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舒：新时期认知翻译研究论——语用与翻译的认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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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认知翻译研究论——语用与翻译的认知观
李亚舒
中国科学院
摘 要：认知科学作为一门了解人的智能性质及人们怎样思维的科学，近年来被翻译界用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为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学科视野。语用学是专门研究对语言的认知和使用的学问，与国际同步发展的中国语用学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值得学界同仁的更加关注和支持。本文在“语用”和“翻译”上从理论到实践举证说明中国语用学人才济济，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必将有更大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认知科学;研究;语用;翻译;潜力;
作者简介：李亚舒，中国科学院翻译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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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上世纪末，翻译界非常活跃，引入了认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为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学科视野。
进入21世纪以来，译学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大家知道，翻译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新世纪里，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这对翻译也必然会带来大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整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正在加速发展，也将引发全球能源的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新疆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翻译服务，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植根于国家民族文化土壤，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学术界普遍认为，认知科学就是这样一门了解人的智能性质及人们怎样思维的科学。认知科学运用信息技术来研究思维活动，它涉及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生理心理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范围。认知科学是在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深入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认知理论对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隐喻是最典型的认知理论之一。因此，隐喻翻译观成为翻译认知论的热点话题。当下，这必然也为我们的译学研究提供了宽阔的思路，为国家构建“高水平、开放式、国际化等教育聚集地”的要求，特别是为国家建设“中外文转化和科技信息自动翻译中心”服务，提供了翻译工具设计的理论平台和实践基地。认知科学翻译研究的作用和意义，真是大矣哉！
二、语用与翻译的认知观
翻译是一种认知行为。译语文本的建构，一刻也不能离开认知。语言认知、语境认知、话语认知、翻译主体认知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构成了翻译过程中一个庞大的认知系统。可以说，翻译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结合态势日益明显，可见，翻译认知论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途径和新范式。
1. 因繁就简
语用学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际语用学会成立于1986年，但是，其发展非常迅速，其学术视角几乎触及语言学的各个门类。中国语用学研究，可以说是与国际同步的。第一届中国语用学研讨会（1989年）至今已近30年了，“语用学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科中的显学”（何自然），它的神速发展真是十分耀眼喜人。有关语用学方面研究的问题，当前国内已有一大批专著问世，一些权威的出版社业已出版了语用学概论、实验语用学、当代语用学等等，新编语用学概论教材，不胜枚举！许多文章反复论述了：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以语言认知意义为其研究对象。或者说，语用学是专门研究对语言的认知和使用的学问。我国语用学发展日新月异，形势喜人。但是，也应该看到：如何在“语用”上深入研究的高质量著述还不够多，以至于在语言学界对语用学的定义和范畴尚存在无规范和统一的见解。有学者认为，认知科学涉及语用学的范畴，有许多的方方面面值得交叉研究。
当下，要不要再多研究语用学的定义和范畴呢？我认为这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笔者拟另撰文再述。这里，只想着重指出的是：对这门新兴的学科应早日理清思路，要认真在翻译实践上多下功夫，而在理论上要提倡因繁就简。诚如爱因斯坦在上个世纪早就说过的“要使我们的理论尽可能简单”。不要把它过于复杂化，我们还是对认知语用的隐喻翻译观，多进行实证研究为好。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认知领域出版了不少著作，如《认知心理视域下的口译研究》（康志峰，2012）和《应用翻译学》（黄忠廉、方梦之、李亚舒，2013）等。其中《应用翻译学》一书中辟有《翻译认知论》（卢卫中）专章，扼要地介绍了刘绍龙的《翻译心理学》（刘绍龙，2007）、邱文生《认知视野下的翻译研究》（邱文生，2010）、王寅的《认知翻译研究》（王寅，2012）、颜林海的《翻译认知心理学》（颜林海，2008）、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张敏，1998）、张威的《口译认知研究：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张威，2011）；还在《应用翻译学》（ApplidTranslatology）书里，引用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译论，如丹克斯（Danks J.H.et al,1997）等合编的论文集《口笔译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施里夫（Shreve,G.M.）和安杰洛内（E.Angelone,2010）主编的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Amsterdam《翻译与认知》、奥布赖恩（O’Brien,S,2011）主编的《翻译的认知阐释》（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以及康志峰（2013）的《口译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of Interpretation），都为我们的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学科视野，值得认真关注。
2. 语用差异
诚如许多学者所研究和提到的那样，“语用”差异大，理解“语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些差异，关联到语境、思维、联想、语法、语言、文化等多个方面。“语用学”因其本身的目的性和价值性而不同于语法研究。人类语言本身的研究是丰富多彩的，在语言的使用中，说话人常常不是单纯地要表达语言成分和符号单位的静态意义，往往蕴含着视而不见的动态因素，听话者往往要通过一系列心理推断，去理解说话者的实际意图，显而易见，仅仅懂得构成某种语言的发音、词汇和语法是通常不够用的，这在我们的学者同行中早已取得共识。
要说明“语用”理解的差异，我们不妨来谈点实例。几年前，有学者在论及“毛泽东的话语艺术”时，谈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其中谈到了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化代表团时说过一些“感谢”的话，一方面说明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不好。另一方面说明日本又帮了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这里人们一时从字面上难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但是我们把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与相关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感谢”的哲理。二战后，《剑桥插图中国史》（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一书里的《共产党人的胜利》一节中，是如何看待日本侵略对中国民众和中共的影响呢？她说：“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还曾多次“感谢”过对手，例如，“谢”过艾奇逊，杜勒斯和蒋介石“运输大队长”，这种“感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理。
所以，我们需加强认知的“语用”研究，就是要研究在特定的情景中的特定话语，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如何用于成事的方式方法，要懂得这种话语的艺术，就是要“认知”研究“语用”的学问。
3. 语用翻译
无须赘言，人类是由各国各民族所组成。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全人类在不同的语言之间需要有沟通的路径，才能进行交流。翻译就是走向沟通交流的桥梁。欧洲翻译家布鲁诺曾说过：“所有科学都是翻译的子孙。”因此，有人类存在和科学发展，就会有翻译存在和存在发展翻译的事实。
对于“翻译”，既有学术定义，也有形象比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翻译定义亦名家辈出。近百多年来，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极受大众推崇。“信达雅”首先强调的是对原作的忠实。著名翻译家刘重德提出的“信达切”，即信于内容，达于形式，切合风格亦极受欢迎。同时，在国外流行的“等值”，“等效”翻译标准把忠诚也摆在第一位，也曾在中国流行了一阵。甚至还有的对翻译给予形象比喻：“翻译犹如妇女，漂亮便不忠诚，忠诚便不漂亮。”我们从认知的视角来谈语用翻译，既不能忽视中外名家的“翻译”思维，又不能不扩大自己的视角空间，否则，翻译就会跟不上“语用学”新学科的发展形势。
“在翻译的三条标准中，我认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的必需条件，这就是说，翻译不能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译文也不能有不通顺的形式。”许渊冲（2005）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语用中的寓意（sub-text），即文字字面含义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却存在于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如何翻译?刘树森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在透彻理解原文寓意的基础上，将其在译文中予以恰如其分的再现。应当设法采用与原作同样含而不露的方式再现原文所暗示的文化心理内容（林煌天，1997:885-886,25-30）。
《两个三角的译评体系》（黄忠廉，2006:91）提出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译作展开全面、细微的评论。他认为，语言层面属于翻译批评的本位层面，以语际转化为基本，进行近距离微观考察，任何翻译都涉及语形、语义和语用三维度；文化层面属于翻译批评的外围层面，以语际转化为中心，进行远距离宏观批评，翻译文字之交可以追索到思维之交，进而到文化之交。前三者构成小三角，后三者构成大三角。这就对误译判定标准的确立或语用翻译的运作（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和符号使用符合使用场合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有一句流行语：打铁还须自身硬。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亦是一个扎实的哲理。移用到翻译，也是同道理，译人自身如若母语根基肤浅，外语也不精通，文化基础薄弱，要想译好喻意深厚的话语，自然会困难。
4.“语用”人才
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依靠有人才，“认知”语用学的发展亦同样如此。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C.W莫里斯（1901-1979）和R.卡纳普（1891-1970）提出语用学的概念，继而在60年代英国的J.L奥斯汀和J.塞尔勒先后发表“语言行为”的理论，他们都是哲学家。我们多么企望中国的哲学家也有这样关心语言发展的人才！
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整个国家环境和社会的关注，当下主要仍靠大专院校的系统培养，要鼓励青年学子多看书、学习，勤奋自勉成才。“我们研究外语的语用问题，主要是为了研究如何将语用学用于外语教学”（何自然）。“翻译课堂教学的语用学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一个很好的课题。新近读到的《翻译课堂教学的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李占喜，2014:1002），就是李占喜博士的一篇学术论文，是对译文读者认知和谐原则的“顺应”阐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罗扎诺夫（G.Lozanov）曾首创了一种外语的教学方法——暗示法，强调在学习过程中把各种无意识的暗示因素组织起来。实际上，这也关联到“认知科学”的研究。
他以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脑左半球主管语言和逻辑思维，右半球主管非语言和形象思维。学习外语时必须加强大脑两半球的联系，以取得事半功倍的良效。有两个复杂的暗示手段：威信——教师个人的威信和信息来源威信；幼稚化——把成年人当小孩看待，让他们在轻松优雅的音乐环境中消除来自外部的精神压力所造成的紧张心理状态，使其自然地把自己置身于想象的真实情景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进行言语交际，从而促使大脑轻松自如地活动，激发起学生的超记忆能力，加速记忆效能，提高教学质量，达到速成的目的，也称作“暗示”速成教学法(戚雨村等，1998:163)。这曾获得许多教育家的赞赏。
但最跟本的还是要研究中国自己语言的语用。中国近代、当代的许多学者和作家都是这方面的语用大师。鲁迅《呐喊·自序》里说：“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人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其中的“问题和主义”就是暗用胡适“多研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把原引话语融入自己话语中而不标明出去的一种引用方式。鲁迅的文章不事铺排张煌，力戒冗词赘句，巧用简洁精粹的语言来表现内容的风格，当然值得学习。学习就包括承继传统、积极创新、区分良莠不分的“语用”术语，筛选掉“吊丝文化”词语，增加圆中国梦的正能量。例如，最近央视播出的《平“语”近人……》引起知识界的热烈反响。广大知识分子再读经典篇章，为语言魅力所折服，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感染。清华园里，未名湖畔，黑土地上，众人都会朗诵：元代王冕的诗：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也许，还要补充说，还有不同的认知，还有许许多多的同道和不同道的语用研究，这就不是我现在想要继续谈的了。
三、结语
我们从“语用”和“翻译”的两个侧面触及了语用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语境，同时，也希望与同仁同道走下去，走出国门去，发掘中国文化自己的潜力，弘扬中华文化，亦为语用学的健全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胡新民.毛泽东没有为王杰题过词[J].党史博览，2014(4):55-56.
[2] 何自然.谈互联网语境下的译用翻译（答记者问），见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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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占喜.翻译课堂教学的关联--顺应研究路向[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4(6):1002-72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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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戚雨村等.语言学百科词典[M].上海：上海词书出版社，1988.
[9]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增订本）[M].北京：五州传播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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