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来袭，转基因玉米却来不及种了

原创邸利会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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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邸利会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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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今年的春耕本不太平，而草地贪夜蛾却在潜伏了一个冬天后卷土重来。更糟糕的是，国内种植的玉米毫无抵抗力。

2月20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一则通知，名称是《2020年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里面说，“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推进草地贪夜蛾防治，有效遏制大面积暴发成灾......”

早在去年的6月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就曾紧急安排了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资金5亿元，用于草地贪夜蛾虫害防治。

年前，一位做转基因玉米的资深人士姜适实（化名）就向笔者谈起过这事，当时他说， “今年5个亿，明年50个亿么？”

事实上，今年的防控，国家财政会花多少钱还不清楚，不过“预案”提到，今年的“虫源基数大”、”北迁时间提早“、”发生面积扩大“，预计要扩散蔓延至黄淮海等北方玉米区，威胁50%的玉米种植区域，全年发生面积在1亿亩左右。

你可能会问，做转基因玉米的人怎么会关心蛾灾？中国有抗草地贪夜蛾的转基因玉米么？答案是有的。2019年5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教授吴孔明的研究，测试了两种转基因玉米共6个品种，发现“皆可高效表达目标杀虫蛋白并对草地贪夜蛾具有很强的毒杀作用。”

不过，这些转基因玉米迄今都还在实验室，没有获得安全证书，更别提大规模种植。

所以，如果今年的草地贪夜蛾爆发成灾，依靠的只有传统的办法，诱虫灯、一些细菌病毒生物制剂、天敌，以及大规模的喷药——在“预案”的附件里，推荐了长长的28种用药。下一步该考虑的或许是，喷这么多药，经济成本和环境代价是多少？

这是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由于“被迫”放缓转基因这一利器，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被一再搁置，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这些经济的、环境的代价被反复提起，但一次次被忽略。

NO.1

卡脖子的粮食

谈起这些年的经历，姜适实一脸平静。

这多少有点出乎笔者意料。即使是在一个外行眼里，转基因行业所经受的挫折也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一些人依然不明白，推广转基因的意义在哪里。

当我再次抛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时，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讲起他小时候吃不饱饭、饿肚子的经历。他说，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人，对挨饿是没什么体会的，可随着中国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加上贸易摩擦，粮食安全的隐患其实一直存在——

“有一天国际上粮食一紧张，各国都是要保自己，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岁数，听起来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和过去不一样，我们是能买得起粮食，但到时候买不到，那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拿玉米来说，植物种质资源学家刘旭等2019年9月的一项研究指出，随着畜产品需求增长，玉米饲料的需求也将显著增长，“如果不采用关税配额制管理，2035年玉米进口将超过5600万吨，玉米自给率将下降到82%”；可如果限制玉米进口，不重视草牧业发展，中国畜产品将高度依赖不可靠的国际市场供给，“除了进口猪肉和禽肉外，牛羊肉和奶制品进口增速将更为显著，到2035年，这些产品的自给率将下降到70%～80%”。

饲料不足影响到肉类供应，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不过，相比玉米，大豆的对外依赖更为严重。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大豆贸易基本平衡。从1996年进口57万吨开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净进口国。如今，中国一年的大豆需求在1.1亿吨，自己生产约1600万吨，常年进口约9000万吨，占85%。事实上，从1996年的1302.75万吨开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国内大豆的自给量基本没有变化。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不过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在今年2月20日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若干意见》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斌说，“中国虽然是要恢复和发展大豆生产，但是大豆市场的供给以进口大豆为主的格局不会改变。”

为什么？

中国农业大学王玉斌等学者在2019年3月的研究指出，自给不足的原因除了耕地资源限制，国内大豆种植成本较高、收益较少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对转基因大豆种植的限制。

巧合的是，在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的1996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大豆开始商业化种植。之后，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突飞猛进，2017年转基因大豆种植全球前三名的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占了全球总种植面积的91.23％。而中国主要是从这三个国家进口大豆，因此进口的大豆98%也是转基因。

事实上，从2004年始，农业部已经颁发过31份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涉及15个品种，这些品种均来自孟山都、巴斯夫、拜耳、先锋等跨国公司。中国唯一一份国内单位持有的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是今年的1月份才颁发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进口的大豆，大多是抗虫和抗除草剂，少数是品质改良，主要用于榨油和用作饲料，但因为出油率高、价格低，正大幅侵占着国内的自有大豆市场。

NO.2

为什么没有竞争力？

一个既成事实是，由于不种植转基因，国内的玉米和大豆已经丧失了竞争力。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黄季焜告诉笔者：“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生产成本低、单产高，所以价格便宜，更有市场竞争力。我国的玉米和大豆现在就缺乏市场竞争力，国内生产已经受到进口的影响；未来如果维持自己不种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对国内玉米和大豆生产的影响将更大，未来进口的转基因玉米的大豆会更多。“

他和其他研究者曾对转基因抗虫玉米的经济影响做过分析——

转基因抗虫玉米可提高单产12%，减少杀虫剂费用78%，同时节省劳动工时；如果实现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年均增产可达1800万吨，将对未来减少玉米进口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抗虫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提高了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促进更多的要素流向其他行业，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饲料企业和畜牧业也将从中受益。

在所有的这些好处中，最直接的体现是，便宜。

“芝加哥的玉米才三毛多钱一斤，中国为什么八、九毛钱一斤？就是你的人工（比如除草）花的太多，产量太低，打药也是要花钱的。美国的玉米靠岸的价钱还比你这便宜。中国说，提高关税等等，这都不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玉米仓库储存都2亿吨了，照样进口，因为进口便宜。” 姜适实说。

转基因作物的好处甚至让一些人铤而走险。近年来，因为偷种转基因而获刑的案件已经有好几起（2018年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非法制种转基因玉米案二审宣判，几位被告被判生产伪劣种子罪，处以有期徒刑3到8年，并处罚金8到20万元不等；陕西榆林市靖边县法院也曾因被告刘某涉案转基因制种玉米3600余亩被判非法经营罪，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而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因涉案转基因制种玉米6200余亩，被告被判非法经营罪，有期徒刑三年）。

除了成本高昂，传统的作物大量施用农药也引起了环境污染。姜适实向我讲起他小时候的生活，“像春夏秋这三季，外边蜻蜓到处都是，有水就有鱼，而现在不是这样。” 他还说，之前因为打药产生的耐药性，棉铃虫泡到药桶子里都不死。他还怀疑，作物、蔬菜上大量喷洒的农药，助长了癌症的蔓延。他说，他多少年的愿望，其实是把转基因技术用在蔬菜上——

“蔬菜的农药太高了。因为我原来是农大毕业，在农大当了三年老师，蔬菜一个星期打两三遍农药是常识。现在农药的内吸性，让整个植物都有，虫子吃哪都死，咱们买回家用水冲洗表面，也不能完全去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当然这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转基因的玉米等作物开放以后，能够逐渐的让中国人吃上转基因的蔬菜，这是给老百姓的最大福利。”

经过20多年的种植，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也积累了不少数据和研究。

2018年，Graham Brookes 等学者发表了商业化种植20年间，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表明 “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技术的使用让农药的施用量减少了6亿7140万千克”，同时也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在2016年就减少了相当于1670万辆车的排放。

而更早之前，Klumper 和 Qaim在2014 年利用过去20年间世界各地农业调查或田间试验得到的原始数据，对147个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项目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采用转基因技术使化学农药使用减少了37%、作物产量增加了22%、农民收益增加了68%。

NO.3

当“摆设”的安全证书

尽管如此，在中国，转基因种植却被束之高阁。

按照规划，中国转基因的产业化将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才是主粮作物。而迄今为止，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

2020年1月21日，时隔9年之后，农村农业部颁发了2个玉米品种和1个大豆品种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这一度曾引发外界好奇。有人猜测，中国是否有可能开启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之路？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只有通过了转基因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等安全管理规范程序，才能获得安全证书。可如果为了推广而种植转基因作物以获得种子，还要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

可迄今，国内种子管理部门并没有出台与安全管理衔接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审批办法，当然的结果是，也没有哪一个转基因作物获得过这个许可证。那么，这一次的转基因玉米、大豆获得安全证书，怎么就能保证可以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进而大规模种植呢？

别忘了，早在2009年，就有机构获得过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十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商业化。辛苦取得的转基因安全证书几乎成了没有意义的“摆设”。

可相关人士，包括企业已经“拖不起”了。

在2019年12月中旬，在武汉举办的全国媒体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有专家直言，现在根本不需要科普了，都（科普）这么久了，就卡在产业化上。而真正从事转基因产品开发的国内企业，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就是说老不开放，企业老是在烧钱，去投入，有的就撑不住了。” 姜适实说。

笔者了解到，这次获批的转基因玉米，大北农公司从2010年12月就启动了项目，从2011年3月开始真正的做实验，到现在拿到安全证书，整整花了9年。

“这个转基因玉米其实到2015年年底就做成了，当年的11月1日交了农业部申请安全证书。然后反馈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让继续修改，以后就每年交一次本子，现在是第四次提交评估的结果。拖后4年多属于管理政策的问题没有放，从研发来说，是最快的，不能再快了。“ 姜适实说。

而这次获批的转基因大豆的研发者、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曹越平也感到了疲累。

他告诉笔者，他们是在2012年获得转化体，之后两年进行了中间试验，证明具有很好的除草剂抗性。2014年底批准了环境释放，201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行了环境释放。2016年底批准生产性试验，2017年夏季在上海宝山进行中国首例转基因大豆的生产性试验。2018年4月第一次申报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18年11月第二次申报，2019年4月第三次申报安全证书，2019年12月30日网上公示拟获得安全证书。

曹越平说，在这漫长8年里，可以用煎熬两个字来形容，尤其到后期，更加艰难，“现在都过去了，可以安心工作了。”

不过，这里面最冤的恐怕还是转基因水稻。从2009年第一次拿到安全证书，2014年续了一次，到今天也已经过期了。

1月底，笔者问一位做转基因水稻的专家，这次安全证书下来了么？他说，“还没有，估计没那么快”。我又问，您对于水稻拿到品种审定证书有期待么？他回答，“有期待，玉米和大豆出去了，在后面应该轮到水稻了。”

NO.4

200亿的转基因专项，干了啥？

追溯起来，中国发展转基因并不算晚。

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外，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更将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列为了16个重大专项之一。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一专项计划动用资金近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100亿元，其余由地方和社会投资。

至于转基因专项的目标，除了获得基因、培育品种外，确实也提到了产业化，原文的表述是——

“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而在随后11月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又提出“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这些文件在开始阶段似乎起了作用。一年后的2009年8月，中国农业部就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

在之后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不过，文件里提的“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似乎在之后的9年并不顺利。最明显的例证是，2009年的获得安全证书的这三个品种，直到今天也没有产业化。

时间来到了2016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 “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在第四章“实施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提出“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当然包括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其中提到——

“加强作物抗虫、抗病、抗旱、抗寒基因技术研究，加大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研发力度，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强化基因克隆、转基因操作、生物安全新技术研发，在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中重点支持基于非胚乳特异性表达、基因编辑等新技术的性状改良研究，使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整体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品种和技术储备。建成规范的生物安全性评价技术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安全。”

如果和6年前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照，在产业化方面，除了继续 ”推进“，还特别指出了要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

众所周知，转基因的抗虫棉早已产业化。今年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最后一年。在今年1月，两个转基因玉米和一个转基因大豆获得安全证书，在产业化方面，也算是“推进”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转基因重大专项就止步于此么？

四年前的1月11日，转基因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发布《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交流材料》，对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成效进行了总结。当然，除了克隆了3000多个功能基因，获得了1000多项专利，发表了多少篇高水平的水稻研究论文等等外，也提到了产业化，只是相对来说，有些泛善可陈。事实上，除了抗虫棉之外，其余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不可否认，进行转基因的研究，固然有其理论意义，但如果离开了产业化，这些研究的社会影响可能十分有限。

笔者的疑问是，如果不产业化，这些文章、专利有用么？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的回答十分干脆，“没有用”；而中国科学院遗产发育研究所研究员储成才则告诉笔者，“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不清楚哪天政策会放开”。

不过，退一步讲，假如真的放开了，这些专利和研究落实到产业化上，又能起多少作用？毕竟，从论文、专利到成熟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而在姜适实看来，转基因产品的开发一定是要企业主导——

“现在全球推广的那些转基因高科技产品，全是从公司出来。转基因专项的目的是出生物技术品种，但是科研单位的目标并不是出一个产品，而是以论文评估这个人有没有水平，所以它的方向有点不一样。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一般科研单位找我们出苗，验定一个基因，出十几个转化器就足够了，他一分析，把变异的给去掉，文章一发就完了。而产品是要面向市场，一定要过硬，这里面有很多细节。“

可假如不放开呢？200多亿的转基因专项，剩下的就只有“躺着”的论文和专利。

NO.5

高额的代价总要偿还

与中国的踟蹰不前相比，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产业正在快速发展。

从1996年转基因农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截至201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约113倍，累计面积达25亿公顷。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2019年9月发布的《2018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当年全球有26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超1.9亿公顷，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91%。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朱水芳曾介绍说，美国一半以上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都在本国消费，75%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欧盟和日本也在大量进口和消费转基因农产品，年均转基因产品进口量接近2000万吨。事实上，因为中国大豆80%来自进口，中国也在消费转基因。

对照之下，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起了个早，现在却已是远远落后，不仅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拱手交给国外，也把中国的大豆、玉米粮食安全的命脉建立在了国外供应的基础之上。中国本土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因为成本高昂，环境代价大，已经且正在被国外巨头蚕食。

可以料想的是，如果今年的草地贪夜蛾爆发成灾，它们才不管你反对的立场，下口就是了。你可以对科学视而不见，但该来的代价还是要偿还的。

参考资料

1.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若干意见》发布会，http://www.moa.gov.cn/hd/zbft_news/2019yhwj/

2. 中央财政紧急安排农业生产救灾资金5亿元支持地方组织开展草地贪夜蛾防控，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7/content_5398228.htm

3.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0年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的通知，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2/t20200221_6337551.htm

4. 刘旭等，现代农业转型发展与食物安全供求趋势研究，中国工程科学 2019,21(05),1-9DOI:10.15302/J-SSCAE-2019.05.015

5. 吴曰程，王玉斌，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及其影响分析，大豆科学，2019,38(04),635-643DOI:10.11861/j.issn.1000-9841.2019.04.0635

6. Graham Brookes & Peter Barfoot (2018)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crop use 1996-2016: Impactson pesticide use and carbon emissions, GM Crops & Food, 9:3, 109-139, DOI:10.1080/21645698.2018.1476792

7.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交流材料，http://www.most.gov.cn/ztzl/qgkjgzhy/2016/2016jlcl/2016jlzdzx/201601/t20160111_123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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