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荣光：新中国女性的职业剪影
人民日报1951年第2期
撰文 | 焦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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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都会女性杂志和图画杂志中，底层劳动妇女的形象一贯是“受侮辱和受损害的”的弱者，是无名的群体，没有希望的社会边缘人。这一群体的形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媒体中翻身成了主角，是骄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本文回顾《人民画报》创刊初年所刊载宣传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些被公众忽略已久的劳动妇女的荣光。
《人民画报》1950年创刊，是一份宣传新中国新生活新政策的图像刊物，妇女解放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议题。画报所登载的妇女职业异常丰富多彩，既有精英女性中的女性领导人、演员、医生、知识分子、学生、运动员、飞行员、海员、跳伞员，也有大量工人和农民的形象。
本文主要关注后者，讨论女驾驶员、妇女工人、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等劳动妇女的视觉呈现。
女驾驶员
与我们当下熟悉的大众对女司机的污名化不同，《人民画报》中的新时代妇女完全能够胜任驾驶这项工作。
驾驶一辆汽车，对女性来说解放的意义是多重的。
其一，驾驶传统上是男性的专利，鲜少有女性从业，女性驾驶员突破了职业上的性别藩篱；
其二， 驾驶意味着空间自由移动的能力，妇女通过驾车超越了家庭内部空间，得以在广阔天地下驰骋；
另外，在追求现代化的1950年代，能够操控农用机械，就是为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司机这个门类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女拖拉机手。在1950年代，开动拖拉机并不像如今驾驶一辆小汽车般轻松，当时的拖拉机对驾驶员的体力要求很高。笔者采访过的新中国女司机讲到，拖拉机的方向盘很重，转弯时常常要站起身来全身发力 。
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是《人民画报》宣传的一位重点人物。1948年时，黑龙江的拖拉机训练班不收女学员，梁军据理力争才争取到了学习的机会。[1] 成长为拖拉机手后，她训练了更多的女拖拉机手，并成为了女拖拉机队的队长。
在照片中，身着工服的梁军正向她的学生讲述拖拉机的构造。画面中展现出来的梁军的形象，符合新中国对劳动妇女的全部期待。她外表朴实、身材健壮，善于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有决心和毅力带动其他妇女走向解放。梁军挥舞的手臂展现出来的劳动妇女的自信，是在民国时期大上海的妇女杂志中所罕见的。
《人民画报》1950年第2期
除了拖拉机之外，妇女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为火车司机和推土机司机。当时“三八号”和“女司机”还都是妇女先锋的代表。
《人民画报》1951年第4期
女推土机驾驶员操控着巨大的机器，是不是很飒？
妇女工人
《人民画报》早期刊登的工人妇女，遍布纺织工厂、卷烟厂、制糖厂、油田、建筑工地、水电站、邮局……画报同其它新中国的报刊一样，着力塑造工作勤勉、积极向上的工人妇女的形象，同时也强调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种种发明创造。体力劳动，不仅仅是力气活，同样需要缜密的心思、灵巧的双手和创新的意识。
纺织业在旧中国是轻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个产业依赖大量的廉价妇女劳动力。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包身工》，就描述了纱厂女工的悲惨命运。1949年后，纺织业工人仍以女性为主，媒体则着重宣传新社会中女工为建设国家作出的贡献。图中这位纺织厂女工，在将织好的粗纱运到细纱车间的途中，一肩扛12锭粗纱，腋下夹1锭，另一手持两锭，一次可以运15锭。这个看似轻巧的动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工作，才能习得。
《人民画报》1952年第8期
以下这两位纺织女工分别扛了24和25锭。
《人民画报》1950年第一期
恒大烟草厂的女工张淑云因为在卷烟的过程中刻苦钻研，发明了“张淑云”工作法。张淑云所在车间的任务是将制好的卷烟装盒，她通过观察发现车间的几个快手非别有自己的窍门——抓烟快、掩角快、装盒快和盖盖快，于是将这些窍门集中推广到了整个车间。这个工作法被总结成了“分析动作、观察比较、集中优点、普遍推广”，也推广到了其它的工厂。一个看似简单的流水线工作也能使人成为劳动模范，新社会使女工也能实现行行出状元。
《人民画报》1952年第二期
《人民画报》1960年第5期
除了轻工业产品外，妇女也参与到了重工业的生产之中。克拉玛依油田的哈萨克族姑娘卡一霞是一个石油钻井员。
手工艺者
梁启超在对中国女性的论述中表示，传统中国的妇女都是“分利者”而不是“生利者”，可他完全忽略了中国妇女在家庭手工业中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2]《人民画报》刊载了妇女从事的多种手工业，这些工作曾经大部分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因此成了男性知识分子“看不见”的劳作。
还记得电影里欧美绅士常常戴着夏季礼帽吧？同款草编凉帽也常常是电影里汉奸的标配。这些帽子大部分都出自于我国北方妇女之手。草帽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业，清末期就远销欧美，1910年时出口额达到1300万两白银。[3] 草编的产品也不仅限于草帽，还有包、篮子、筐和其它工艺品。而从事这个产业的主体——北方农村妇女却一直是隐形的群体，《人民画报》在1953年2号中刊登了山东掖南县参与草帽辫的公社女社员的照片。照片中两位女社员微笑着在劳动，面庞红润——或是在拍摄时化了妆，或是照片后期经彩色描绘上色过。
《人民画报》1953年第2期
《人民画报》1953年第8期
杭州以制伞业闻名天下，这个行业也是以女工为主。 图中展示的是1950年代杭州的制伞女工，将竹条绷上丝绸，再加以绘制图案，就成了著名的杭州伞。
《人民画报》1953年第9期
挑花（其中一种俗称“十字绣”）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农业妇女
性别史学者贺萧在其著作《记忆的性别》中写道，我们素来熟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在陕西农村妇女那里是不符合现实的。解放前，由于战乱、丈夫生病或去世等等原因，妇女经常要扛起下田劳作的重担。[4]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动妇女进行农业生产，更多的妇女走向田间地头，她们从事的农业生产也是五花八门。
《人民画报》1953年第11期
有最普通的采摘（黄瓜、葡萄、苹果、菱角、棉花……应有尽有）。
《人民画报》1952年第11期
也有高科技的人工授粉。
结 语
观察《人民画报》中的劳动妇女，不难发现编者意在将各个领域，甚至那些曾经的隐形劳动者，放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展现她们的技艺和汗水。妇女劳动者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从事着重要的工作，也起到了支柱性的劳动力的作用。当然，建国初期的画报摆拍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当时也是新闻和摄影从业者热烈讨论的话题。媒体并没有认识到——抑或是“不能”认识到，劳动妇女仍然面临家务和工作“双肩挑”的困境，一些女性在体力上无法胜任而导致了常年病痛，典型人物的树立不能代表普通劳动妇女日常生活——她们的生活远远不及视觉呈现出来的喜悦甜蜜。
当下在视觉媒体中，主要看到的形象是精英阶层的妇女——在各个领域的成功女性，企业家、管理人员、创业者、作家、演员……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似乎已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之中。反观建国初期的《人民画报》，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画报中对劳动妇女的广泛关注，和其中展现出来的作为劳动者的幸福感，仍然让读者看到了劳动妇女的力量、骄傲与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
焦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米莉，曾巧：《女驾驶员身体形象中的政治话语与符号文化：以梁军为个案》，《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8年第10期。
[2] 梁启超：《论学校六·女学》，《时务报》1897年第23期。
[3] 刘驷凡：《山东莱州草编的发展变迁研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
[4] 贺萧(著)，张赟(译)：《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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