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 | 理性的泡沫与伏尔泰的椰子
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登陆英语世界以伏尔泰为首的欧陆访客，普遍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与欧陆完全不同的全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带给他们最强烈印象主要是三点：自由、商业文化与贵族政治。喜爱英国，与讨厌英国的人，往往围绕这三点纠缠不休。
作者 | 陈芝
封图 | 东方IC
伊恩·布鲁玛的《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这本书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阅读体验，因为我也是他笔下所谓的“崇英者”，对几百年前的同好的诸多种种感同身受，就像有共同偶像的粉丝对上了接头暗号，兴高采烈地聊起话题。
而对异域文化美好的向往，通常会因为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亲临其境后发现自己反而过得并不舒坦。日本人的巴黎综合征，就同样落到过对英国人的理性思维方式无比推崇的伏尔泰头上，据说，他曾经因为外国人的服装与言行举止，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一群英国底层民众围攻，为了挽回局面，他爬上了一个台基，急中生智：“勇敢的英国人，难道不能生为你们中的一员，还不够让我难受吗？”于是那些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用肩膀把这个法国佬抬回了家。至少作者告诉我，故事是这么讲的。
从这个角度讲，人对事物的爱与憎，特别是情绪非常强烈时的爱与憎，有时候很相似，都是无限强调事物的某一面，而对与此不同的地方选择性忽视。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像理论上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做出完全理性中立客观的判断，这是神明所独有的特权，人类版的客观中立，如果存在，与人类的局限性这一点最契交相合的，反而是对事物的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因为无感无爱，与其毫无关系，所以得出的结论最符合诗性的真实。
但伏尔泰来自一个对（人的）理性无比膜拜，相信其无所不能的时代，他的徒子徒孙甚至在大革命时建立了以理性为神明的宗教组织，以填补耶和华被遗弃后的政治真空。本书的作者指出，虽然英国生活中的缺点被他辛辣讽刺，但他心中的英国依然是阳光明媚之所在，因为它是建基于一种理念之上，这理念的核心就是自由和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是一种普世价值，英国便提供了一种普世性的例证。“伏尔泰的椰子”这一书名便由此而来，伏尔泰推崇英国的自由政制，并相信它是能被其他所有国家采用的。但他的反对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并以椰子为例，椰子能在印度成熟，却不能在罗马成熟，英国的政制同理。而伏尔泰则答道，这种椰子在英国成熟也是需要时间的，椰子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在各地成熟，甚至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都可以。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种吧。
这种乐观的看法，甚至英国人自己都不能接受。因此，尽管整个十九世纪，欧洲都以英国为模范国家，对英国的推崇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英国保守派自身反而对输出政制兴趣缺缺。英国，以及以英裔为主的白人殖民地国家，历史上普遍怀有一种“英美例外论”，其中最激进者无比强调英语民族的自由政体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模仿的，源自英语民族的特殊性，人类世界以皮卡第与多佛为界限，截然两分，彼此相反仿佛两个不同物种。
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登陆英语世界以伏尔泰为首的欧陆访客，普遍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与欧陆完全不同的全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带给他们最强烈印象主要是三点：自由、商业文化与贵族政治。喜爱英国，与讨厌英国的人，往往围绕这三点纠缠不休。
这三点里，政治自由通常是大陆崇英者爱上英国的最主要缘由，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国家的战争强度越演越烈，统治者为了满足战争机器的需要，不断扩张权柄和政府机关，以汲取更多的财政资源，这逐渐导致中世纪的议会政治在欧洲大陆被专制统治取代，到了启蒙时代，欧洲人已经习惯了绝对君主制的存在，难以想象其被取代，以至于许多启蒙哲学家满足于开明专制的浅尝辄止。
依靠英吉利海峡的天险，使英格兰缺乏欧陆邻国引入专制主义同等的迫切，等十六十七世纪欧陆列强混战的硝烟落地，迈入十八世纪，英国蓦然发现自己在大国之中几乎一枝独秀，它有当时最为自由与开明的政制与司法，民众权利的保护在这里最为完善，这是自鸣得意的英美例外论生成的重要时代背景，大部分英美例外的源头皆源于此。
十九世纪欧洲的政治犯与流亡者对英国的自由感触更深，1848年旨在摧垮欧洲君主政体的各种民主造反一一失败后，伦敦麋集着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政见的革命者与野心家，这些人比如马克思，不见得喜欢英国，沉迷光荣孤立的英国也不像今天忙于输出颜色革命的美国，对支持他们的事业更是毫无兴趣。然而他们实在无处可去，除了英国也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接纳这群政治犯。
他们来到英国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惊讶于英国政治社会的无比稳定和单调，简直是对大陆革命理想的赤裸嘲讽，尽管贫富差距悬殊，但没有人相信英国会爆发革命，只有马克思基于他的一套理论，认定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然后向全世界传播。他在英国的几乎每一年，都在翘首等待革命的爆发，然而直到他死，埋葬到伦敦的公墓里，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德国哲学训练，自然没有那种现实如果不符合理论肯定是现实不对的习惯，像赫尔岑是记者出身，因此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注意到这并不是因为英国普通人有奴性，例如西蒙·伯纳德一案——这位法国医生卷入刺杀拿破仑三世的阴谋，在法国政府的威胁下被英国逮捕，于是激起了大规模的民众请愿，首相帕默斯顿被叫做卖国贼。这并不是说英国人有多热爱外国人，而是他们珍视庇护权，一如他们珍视言论自由。帕默斯顿很快倒台，但取代者德比伯爵生恐友邦惊诧，不利于生意，还是千方百计要让伯纳德上绞刑架。
赫尔岑出席了庭审，在他觉得有趣的古老而又奇怪的仪式、假发和长袍间，伯纳德被证明无辜，法官做了总结，陪审团宣布其无罪。判决通过电报传到各地，信使们立刻跑遍每个乡镇、城市的大街小巷，通报这个好消息。全英国的民众聚集起来庆祝这次宣判无罪，陪审团成员在去酒馆的路上被祝福者团团围住，女人们喊叫，男人们将帽子抛向空中，连警察也在微笑。赫尔岑写道：用这种方式，“英国庆祝她的自由取得新胜利！”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马志尼身上，这位意大利独立三杰中的一员因他的革命事业得罪了一大批显赫的敌人，在他流亡英国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请求英国政府拆开马志尼的信件，报告有用信息，英国政府同样为了避免友邦惊诧，乖乖照办。马志尼早已习惯官方的侦查窥探，但那是在维也纳、巴黎或罗马，而这是英国，自由之地。1844年，他正式向议院提出声明，抗议这种“丢脸的很不英国的行为”。马志尼在英国激起了千层浪，议会两院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麦考莱、狄更斯等人挺身相助，为其辩护。马志尼的维权行为不仅成功了，还使之成为英国备受欢迎的人物，他的画像在大街小巷售卖。
马志尼的同胞，独立三杰中的另一位，加里波第甚至更受欢迎，赫尔岑观察到，加里波第在英国大众那里受到的礼遇甚至超过王室：在君主庆典的场合，乌合之众会喝醉酒，不好控制，但在加里波第面前，他们井然有序地敬拜他。妇女们亲吻他的衣袖，男人们向他欢呼致敬，仿佛他就是弥赛亚。有的甚至花费宝贵的先令去买据说取自英雄洗脸盆的瓶装泡沫肥皂水。
但这样的人民，却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英国当时缺乏底层民众话语权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缺乏欧陆的革命热情，赫尔岑认为，政治自由必须有自由的体制保护，比如自由选举的议会，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新闻出版，虽然不够完善但英国人确实享有很大的自由，因此人们基本上都尊重它们。而在法国、意大利或德国，人民被政治权威压迫，但并不尊重这些权威，也不尊重它们制定的法律，因此更有意愿选择革命。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享有政治自由，英国社会反而更加保守，更加因循守旧，更加顺服于公共观点、社会偏见和时尚的暴政，使得英国人在欧洲人眼里显得那么约束、市侩、寡欢，缺乏魅力，用赫尔岑的话说：“一个国家越少受到政府干预，越充分实现言论自由和良心独立，民众就越容易变得不宽容。公众的意见成为私刑室，你的邻居，你的肉店老板，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教区，都对你严加看管，履行警察的职责。”在赫尔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只有一个由拘谨守旧的人组成的国家才可能生活在自由中，只有一个基于习俗和传统的自然秩序才可能产生和维持自由体制。而且这些体制不是逻辑和宏大观念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就像一个精美的玫瑰品种，很长时间才能长成，才能完全适应英国土壤的条件。
而熟悉英国史的人，其实不难发现，你不能绕过残酷的清教革命谈论英国的保守，正是因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自由的体制稳固了下来，英国人才从克伦威尔时代无比激进的清教徒变成日后以保守闻名于世，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已经确立下来了，那么其他问题就可以慢慢商榷。这种事情也并非英国人所独有，西班牙民主化以后，西班牙人的政治热情也就迅速冷却，以至于有不甘寂寞的人甚至怀念起佛朗哥时代与政府斗智斗勇的“浪漫”。东欧剧变后，转型的各国也享受了二十年的平静，直到美国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运动带给全世界的波折。
另一方面，英国的自由体制虽然确实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与欧洲大陆的差别却并没有英美例外论者强调的那么大。所有英语民族国家的政治自由传统，都必须追溯到中世纪的多极社会与议会政治，从西班牙中部高原到喀尔巴阡山脉的西欧天主教社会高度相似，林立着大大小小的自治城市与自由宪章，在社会形态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直到绝对主义国家兴起，将国会政治一扫而空，英国才与欧洲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然而在欧陆社会的底层，依旧顽强保留着自治城市的传统，这使得欧洲大陆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和动荡，却还是在二战后重新引入了政治自由，并比从来没有这种传统因而显得水土不服的社会要更加容易。
而英国能自外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专制政治，乃仰仗于英吉利海峡的天险，使得绝对主义能够止步于皮卡第，与多佛隔海相望，如果英美例外论真的存在，那么这种侥幸实非人力所能及，而是神明的伟力与命运的眷顾。很大程度上来说，英吉利海峡对塑造英国国民性应当拥有最头等的地位，它既没有使英国远离与欧陆的交流，又使其能用海军而不是陆军保卫自己的自由。海峡的存在，也使其拥有额外的外交余裕，为自己历史上许多错误的外交政策买单。英国人的外交术历来被人称道，以至于与它的历史一起被神话，在崇拜者眼里神乎其神，仿佛永远充满理性与冷静。然而，这并不真实。
二战后，依靠美国的武力为后盾，至少是西欧地区，普遍实现了民主化与政治自由，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自由传统在欧洲不再为英国所独有，大英帝国的解体更是使英国打回原形，重新回到欧洲边缘无足轻重的岛国位置上。这带给英国人巨大的心理落差，至今意难平，而所谓的英美例外论，如果说还存在，那也只是美国例外论，推广西方社会形态与价值观，这就是美国人的昭昭天命。英国如今对此既无能力，历史上也缺乏兴趣。
于是英国人开始徘徊于自己是谁的困惑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家们惊讶地发现，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无比保守的英国人，做出了脱离欧洲的激进决定，这不仅是因为民粹主义需要为今天的困顿找到一个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确定我是谁。伏尔泰的椰子成熟了，从英国移植到从西班牙到波斯尼亚的广阔世界，然而世界却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理性与乐观，清教徒嗜血的激情从历史的底层泛起，在今天去全球化运动民粹主义再度抬头的动荡里，与脱欧者的身影重叠，将世界带向只有神明才能看清的轨迹里，很可能，一去不回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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