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语言、使用与认知》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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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辑：研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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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与认知》

琼·拜比力作

研究语言以及语言演变和语言处理的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

琼·拜比（Joan Bybee），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语言学荣休杰出教授，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语言学学会和认知科学学会研究员；主要从事音系学、形态学、语言共性和语言演变研究；著作有《形态学：意义与形式的关系研究》《语法演化：世界语言的时体态》《音系学与语言使用》《使用频度与语言组织》《语言、使用与认知》《语言演变》等。

译者简介

李瑞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全国翻译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服务行业专业委员会副会长；《Babel》《中国翻译》《英语世界》编委。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学术翻译、语言服务。翻译出版有《朗文当代英汉大词典》《阅读的历史》《活着的女神》等代表性译著，其中《阅读的历史》荣获全国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

内容简介

《语言、使用与认知》聚焦关乎语言生成、组构和变异的动态过程。作者提纲挈领地提出语言新论，开门见山地探讨语法的本质问题，将变异性和递差性统筹兼顾，以作用于语言使用行为的复现过程为切入点寻求解释。其论据涵盖基于大型口笔语语料库的研究发现、语言变迁的相关知识以及语言使用者作为受试的实验结果。本成果围绕语言使用和语言变迁这一论题，提出了一套整合型理论，对认知过程和语言演变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自序

常识表明，语言、使用和认知紧密关联。然而，语言学界新近才开始接受这一常识性观点，尚没有哪本著作以此为题进行过清晰的论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语言学界的理论思考将使用和普遍认知排除在语言理论之外。其中的部分原因与乔姆斯基的构想有关。乔姆斯基曾经接受过结构主义基本理论的熏陶，其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结构主义框架强调语言单位和规则的规律性，同时认为语法是一个系统，其中的一切皆可组合（例如，基于一套规则或对立关系的组合）。

一般认为，该系统的研究独立于语言使用机制而存在，因而话语、交互语境或使用频率等问题并没有进入其研究视域。在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之时，乔姆斯基对这种做法推崇至极，因此限制了研究语言结构可用的数据。关于语言结构与认知的关系，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结构是一个独立的神经认知系统，与其他类型的认知不大相干。这一假设同样也限制了语言关联数据的规模，但似乎又根植于美国结构主义框架之中，其主要目标是针对不大为人所知的语言研发一种描述性工具。

一名研究生带着疑问，进入语言研究领域，这些假设怎么会让其不沮丧呢。事实上，当时，有人声称这样的经验证据适用，那样的经验证据不适用，整个研究领域因此而裹足不前。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对此并不清楚。最初，我既没经验资本，也没理论资本，无法超越所训练的学习内容。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当时确实和汤普森（Sandra Thompson）探讨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嵌入小句之中的某些构式的句法约束是话语因素所致，而不是纯粹的句法原因（Hooper and Thompson 1973）。

我在毕业论文中也探索过一种音系学模型，试图将语音因素从形态因素中分离出来，这与当时的生成音系学形成了一定反差。生成音系学解释所有类型的变异项，包括从音系学单一角度解释的形态-音系变异项在内（Hooper 1976）。有关语言变迁方式的证据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语音理据和形态理据迥然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类型的变化。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形态学理据，我使用了珀金斯（Revere Perkins）设计并采集的50个语言样本，对动词形态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跨语言研究。当时遵循的预设是，某一形态范畴的意义，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其制约或产生语音变异的趋势。我十分清醒地知道，研究项目也许会失败，因为50种语言的基因和分布不尽相同，其形态范畴也许就没有可比性。事实上，当时美国结构主义的主流观点是，语法范畴的意义具有高度的语言特异性。不仅如此，格林伯格（Greenberg）和科姆里（Comrie）的研究也涉及到时、体、人称/数等跨语言范畴，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最终，我的研究（Bybee 1985）才得以揭示生成形态系统的某些因素：一方面是屈折范畴的意义及其与动词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是使用因素，如某些动词和某些动词形式的使用频率，还有相互矛盾的形态模式的类频（类频决定能产性）。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使用和意义是决定语言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不可忽视。除此之外，也涉及到认知因素，其缘由是，如果使用频率不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表征，那么就不会影响形态结构。

上述研究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它表明不同语言的确可以有效地进行比较，同时也表明语法范畴并不完全是某一语言特有的。事实上，选择50种语言，研究其基因和地理分布，而不研究其结构特征，便可发现动词屈折范畴的相似度远远超过预期。这些范畴的另一个引人入胜的特征是，多义模式相似，在许多情况下，历时发展的证据也相似。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这些发现与吉冯（Givón）、海因（Bernd Heine）及其同事以及莱曼（Christian Lehmann）的研究有共鸣之处，从而对语法标记产生的历时过程或语法化进行描述。跨语言比较鲜见于他们的著述之中，表明语法化可能是一个普遍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或许可解释语言逐渐产生语法的机制，也可解释我们拥有语法的真正原因。

对理论语言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我在大规模跨语言调查方面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就，也使另一项同类研究似乎变得切实可行，此次的研究重点是动词类语法标记的位置、形式和历时来源，不仅仅涉及屈折变化，而且还涉及迂回标记。这项研究由拜比、珀金斯和帕柳卡（Pagliuca）于1994年完成，对时、体和情态语法化路径的跨语言有效性进行了确证。这项研究还提供了有关证据，可用以推断作用于语法化过程的变化机制，并进一步证明这些机制在所有语言中都在起作用。

进一步研究推理、组块化、组合性消失、语音缩减以及自治性增强等语法化机制和过程，有助于表明这些过程发生于语言使用过程，影响认知表征。如我曾主张的那样，这些机制不仅适用于音系学研究，而且也适用于拓展我们对语法的认识。

鉴于此，我才着手撰写本书，旨在阐明认知过程作用于使用过程进而创造语法的机理。也许，可将本书视为基于使用的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也应当记住，这只是我对该理论基础的特有看法。本书中文版杀青面世，希望能够激发更多研究，探索语言背后的认知过程和使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的应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