向世界昭示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目前，在世界的文化版图和政治势力上，西方发达国家仍具有优势，中国的声音受到西方舆论的打压。如何为发展的中国呐喊，如何为中国国家文化利益在全球的布局服务，已经成为外语类大学必须思考的问题。

因此，“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一口号的提出，适应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北京外国语大学在65周年校庆时，时任校长郝平就提出：“我们要在北外突出外语教学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有北外气象、北外特色的学术研究，鼓励学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以此来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输出。”由此，北外新使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被正式提出。

正像当年急需了解外部世界的文化和学术，以促进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一样，目前发展的中国急需向外部世界介绍自己的文化和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是外语能力，全国外语类大学都应承担起这一使命，责无旁贷。

特别是这次疫情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思想文化冲突将会愈加激烈。从西方中心立场出发，西方百年的傲慢，使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无法容忍东方大国的复兴。在西方的舆论场上中国有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历史的中国，文化灿烂辉煌，他们敬佩；一个是当代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上“另类”。

如何向世界介绍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文明连续发展的中国，这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从“挨打”到“挨饿”，再到今天的“挨骂”，中国一路走来，越过崇山峻岭，跨过大江大河，我们完全有信心回答西方世界的质疑。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布鲁塞尔欧洲学院讲话时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是一个中国。王岐山副主席在2019年国际儒联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推崇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与今天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中华文明推崇的“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与今天我们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中华文明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相辉映；中华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今天我们主张的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文明的中国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它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和文化逻辑。

今天的外国语大学能把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吗？能把具有三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中国展示给世界吗？国家在期待着我们外语类院校的回答。

外语类院校要完成这样的新使命必须对原有的教学体系、学科安排、研究方向做重新的思考与部署，应根据国家发展之需，将“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作为外语类大学的重要任务来加以安排。为此，思想之认识，教学之安排，研究之重点都应有所调整。

文化自觉是首要的，百年以西为师的中国应该走出长期形成的仰视西方文化的心态，平等、包容地学习一切文明、文化，建立对自己文化的自信。长期以来以研究欧美文化为重的外语类大学，更应结束学徒心态，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健康文化心态上来。

承担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使命，不但不会削弱我们的外语教学，反而对我们的外语教学和国外文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种建设的扩大，为研究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打下语言的基础；而世界各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需要扎实的外语能力。外语能力是进入中国经典外译研究的入场券，是做好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基本能力。外语强，则传播能力强。新近北外开设了拉丁语专业，就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不懂得拉丁文，不仅学不好欧洲国家的语言，也做不好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研究，因为中国典籍的第一批西方语言译本，绝大多数是用拉丁文翻译的。

同时，外语专业如何将外语能力的培养和中国文化知识与修养的培养结合起来，需要继续探索。北外英语学院曾邀请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用英文讲授《论语》和《中庸》，这是一个可行的尝试。在各语种在外语教学中，均可以将各国汉学著作和中国典籍译著作为外语教材之用，将外语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合为一体开展，这样既可推进外语教学，又可提高学生的文化传播能力。

在完成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使命中，外语类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具有重要的作用。中文专业在外语类大学中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学科，更不仅仅是一个让外语学科的学生学会中文写作的工具性学科。中国文化应是所有外语类大学的灵魂，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承担着外语类大学中国文化精神培育与教育的重任。应从“新文科”建设开展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两大学科的全面交融与共建。“外语院校当代‘外语’和‘中文’学科，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用中国文学为外语学子铸魂，以明大学之道；用外语学科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助力，以彰显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各国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是外国文学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钱锺书、范存忠等前辈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这一研究将纠正西方文化研究的“欧美中心主义”。欧美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在世界文化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是因为它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结果。亚述文化曾是希腊文化的老师，阿拉伯文化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曾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榜样。19世纪西方强大以来，他们改写了世界文化史，西方文化成了一个自我成圣的文化。在他们的文学中“东方主义”成为主基调。随着中国的崛起，东方文化再现它的辉煌，这对外国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文明互鉴、东西文学交流与影响是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方向。

翻译研究，尤其“中译外”研究更是外语学科的重要生长点。长期以来那种以西西互译理论来解说中国典籍外译实践的研究应该结束了。中国翻译研究者应创造出以汉字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内容的中译外理论。许渊冲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国际汉学》2020年增刊所发表的潘文国先生的重要文章《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更是一篇宏文，值得所有从事翻译的外语人细读。

以上所有这些都给外语类大学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回到中国文化的立场，熟悉与了解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本身的历史发展与当代进展，成为我们做好中国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仅仅靠一张外语的入门券想做深、做好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研究已经远远不够了。

汉学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史研究，中国文化全球发展研究无疑是外语类大学新的发展方向。从北外65周年校庆以来，15年间，北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学术步伐。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十三五重大社科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教育部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煌煌十九卷本，受到学术界好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十五卷本写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国际汉学》期刊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成为推动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的代表性学刊。继续做好海外汉学研究，办好《国际汉学》，是国家文化发展之需要，是做好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学术基础。

北外2021年新成立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更是气魄非凡，它将成为全校“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战略使命的学术中心、组织中心和协调中心。这个学院的成立显示出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的领导班子践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决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国际儒联共同创办的“世界汉学家研修基地”将成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学术平台，它的成立将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使命的有力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