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不可能三角”

如果霍金还活着

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很多人想起了霍金。

此次获奖的科学家彭罗斯，他是霍金好友，两人曾经在1970年一起提出过著名的奇点理论。两人围绕着“黑洞”旋转，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所以，有人说斯德哥尔摩欠霍金一个诺贝尔奖。

可惜的是，霍金2018年与世长辞。

此时的人间，已唤不回这位科学家，同样挽回不了诺奖的遗憾。

与之相对照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锂离子电池的奠基人之一的古迪纳夫，年近百岁拿到了化学奖。

淡泊名利的古迪纳夫倒没什么，同行业的其他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谢天谢地，要是再不给老爷子发个奖，只怕就来不及了！

如果再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隐藏的诺奖现象：那就是，今天的诺奖得主的年龄越来越大，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

诺贝尔奖的产品属性：太重了！

一个人要拿诺奖，不仅要业务扎实，还要身体倍儿棒。

本来是一个比拼脑力的活儿，现在还要比体力。这肯定有违诺奖的初衷。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
这与诺贝尔奖的产品属性有关，用互联网的词儿来讲：诺奖这产品有点重。
为什么产品有点重，这与它的核心诉求有关：诺奖颁发给“获得验证”的科技成果。

这种产品特征后面其实隐藏着两个难题：
1、发现一个新理论“非常难”。

2、要验证这个理论更是“难上加难”。

可以举两个例子：

1957年杨振宁获诺奖

两个伟大理论没有拿到诺奖，他们的次要理论反而拿到了诺奖。原因在于，这些伟大理论需要长时间才能验证，这就是诺奖的遗憾。

诺贝尔奖的“不可能三角”

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诺奖的年龄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呢？

因为这个产品后面还隐藏着一个规律：诺贝尔奖的“不可能三角”。

这个三角就是：新理论+颠覆性+被验证。

大部分时候，诺贝尔奖的颁发对象很难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① 如果是“新理论+被验证”，基本很难有颠覆性。

解析：容易被验证的理论，往往都是原有科学范式框架内的新修正，这样的理论没有颠覆性。

② 如果是“颠覆性+被验证”，很难是新理论。
解析：颠覆性的理论总是要经过不同角度、多次重复的直接验证才会被接受，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很长的时间，很难是新理论。

③ 如果是“新理论+颠覆性”，并没有那么容易被验证。

解析：颠覆性的新理论超出了原有科学体系，连带着超出了原有的实验观察体系，为了验证它，还需要实验科学家设计出新的实验观察设备和思路，才有可能验证。

年青人因为其创新性、开拓力，少受传统束缚，更容易发现新理论。想要获得诺奖一定具有颠覆性，也就是“新理论+颠覆性”，这正好是“不可能三角”中的第③条：难验证。等到验证的那一天，科学家也已经从青葱年少变成白发老人。

天价欧洲粒子加速器

诺奖是奖励人类最伟大的贡献者，它对理论的验证程度要求越来越更高，验证要求可能不是一次两次，可能是验证之后的N次验证。

同时，作为人类最强奖项，诺奖担心犯错、规避错误理论的动机非常强，所以总颁发给已被验证、十拿九稳的理论。这样一来，它就很难是“新理论”，当然会忽视青年学者的创新。

随着颠覆性科学发现越来越困难、实验观测设备越来越庞大和昂贵，诺贝尔奖的“不可能三角”越来越明显。

因此，诺奖得主的年龄越来越大。

然而，年青科学家才是最应该被激励的对象。

《自然》对大约1.2万名青年科学家进行调查，探讨了这个群体面临的困境。当青年科学家被问及什么是“最大挑战”时：

因为考核、晋升或者生活压力，而在科研中选择“抄近路”，乃至放弃科研进入高收入的企业供职，也成为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的选择。

因为缺乏资助，很多科学界的天才最终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并非特例，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悲哀。
与同行相比，中国青年科学家同样面临压力。

例如，三年就要完成一个省级以上项目，发表3篇一流文章，达不到要求就走人。

很多青年学者为了能留下来，不得不追求短期化、风险小的研究项目，图的就是快速出成果，哪怕价值不大，能满足考核就行。甚至有人将一个成果拆成9篇去发表，就是为了不被淘汰。

避开周期长、风险大的基础研究成了行业默认规则，大家互相比拼谁能更快地写出价值不大的学术论文。

青年科学家正值创造力最巅峰的状态，却大量地被消耗在价值不大的科研项目上。

当代的青年科学家，一般都面临两大压力。

精神压力——能否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个人成就感的满足，考核压力。

世俗压力——婚姻、买房、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

青年学者猝死新闻不断出现，被媒体同情地称呼为“学术民工”。

面对这样的境况，青年科学家更需要获得科学奖的青睐和支持。

一是因为他们的科研需要资助；

二是他们的生活面临压力；

三是他们处于创造力的顶峰。

而且，如果科学奖做出大的改变，也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对科学气氛作出改变。

面对这样的现实，科学奖应该尝试做出一些新的改变。

诺奖的产品设置有它的好处，但这个社会更需要资助那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它们虽然还处于襁褓之中，但一定要让它们健康成长。

科学探索奖，本身也是一种探索

前几天刚刚颁发的科学探索奖，正在沿着这一方向做出尝试。
与这个奖项的名字一样，它自身的奖励机制也是一种探索。

这个奖项由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毛淑德、何华武、邬贺铨、李培根、陈十一、张益唐、施一公、高文、谢克昌、程泰宁、谢晓亮、潘建伟等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支持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每年遴选至多50位获奖人，每位获奖人在未来5年内获得每年60万元、累计300万元资助。

这个奖项特点很鲜明：

参选科研项目贴合未来社会的需要，正在规划和起步阶段，有一定失败概率。四平八稳的项目反而没有太大竞争力。探索奖是事前、事中颁奖。

参选者年龄必须低于45周岁，且奖金自由使用，不受审计约束。这对于经济困顿的青年科学家帮助很大。

这项创举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是罕见的。它的事前颁奖、风险较高的前置激励模式与很多奖项的事后颁奖、几无风险的锦上添花模式互相对照，正好可以形成一种互补，为后来者调整资助模式提供参考。

科学探索奖作为民间自发科学奖，它的这种激励方式与互联网的“硅谷模式”非常相似，它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虽然具有风险，但收益可能会更大，一棵种子，可能长成参天大树，而且它是企业的一种无偿资助，那么获益的将是全社会。

让青年科学家拥有“诗与远方”

青年科学家除了研究学习之外，更要有仰望星空的顿悟与沉思。

不仅要沉迷于实验室的数据，也要驻足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也许这样，中国才能拥有未来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群体。

2020年“科学探索奖”天文和地学领域获奖人魏勇说：

我们不能给青年科学家太多生存的压力，这会扭曲那些杰出的心智。

2020年“科学探索奖”信息电子领域获奖人黄芊芊谈道：

是的，这段话道出的就是一个科学奖的本质：我们相信他们就是了，只要坚持公平、远见、客观的评奖机制，他们迟早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2035，中国诺奖会“井喷”吗？

2001年，日本启动了它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该计划归纳起来有6条：

这个计划的效果难以精确测量，但19年19人，震撼全世界。

它打破了二战之后“欧美为主，美国领先”的世界诺奖格局，进入“欧美日”三足鼎立的竞争时代。

该项计划的重点，几乎都是我国科学界、尤其是青年科学家面临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面向未来，特别是去解决以下问题：

这个民族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了，青年科学家是值得信赖的，打破“诺贝尔奖的不可能三角”也不会那么难。

一旦全社会更有远见，无偿资助的生态和氛围形成，公正的评审机制得到保证，科学家可以轻松自由的思考，再过15年，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会出现许多杰出科学家。

诺奖的“井喷”现象，也许一夜之间也会在中国发生。

那时候，绝不会象今天这样，扳着手指头计算诺奖得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