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微信上给领导和同事点赞？

Facebook于2009年2月推出了点赞功能，它是一种十分方便的快捷方式，可以代替用户的情感表达并且省去重复性陈述，比如表示“恭喜”和“棒极了”（Luckerson，2017）。因此，点赞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简洁、低成本而积极的数字化互动（Hallingnan，2019）。作为一个社交媒体中最日常性的数字化互动，专门聚焦于点赞的研究却很少。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点赞具有多重含义（Hayes、Carr和Wohn，2016a），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的多种功能（Sumner、Ruge-Jones和Alcorn，2018），以及一个合适的点赞行为的复杂性（Jungselius，2019），但是从未有研究细致的探索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点赞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的，以及这种社会化互动将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因此，本文聚焦于点赞的社会性使用（social use），重点将分析在中国的工作场合的微信使用中，点赞的含义和实践是如何被产生、协商并且改变的。在理论层面，本文主要借助了驯化理论来分析，同时通过强调在驯化分析中保持文化敏感度和引入多层次社会分析丰富了既有的驯化理论研究。

社交媒体的点赞研究

鉴于先前有关点赞的文献有限，主要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研究：第一种研究将点赞的行为视为因变量，人们通过它寻找不同层次的社会接触的动机和来源（例如，Ozanne et al.，2017）。第二部分文献将点赞作为自变量。许多研究通过产品或服务评估探究购买意愿的影响（例如，John等人，2017年）。

考虑到第一种研究大多是从心理学角度对点赞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它的社会层面被忽视了，我们必须要理解它们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展开的。第二种研究则只是测量点赞的数量，并将其视为一种受欢迎的程度，这简化了点赞的意义，忽略了点赞可能具有不同含义的可能性。

为了摆脱上述行为功能导向研究的桎梏，学者们开始关注点赞的社会应用。例如，Hayes、Carr和Wohn（2016a）将点赞概念化为一种辅助语言的数字功能（PDA），并研究了这个简单一键功能的多重含义。他们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以探索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点赞所调解的社会支持影响（Hayes、Carr和Wohn，2016b）。Sumner、Ruge Jones和Alcorn（2018）将“点赞”按钮视为一种社交线索，并强调“点赞”在社交互动层面发挥的作用。这篇文章通过强调使用“点赞”按钮对社会关系的微妙进程和影响来充实这条学术线索。我们回溯探究了“点赞”在这种复杂的社会互动中的含义和使用模式，特别关注点赞与否所引起的围绕关系问题的歧义、协商甚至矛盾。

此外，之前的研究调查了西方自由主义国家Facebook或Instagram上的点赞所延伸的一般背景和关系，这为我们利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或其他文化背景更深入地区分和研究特定的关系动态留下了空间。因此，我们将通过关注在中国工作场所使用微信的类似实践来充实目前的相关学术领域。

中国式关系、工作场所和微信的点赞功能

字面译为“个人联系”或“关系”的关系，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关系”的内涵却比直接的英文翻译要丰富得多，涉及到个人信任、道德义务和情感（Yan，1996）。边燕杰（2006）将关系定义为“一种二元的、特殊的、感性的纽带，有可能促进由这种纽带联系起来的各方之间的利益交换”（第312页）。在中国，基于“关系”的关联有两种类型：即表达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Barbalet，2015）。表达性关系出现在相对永久稳定的基本群组中，而工具性关系则常常是暂时性和不稳定的。关系在工作场所中的工具性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大量研究关注工作场所关系作用的原因（Chen、Chen和Huang，2013）。然而，社交媒体中关系的形成和动态联系领域的研究少之又少。（Tian，2020）

在线社交网络正在成为关系发展和维系的关键平台。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职业关系标准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是否在工作中谈论个人话题，是否应该在下班后与同事互动。换言之，一旦人们的交流跨越了真实世界和互联网的界限，他们就必须协商出一套新的数字化关系的脚本。

微信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始、发展、维系甚至终结各种社会关系的超级平台。添加刚刚认识的人微信已经成为了一种惯常的建立关系、积累更广泛的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方式。此外，由于微信是一个具有社会背景和功能特性的地方，一些新问题也随之产生。

第一个问题是微信的应用强迫性。众所周知，在微信联系人中添加同事为好友是很常见的，类似于交换名片，而不接受同事的好友请求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不尊重他人的做法。其次，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交互动都集中在微信上，包括家人、同事、朋友，甚至是刚刚认识的陌生人。因此，这种类型的杂糅引发了管理关系的困难。例如，微信朋友圈两个好友之间的点赞互动可以被他们的共同好友看到，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可能会暴露给许多其他参与者。Tian和Menchik（2016）使用N-adic的概念来分析这些一对多的互动，并强调这种新的沟通结构带来的新挑战。第三，由于微信在人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工作得以更广泛地侵入了人们的私人生活，这深深困扰着一部分人。社交媒体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这并不罕见；然而，在公共工作场所用微信处理私事的情况并不多见。

在此背景下，使用微信的员工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在线互动环境。在工作场所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问题则变得更加具体。例如，员工是否感受到为上级点赞的压力？如果每个人都给某条朋友圈点赞，忽视这条朋友圈是否是不合适的呢？换句话说，他们是否有权忽略它，或者拒绝为朋友圈点赞是否会对他们的职业关系产生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认为点赞是社交媒体的一种潜在的“不受约束”的功能。驯化理论关注研究一个外来的、不受约束的物体在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时是如何被驯化的（Miao&Chan，2020）。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简要回顾驯化理论，重点介绍其在微信点赞上的应用。

正如上文提到的，本文将点赞视为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的社交媒体功能。因此，相对于技术扩散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等相对线性的、技术决定论的媒体效果理论，驯化理论因为关注人们如何将新科技整合进入日常生活而成为一个理想的分析框架。

Huang和 Miao（2020）总结了驯化理论的三个显著特征：即强调用户的主体性、科技使用的特定场景和驯化的连续性。因此，驯化理论适合于研究与我们对该技术的理解和体验相关的微观层面、具体的和日常的场景（Haddon，2003）。

尽管点赞很受欢迎，但目前尚未有从驯化理论的路径分析点赞的研究。作为第一次这样的尝试，这一理论视角将从三个方面丰富我们对喜欢的数字社会互动的理解。

首先，进一步推动目前关于点赞意义的研究(Hayes, Carr,Wohn, 2016)。我们认为，意义是在互动的过程中被不断的生产、协商和改变的，而并非单方面一厢情愿的赋予。驯化理论的分析，犹如一个放大镜，通过详细辨识其四个阶段来理解科技的意义和物质的双重特点(Silverstone & Hirsch, 1992, p. 4)。因此，这将推动我们的研究从对于点赞意义的梳理，发展到这些意义从何而来、如何变化，以及意义产生的社会机制。

其次，这项研究会加强我们对理解由点赞中介化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社会关系一直是驯化理论关注的核心，例如驯化理论认为新媒体技术挑战了既有人们互动的方式，冲击了现存的社会安排和价值观。对技术的驯化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完成，必须通过受新技术影响的人之间的协商和互动来实现（Sørensen、Aune和Hatling，2000）。每次用户点赞时，都可以将其视为特定社会关系的发起、维系或者改变。

例如Tian(2020)的研究发现，工作场合中人们在微信上的互动加剧了工作中的关系等级制度。不仅如此，点赞本身具有清晰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同时也有潜在的、不可知的受众，后者同样会影响社会关系的建构。相应的，本文也将突破以往的以发送者和接收方为中心的点赞关系的研究，试图纳入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动态分析。

第三，强化了对于情景重要性的理解。正如上文提到的，点赞具有高度的情景性。而对于情景的关注一直是驯化理论分析的核心，这既有对人与人、人与科技微观情景的关注（e.g., Huang,Miao,2020），也有对家庭、工作、学校等中层情景的关注(e.g., Lim，2006)，还有对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宏观情景的关注(e.g., Lie & Sørensen,1996). 工作中的点赞，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其使用受到了特定的工作文化、社会规范和社交媒体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研究问题：在中国，人们如何在工作场所驯化微信点赞？我们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探讨这个问题：微观层面的微信使用、中级层面的职场互动和宏观层面的中国关系文化。

参与者

为了解答上文提到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对象是那些在过去半年内有正式工作并在工作场所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人。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招募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招聘和通过熟人推荐的滚雪球的方式。

鉴于不同的工作性质的影响，我们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使得我们的受访对象覆盖了这里面提及的8个种类的职业类型。最终有52个人接受了我们的访谈，他们的职业背景非常多元化，包括政治机构、国企、科研和大学机构、外企、民营企业、小型农业组织、工厂、军队以及非政府组织机构等等。

不仅如此，我们还尽量在地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岗位级别上平衡受访者。具体来说，他们来自中国34个省中的22个，年龄在24岁到56岁之间，其中大部分处于27-40岁之间。这其中有20名女性， 32名男性。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学历（30），其中有6位是高中毕业学历，12名是研究生学历，4名有博士学历。他们的收入在月薪人民币3000—50000之间。在岗位分布上，38名是普通的员工岗位，剩余的14位是领导管理岗位，其中包括公司CEO、中层领导以及基层领导。

程序

所有的访谈都是通过电话以及微信语音通话完成的，时长在32-86分钟之间。在完成了知情同意书后，我们重点询问了大家对在工作场合中点赞行为的理解、经验和评价。我们的研究问题包括但是不限于：1）你认为点赞这个功能有何特点？你认为它代表了什么意义；2）在工作场合中，你一般在什么情景下？给谁点赞？给哪些内容点赞？3）你如何理解和回应别人对你朋友圈的点赞？4）最近的点赞是在什么情景下，能具体描述下吗？你是否因为朋友圈的点赞有过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5）你认为点赞对于工作以及同事关系有何影响？6）你认为点赞对于同事关系最大的帮助或者挑战在哪里？你如何化解点赞带来的负面影响？最近，你在工作场所对喜欢的理解和实践是否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你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采用迭代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因此，我们没有一次收集所有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在定期采访了几个人之后，我们整理了现有数据，并调整了下一次采访的提纲，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数据分析

在具体的数据分析中，我们遵循了扎根理论中广泛使用的编码方法，它包括三个编码步骤：开放编码、轴向编码和选择性编码(Creswell, 2013)。首先，两位作者都仔细阅读了文字记录，并定期讨论代码，特别是当新代码出现时。经过几轮讨论，我们制定了初步准则。然后，我们探讨了这些代码之间的关系，并将相关代码分为更大的类别。在这个阶段，我们将开放代码编译成11个轴向代码。最后，根据我们研究问题的分析维度，我们将这11个类别与三个归化维度相关联：即两人之间、多人之间以及宏观组织和社会文化层面。

1.你我之间：在点赞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驯化点赞

本部分聚焦于点赞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如何协商互动，从而将点赞嵌入在工作场合中的日常互动和关系建构中。我们指出工作场合中的点赞并非一个无目的的、随机的行为，而是受到点赞对象、内容和情景三个因素影响的传播实践。

首先，工作中的等级制度和关系结构是影响为谁点赞的关键因素。两种类型的关系已经成为点赞的人最常见的话题，比如主管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以及有互补任务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地位较低的员工给较高者点赞有两个动机，一是让他们的上级注意到他们受到下属的喜爱和尊重，或是让领导注意到他们“平时很少有时间或机会和领导接触”（采访25，女性，会计）。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一些上级不仅关心他们的下属是否为其点赞，而且对他们的点赞感到兴奋。例如，一些主管将喜欢与社会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一起，这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有所呈现（Hayes、Carr和Wohn，2016a）。

在工作场所，点赞也会引导同事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点赞的功能通常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其动机是更好地促进更顺畅的共享工作环境的发展。基于我们的数据，在同一办公室或每天相互交流和工作的同事是彼此点赞频率最高的对象。一位来自营销公司的受访者观察到，他们公司中得到点赞最多的是技术和财务部门的员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许多人需要这两个部门的服务”（采访8，男性，销售员）。因此，点赞中所体现的量化的微妙互动类型说明了一种很强的实用性逻辑，例如试图利用公开的私人互动来暗中促进他们与同事在工作中的良好关系。

其次，微信上特定内容，不论是与工作相关还是私人生活，同样影响了点赞的行为。一组员工强调，他们感受到了点赞同事关于工作的职位的压力，“因为[我们]不想让人觉得我们不关心工作”（采访11，女性，秘书）。这种情况变成了一种直接强迫点赞的行为。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的领导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受访者自己并不喜欢这些朋友圈，后来他们的领导直接命令他们点赞他与工作相关的微信内容。不管受访者是否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他仍然按照领导的命令点赞他的微信朋友圈，他解释道：“无论如何，我的职业前途掌握在他手中。我没有理由因为这点小事和他闹不愉快。”（采访46，男性，公务员）。

另一方面，员工仍然觉得，即使是基于私人生活的朋友圈内容，他们也会被迫点赞，因为“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关心他人的同事”（采访26，女性，组长），例如当同事展示他们人生的重要时刻或成就，比如结婚、生孩子或者在工作中完成一个里程碑，这时你或许不得不给他们的朋友圈点赞。我们的受访者表示，无论与此人的关系相处的如何，这种情况通常让人感觉对方想从他们的好友那里得到点赞，“因为你不想让别人说你对其他人都很冷漠。”（采访10，男性，培训师）。

第三，我们的采访数据反映了点赞所处的语境是解读其意义和效果的关键。点赞可以被视为特定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在特定情境下的编码和解码。当点赞这一动作没有任何特定意义时，它同样意味着可以具有任何含义。因此，用户需要对语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来解读这种模糊性。换句话说，用户通过解读语境，包括共同经历、特定时间的关系状态以及特定点赞对象的感知意图作为参考来探索其含义。一位受访者提到了这种情况：“曾经我和同事去出差，我们品尝了一款很棒的啤酒。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款啤酒，拍照发了朋友圈，他马上给我点赞了。这个赞的意思，只有我们两个知道。”（采访30，男性，经理）

因此，与先前的研究（Marwick&Boyed，2011；Vitak，2012）提到的使用语境崩溃或去文本化来描述在线互动不同，点赞体现了人们积极的调用各种资源去集体性的再情景化某个特定的在线互动符号。很多时候是一方有求于另一方的情境下，前者通过点赞的方式来暗示、提醒或传达善意给后者。一位受访者提到，他经常在截止日期前频繁点赞同事的帖子，以此提醒同事合作任务：“我不想直接催促他完成他那部分的任务，所以我用这种方法给他提示来完成他的工作。我想他能理解我在做什么，因为除了这项任务，当时我们并没有其他互动的理由”（采访11，女，秘书）。另一位被采访者是一位教授，他告诉我们，他会在微信上给一些期刊编辑的朋友圈点赞，这样当他向他们的期刊提交稿件时，“至少你可以向他们展现善意和友好”（采访52，男性，教授）。

如前文关于共享环境的秘密关联所述，我们还发现发送方和接收方都有信心对方能够正确理解点赞的含义：“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无论你们两人发送给对方什么，这两个人都非常清楚。那些点赞传达了一种微妙的含义，他们所有人和那一刻都是密切相关的”（采访6，男性，导演）。因此，用户共同构建文本语境来解释点赞传达的微妙含义。

2.隔墙有耳：当第三者参与时的点赞驯化

尽管点赞的行为很明显是发生在发出者和接受者两个人之间的，微信的特殊功能却将这种互动推给了更多的受众。微信的点赞功能与其熟人社交媒体平台的定义是相符合的。如果你给你的同事在微信上点了一个赞，那么这个赞可以被所有是你们共同微信好友的同事看到。此外，如果你先点赞同事的微信朋友圈，然后你的共同好友也点赞了它，微信会以数字消息的形式不断提醒你，共同好友之间有新的互动，你们能看到彼此间的点赞和评论（见图1）。因此，这个特定的设计将点赞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扩展到多人之间的互动。因为一个点赞的行为被永久记录在互联网上，并且可以通过通知所有点赞同一条朋友圈的人同时观察到，它触发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也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本文认为，微信点赞的这种设计，改变了传播的结构。点赞不再是两个人之间在隐秘空间中的互动，而是一个有很多潜在受众的公共场合下的私人互动。Tian和Menchik（2016）提出的“N-adic”概念最能描述这种传播现象，即不可知参与者的网络互动。本文认为点赞这个功能所引发的特殊传播结构给两个人和以上的交往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威胁。

很多受访者用“破壁”这个比喻来形容点赞的“N-adic”打破了各种生活圈子间的界限，让很多隐藏的社会关系暴露出来。例如一个受访者说，自己给外地分公司的一个老总点赞，结果发现自己的一个同事也给他点了赞。他翻阅了这个老总的朋友圈，结果发现自己的同事多年以来一直与他有互动，“看来世界真的很小，以后说话更要小心了。” （采访12，男，白领职员）。而且一些受访者还提到了自己的公司和别的圈子之间的“破壁”，一位受访者提到，“行业就不用说了，这个圈子就这么小。有次我给自己远房亲戚点赞，结果发现我的领导也给他点赞，最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大学同学，这对我来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N-adic所带来的这种隐藏关系显现化的特征，被我们的受访者积极用于观察、理解甚至是推测同事之间的关系。受访者认为他们可以从同事之间点赞的频率和互动情况看出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不仅如此，因为点赞是被永久记录的，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可以被追溯和跨时间比较的行为。我们可以将这种判断理解为一种借助N-adic进行社会比较的范式。当受访者认为他们已经熟悉掌握了不同人之间点赞的传播模式，他们便会对相关的改变十分警觉，并以此作为关系变化判定的线索。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某两个同事平时关系很一般，彼此在朋友圈也从不互相点赞，有一天他发现其中一个人频繁给另一个人点赞，“我马上就察觉到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发生了变化。” （访谈3，男性，团队主管）。

不仅如此，受访者还积极利用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同事关系的理解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这也促进或是阻碍了N-adic的出现。在一个案例中，受访者阻碍了N-adic的出现。当一位在该组织工作多年并与每个人都有良好关系的同事离职时，没有人点赞他的朋友圈，他在其中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受访者表示：我们都知道他和领导关系不好。即便我们和他关系很好，我们也不想因为和他关系很近而让领导不高兴（采访48，女性，人力资源经理）。这里受访者使用了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方式（通过微信私聊）与同事道别，并避免了点赞的N-adic，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她造成麻烦。

尽管受访者意识到并且积极使用这种点赞传播，但问题仍然不可避免。一方面如上文所言，两个人之间的点赞是高度情景化甚至私密化的。作为旁观者，倘若仅从点赞行为进行推断，便难免会出现一些理解的偏差；另一方面，因为办公室环境的复杂性，也难免出现本文开头的窘境，即给某个同事点赞，却得罪了另一位同事的情况。一些受访者用“避雷”来比喻形容处理工作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了消除点赞这个功能带来的威胁，用户们对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再驯化”手段：一些受访者采取了将这种公开化互动完全转移至私人互动，即从不轻易给同事点赞，而是更多地通过微信的私信与同事沟通，例如看到同事在朋友圈晒出的工作成绩，通过私信祝贺同事。另一些受访者则采取了设置分组的方式，即他的朋友圈只有部分人可见（才能看到或者进行点赞和评论），另一些人是看不到的。（采访25，女，会计）。

然而，即便用户发明了不同的方法来驯化点赞中出现的矛盾，也还是受到了一些新的抵抗和挑战。针对将微信点赞转为私人化的私信交流，一位受访者展现了极大的愤慨。

有些人真的很虚伪。每次我在朋友圈发信息，他从来不公开点赞，但总是私信给我点赞。我就纳闷了，你就那么害怕别人知道我们两认识吗？既然这样，那就别点了，但为什么又要发私信示好？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采访33，女性，互联网公司职员）。

而对于那些设置朋友圈分组的人而言，不同分组的用户相互交流时被发现也很令人难堪。一位受访者说，自己的朋友圈一般都会屏蔽单位同事，因为不想让自己的私人生活暴露在工作环境中。但有一次自己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同事认识，那个朋友聊到了他的朋友圈，这位同事才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不发朋友圈，只是选择性地对自己关闭了朋友圈，于是对自己被屏蔽感到很愤怒“也许是我不配看他的朋友圈吧！” （采访21，男，杂志编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N-adic类所引发的挑战和再驯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

3.关系中国的点赞驯化：一种职场生活中社交礼仪的兴起

在本部分，我们将分析的重点从两人和多人间的互动转移到更为宏观的组织和社会文化层面。我们既关注社会和工作单位如何利用点赞来驯化员工，同时也考量员工如何理解、应对甚至点赞和抵制主流规范，并最终指出点赞的社交功能如何被驯化而演变为一种工作场所的社交礼仪。

点赞已经与见到同事时微笑、打招呼或点头一样的社交礼仪的一部分了，甚至成为了工作生活中的日常行为（Li，2014）。但又何以至此呢？在深入了解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点赞的特性，以及它们如何被理解、嵌入于工作场合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能辨识出点赞的三个特性：正面性、简单性和模糊性。点赞被认为代表着善意和起码的尊重，这符合工作场合中互相尊重的正面文化需求。不仅如此，点赞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省时又便利的互动方式。正如有些研究指出，相对于评论、分享和转发，点赞是一种更低维度的互动。一些受访者用类似投资回报的模式解释了他们的行为：“我可以动动指尖就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和同事的关系。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啊。”（采访29，男性，医生）。最后然而并非不重要的是，即便点赞的模糊性可能引起误解，但也因此有了极为丰富的诠释空间而被认为是“最有分寸感的礼貌”。在许多情况下，当员工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如评论）时，意义模糊的点赞无疑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它可以传达千言万语，而且点到为止。”（采访2，男性，首席执行官）

点赞的这些特点使得其成为了工作场合中风行的轻社交方式。一些受访者将自己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称为“点赞之交”，意即双方并不熟悉，但经常给对方点赞。然而，当点赞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规范时，点赞文化便建构了工作场所的社会互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冲突。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这种文化规范带来的期望，以及对于点赞缺失的人的猜测甚至不满。在没有收到预期的点赞时，人们甚至可能会感到被排斥，这一点在之前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确认（Hayes、Wesselmann和Carr，2018）。一些遇到这种情况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不喜欢和不尊重。一位受访者说：

他连点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愿做，这意味着他认为你连这样简单的尊重都不值得，就好像他在电梯里看到了你，却连个招呼都懒得打（采访36，女性，经理）。

然而，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人们不点赞的原因是十分多样的。即便一些人承认他们不点赞朋友圈是因为不想与不喜欢的人互动，但也有人指出是因为自己很少看朋友圈或者没有时间去给每个人的朋友圈点赞。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指出自己真切地感受到了点赞带来的压力，认为自己的点赞被工作绑架。一些人将这种点赞比喻为情感工作。他们觉得每天在同事面前保持积极正面的形象就已经很累了，不想下班还要被迫继续给同事正能量。我们可以将展现点赞的需求概念化为一种数字化规训，这种规训的来源是工作中参与式文化所带来的强迫性。在现代化企业和组织中，员工积极展示自己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已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规范。

因此，不给社交媒体的帖子点赞被视为“被动排斥”（类似于拒绝眼神交流的行为）而被加以强调，适用于用户因为缺乏反馈而感到被排挤的情况。从这个逻辑出发，员工不仅自己积极地频繁给同事点赞，同时也期待得到同事点赞。如果不点赞，则会在主导地位的参与性文化的规范下解读为划清界限，不愿意和大家互动。

然而，个人既不会被编程，也不会像机器一样被黑客攻击。受访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了不同的点赞策略。例如，一些人积极使用点赞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将其视为积累社会资本的手段，展现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逻辑。正如一位受访者指出的，“在中国公私本来就是不能分开的，这不是坏事，只要你使用得当，甚至反而能给你带来不少机会。” （采访22，男性，工厂经理）然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坚持不使用点赞功能的人，他们通过或个别或全部、或阶段或永久的不点赞，表达着自己对这种点赞文化的反抗。而大部分的受访者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位置，他们可以被视作“悲观的表演者”（Tian，2020），既不愿参与这种点赞的互动，又不得不委身其中。有趣的是，这些采用了一种去情感化和去意义化的点赞驯化模式，即点赞者将点赞丰富的蕴意消解，使之彻底变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纯应付性的面子工程。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给同事点赞就是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敷衍式社交。”因此，这些紧张矛盾混杂的情绪证明了驯化点赞的差异，这也恰恰证明了过往关于驯化理论的研究（Miao和Chen，2021年）。

点赞或许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网络互动方式。然而，点赞既简单又复杂，既轻盈又深远，既明朗又暧昧，甚至是意蕴无穷的。这种复杂性因此带来了许多模糊性、灵活性甚至潜在的矛盾性。因此，不同于过往大部分研究将点赞视为结果变量或原因变量，本文将点赞概念化为一种数字化的社会微互动，并从驯化理论视阈分析中国工作场合中点赞的动态实践和影响。我们特别将点赞的意义和使用嵌入了社会情境和关系结构中。我们对于驯化理论的研究作出了双重贡献。首先，我们将之前对家庭的研究扩展到中国的工作环境，强调保持语境和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索不同地区、国家、社会和组织如何在不同的数字媒体平台上驯化点赞。第二，我们将以前的研究重点从人际互动扩展到多层次分析，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我们不对任何级别的分析进行特殊对待。相反，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展示的，任何技术的驯化都应该被理解为是由不同层次的因素间的同构形成。

更具体地说，为了回答关于中国人如何在工作场所驯化微信点赞的研究问题，本文进行了一个多层次的驯化实践。换言之，这项研究将点赞视为两人以上间的互动，因为其被扩大到更多的受众和更大的社会和组织文化之中。因此，这种多维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的喜欢和一般数字互动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及其作用结果。鉴于中国工作场所的背景和微信的特点，我们通过进行一系列新发现，为当前的学术研究做出贡献。例如，我们发现点赞的使用更为复杂和灵活，一方面，每个赞在我们的分析中都可以是相同的。在企业参与性文化的规训下，员工需要通过点赞展现他们对团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点赞因此被驯化为一个去意义化的、一般化的职场礼仪。然而，点赞仍然能被赋予许多意义。因为特定的人、内容和情境，用户需要调用各种参考去编码和解码一个特定的点赞，者因此也导致了用户间的情境同构，而非之前研究人为的网络互动的情境塌陷或去情境化。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便是微信点赞提醒创建的N-adic传播结构，以及其如何让点赞涉及的关系网络更加复杂化。.原本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互动被推到了更多潜在未知的受众面前，这导致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并导致微信用户不断驯化和重塑他们的点赞。

上述所有的研究发现都可以将其链接到一个更加基础性和理论性的问题上：即社会制度、日常交往和新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结构二重性的观念，社会结构和主体能动性之间互相依存。新媒体，即或本文中的点赞为改变现有的结构-主体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面对这一全新的领域，不同主体需要共同协商形成一个新的社会范本。本文聚焦于中国的工作场合，一个关系文化、权力和等级制度氛围浓厚的场所，检验了既有的社会制度如何在新的数字化空间中复制、加强或是打破和挑战现存的社会机制。我们的受访者将使用微信的需求描述为“一扇永远无法关闭的门”（受访者55，男性，教授）而将点赞比喻为紧紧将他们束缚在现有社会关系结构的“蛛网”，因此，他们“无处可逃”（受访者21，男性，杂志编辑）。这也同样指引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更加常见的一般性问题，例如新媒体是否成为了带来自由平等的平台抑或是成为了产生不平等的新空间（Tian，2020）？因此，表面上这篇文章研究的是点赞，一个新媒体的可供性是如何被诠释、协商和互动，以致于创造出一个新的规范性、甚至是霸权的数字社会方式。更深层次的，我们探讨的借由点赞所代表的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张力，以及新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在驯化理论视阈下，本研究表明，这一过程是开放的、连续的，又充满了矛盾和协商。因此，关于社交媒体对工作场所人际互动的影响，无法得出结论性的答案。我们敬请未来的研究来讨论社会、文化、技术和工作场所人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致谢

中文翻译：张钊涵，国际关系学院

Zhu, H., & Miao, W. (2021). Should I Click the “Like” Button For My Colleague? Domesticating Social Media Affordance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1.2021.1991350

Huang, Y., & Miao, W. (2021). Re-domesticating social media when it becomes disruptive: Evidence from China’s “super app” WeChat.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9(2), 177-194.

Miao, W., & Chan, L. S. (2021). Domesticating Gay Apps: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Use of Blued Among Chinese Gay Me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6(1), 3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