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的代表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英国。事实上，此前独立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在战场上，北美一直处于劣势。《独立宣言》发表7年后，英国才被迫承认美国独立，但是作为“独立革命”的里程碑式事件，这一天还成了美国的“建国纪念日”，即国庆日。如果以革命的对象来划分，革命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驱除外敌”的独立革命，一类是“消除国内压迫”的民主革命。这样的区分浅显易懂，也不会产生争议。前者如美国独立革命，后者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但如果以革命的“烈度和后果”来划分，就会出现两种尖锐冲突的历史叙事：◎ 一般人熟知的“革命”，通常是宏大叙事：流血牺牲、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主义；摧毁旧制度、旧习俗的推倒重来；设计宏伟蓝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圣化构想”……这种叙事，不妨称为“激进主义的革命史观”。它迎合了人类“喜新厌旧”“改天换地”的浪漫激情，满足了大众“掌控命运、渴求平等”的幻象，因此非常有感召力和诱惑力，几乎垄断了两个多世纪的“革命”叙事。◎ 还有一种与激进主义叙事相反的革命史观，秉持的是：流血最少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越伟大的人、越完美的革命蓝图，越要对其保持警惕和审慎；与创造新制度相比，更重视守住人类已有的好传统；衡量一场变革伟大与否的标准，是有没有诞生能拓展人类自由边疆的信仰、制度与秩序……这种“保守”的革命叙事，由于缺少宏大叙事、激情浪漫，一直长期被边缘化、被忽视。激进主义看重的，是革命的“浪漫牺牲”“伟大蓝图”，保守主义看重的，是革命是否有助于“守住已有的自由、创发新的自由”，能否带来“私产权利、民间道德”的提升。保守主义最在乎的是——革命能否走出“治乱循环”的诅咒？能否确保和平、正义、自由的规则能够持久扩增。按照激进主义史观，独立革命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只是邦联，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然而，按照保守主义史观，美国独立革命虽然有一些创新——为了反抗英王的暴虐统治，他们被迫拿起武器，胜利后也没有与英国长期对抗；他们诉诸“造物主赋予的权利”，第一次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但是，就创造性和影响力而言，独立革命与其他两场革命——制宪革命和清教革命相比，它甚至是最不重要的。1787年，在华盛顿的主持下，独立后的北美各州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会议。经过4个多月的激辩、妥协和表决，最终达成了一份“各方勉强接受”的决议案，这就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制宪会议之后长达数十年，以杰弗逊、麦迪逊为代表的阵营，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阵营，围绕着对宪法条款的理解，以及如何从宪法到内政外交的国策，又进行了长期的辩论，直到华盛顿用其政治智慧让双方达成“脆弱的联合”：政治上，美国从独立革命后松散的、并无制度创新的邦联时期，和平过渡到由《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创设的联邦共和国；经济上，美国沿着汉密尔顿的“顶层设计”，开始踏上中央政府驱动的工商业、金融帝国之路——为美国迅速崛起插上了双翼。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我们称之为“制宪革命”，这场革命实现了多个“前无古人的创新”。按照激进主义的史观，革命必须“以雷霆手段统一国家意志”，否则国家就会分裂——对内无法主持正义，对外无法抵御侵略。例如拉美革命、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美国独立后，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一堆四分五裂的州（state，邦国），没有统一的货币、税收和法律，也没有国防和外交；内外战一触即发，独立成果即将毁于一旦。有人绝望到要拥戴华盛顿为帝，期望依靠个人权威，甚至暴力手段来制止纷争——屋大维、拿破仑就是这样上台的。华盛顿深知其害，对此坚决抵制。他的个人威望，被用于促成和平谈判。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想过还有这样一种“谈出来的国家”。就连被誉为“现代民主开端”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先打再谈，其政治角力也是强弱碾压。制宪革命的第一个创新在于，不是依靠“砍人头”的暴力压服，而是以“数人头”的和平决议，谈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和国。提到“谈出来的国家”，大家最熟悉的是制宪会议——“没有中心力量，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就连失败者的能量也被吸收了进来……”（详见《辩论》）但实际上，会场之外的“谈”，分歧之大、激烈之剧、成果之丰，不输于制宪会议。与直觉不同的是，制宪会议结束后，会议成果并没有生效——因为州权最大，要由各州代表签署达成的协议，还需要至少九个州的议会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在各州陆续投票批准前的几年时间里，国父们又以笔为剑，隔空辩论，这些内容甚至发表在报纸上——这就是后来的《联邦论》等作品。这些不朽的文献，是理解现代政治、理解“保守主义智慧”的重要参考，也早已成为研究美国的必读书。今天，“民主”二字，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但事实上，在古希腊衰亡后、托克维尔访美之前，历史实践的结论都是“民主受制于国家规模”，因此只适合小国，大国一定失败。在大国，民主决策动荡大，风险大；民主监督成本高，效率低；民主选举劳民伤财，代表不均，造成分裂……“民主”一直是个贬义词。低效、决策错误——处死苏格拉底是古代民主永远的伤疤。在制宪会议上，大部分代表反感民主。但是，制宪会议用共和再造了民主，创造了一种混合的民主。这些创新主要包括：· 理念或认知上的创新：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 伟大的制度创新：前所未有的“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达到分权制衡：
| 纵向分权：在联邦宪法下，州和联邦政府之间是平等分立的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既保留了各州的自治权力，又维持了联邦的协领权威。| 横向分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独立，相互制衡。| 民间权力：公民社会发达，民间权力多样、有效，以媒体、社团、民兵武装等多种形式，对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行严格监督。
| 众议院、参议院的不同功能以及代表名额分配，是“用共和改造民主”的范例，既保证了大小州地位平等，又兼顾各州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避免民主僵化、教条。
· 本土化的微创新：自下而上的乡县自治，可以普及公民常识、保持制度纠错。在政治思想史的版图上，关于大国兴衰的缘由，常常被“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所左右。比如，按照制度决定论，制宪会议之后，美国“自此走上了自由繁荣的康庄大道”。然而事实是：制宪后的美国，长期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业进口被英国限制，船员被阿拉伯抓去做奴隶…...“制度决定论”流行的结果是，人们长期忽略了“从好制度到好国策”的施政经验、“从好制度到好公民”的民情训练。从制宪会议到美国崛起，中间最重要的一环“杰汉之争”——汉密尔顿与杰弗逊、麦迪逊关于宪法如何落地为国策的两条路线之争——被严重忽略了。这一议题长期无人问津，也鲜有好的作品问世。美国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农业天然就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当时的美国，95%都是自耕农。杰斐逊认为，坚持发展农业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非常重要。除经济上的理由外，杰斐逊更看重的是这条道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出于美国优越的自然条件，美国的农业经济完全可以不借助政府的外力自我运转。这样，联邦政府可以成为“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最小政府”——只需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税收即可。汉密尔顿则认为，如果美国只发展农业，将会永远受制于大英帝国，无法独立发展。只有发展工业，才能让美国强大。而工业化的前提，则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因为如果要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必须建设一个统一的大规模国内市场，金融、财政、关税等权力必须集中于联邦。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从关税到政府补贴、专利、产品检验，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美国工业化道路的宏大规划。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这份报告不仅为美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蓝图，还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他们的分歧不是“是否遵守宪法”，而是“如何解释宪法”。问题是，他们都是宪法的起草人，都坚信自己对宪法的理解。他们都认为自己正在依法保护美国人的自由，并会创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如果遵照对方的计划，美国就会马上解体。“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华盛顿经过权衡利弊，政治上选择杰弗逊，经济上则选择了汉密尔顿的道路，美国从此驶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尽管双方代表了不同的理念，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坚守着共同的底线——斗而不破，捍卫宪法框架，任何一派得势都不会彻底否定另一派的主张。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但他依旧保留了汉密尔顿的国策。政治是关乎人性的危险技艺。从新制度到新国策，绝对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险象环生的创新。很多国家，历史上诞生过不少伟大的思想，甚至这些思想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和制度，但最后却没有变成能够落地的国策、政策，结果导致平等、自由等理念，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没有浸入国民血液，国家治理能力长期低下。因此，如果说读懂美国制度构建的基本原理，了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绕不开《联邦论》，那么，汲取将制度落地为政策的保守主义智慧，不可不读《脆弱的联合》—— 在长于空谈各种主义，却拙于政策落地的地方，尤为重要。按照激进主义的叙事，革命的成功意味着辞旧迎新，清除“旧制度、旧习俗”是其应有之义。例如法国革命、苏俄革命成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贵族、教会等旧势力，以及代议制、私有产权等旧制度。然而，独立革命后的美国人不仅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比英国人更热爱“英国的”自由，甚至回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将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的自由传统收入囊中。这就是保守主义最推崇的创新智慧——最高明的创新是“修旧如新”，把全人类的自由传统都继承下来；如果反复推倒重来，人们就会无所适从，在苦难、罪恶中随波逐流。“保守主义先知”拉塞尔·柯克说：美国秩序看似创新，其实是东西方三千年的结晶。它不仅有雅典哲学、罗马政治、英国法治的馈赠，还深深扎根于东方耶路撒冷的圣经。美国国父们汲取古希腊崩溃的教训，像梭伦一样主动制定宪法，限制自己的权力；美国继承并改良了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尤其是西塞罗的分权、自然法思想；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还创立了英国没有的最高法院……
以守旧的方式创新，还体现在精英问题上。一个国家的变革和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大批精英。但人类历史上的激进叙事是：大变革年代，精英成群结队的来，但终因主义之争、党派之争，批量亡殁；精英在革命前大量牺牲，革命后也很难留存。美国的精英群体从未发生过断层。在美国国父中，最年长的富兰克林有81岁，最年轻的只有26岁。是什么样的机制和精神，让这些精英能够脱颖而出、精诚合作？有一个故事很具代表性。杰斐逊和亚当斯，从独立战争时就是亲密战友。二人后来因政见冲突，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杰斐逊在竞选中击败亚当斯后，废除了亚当斯多个激进的法案，两人因此绝交多年。但是，两人在晚年冰释前嫌。最神奇的是，这对政治冤家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1826年的美国国庆日，两人安静地离世。正如香克曼在《脆弱的联合》中所展示的那样，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都深信“美国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是因为美国人民身上蕴含着巨大的美德”。正是因为这样的道德信仰，才让他们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此出类拔萃、群星璀璨的人才，为何会“突然涌现”在一个偏远、落后的大陆？美国当时只有300多万人，但是这100多位国父并没有“良莠不齐”。他们法律素养极高，政治经验丰富，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他们不是只谈理论的空想家，更不是不事生产的“职业革命家”。后世有人说他们是半神半人，但事实显而易见，他们是新大陆上孕育的人。1787年，北美13州竟然有23所大学；哈佛已有150年的历史，耶鲁也有87年的历史——美国的精英群体，在独立革命、制宪革命前就已经积累了整整一百多年——这就引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以及被遗忘的国父温斯罗普。▌山巅之城：美国历史的从0到1
1960年，约翰·肯尼迪在竞选演讲中，引用温斯罗普“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比喻，向选民承诺他的内阁品质——“勇气、判断、正直和奉献”。1989年，罗纳德·里根在离职演说中，引用了同一个比喻，回首自己在任期内一直追求的“温斯罗普的美国梦”——敬虔、稳固、自由、安全、繁荣、开放……这两位载入史册的总统，为何不约而同地把一个牧师视为“美国精神的图腾”，把“山巅之城”视为“美国梦的起点”？肯尼迪和里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里根的保守主义色彩尤为浓厚。他们在20世纪反复重申美国的信仰立场，是为了纠正一般人对美国的误解：一般人认为，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但事实上，美国秩序是神圣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一般人认为，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横空出世的妙想；但事实上，美国秩序是“上帝主权在北美的延伸”、是巨人肩上的创新。最早提出要在北美建设“山巅之城”，并率先在马萨诸塞州完成秩序创新的巨人，就是放弃在旧大陆的优渥生活，逃离英格兰的清教徒温斯罗普。在温斯罗普之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成熟的政治模式：欧洲的绝对君主国家，它是政教分离、二元竞争的短暂平衡；另一种是东方世界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它是世俗皇权一元垄断下的治乱循环。彼时，即便优秀的政治学家也普遍认为“政治与宗教不相容”——政治里只有算计、夺斗和暴力，道德是虚伪的矫饰，而宗教则是迷信、软弱的代名词。但是，温斯罗普率先在北美马萨诸塞州实现了人类社会的第三种政治模式——“清教自治”。一百多年来，北美新大陆上的其他州，都是在复制温斯罗普的模式。从独立战争到制宪革命期间，涌现出半人半神般的美国国父们，都是温斯罗普开创的模式所孕育。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美国独立革命、制宪会议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关注温斯罗普如何“从0到1”的作品却很少。钱满素先生推荐引进的《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善自治的原始笔记”、“族群自由的参考方案”。温斯罗普是英国贵族、剑桥高材生，但他却像摩西一样放弃财富与地位，与一群被藐视的新教徒逃离英格兰，在荒野经历患难与困苦，只是为了让自己和后代活在一个良善的秩序里。温斯罗普把民主与信仰带到了马萨诸塞州，并在当地创办教会、医院、学校和图书馆。他们仿照《十诫》制定宪制条例，进行民主选举。他提供了“山巅之城”的构想，并建立了一个清教自治的社会，但是如此优秀的他在竞选总督时，竟然多次落选。在他担任总督的有生之年，人们如此评价马萨诸塞州——它已经非常接近“人类能够企及的、上帝在地上的天国”。他所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清教自治的成功经验。马萨诸塞的经验很快被复制，变成了后来13州的邦联……面对新移民“重返欧洲”的压力，温斯罗普在一场布道中提出了“山巅之城”的构想：要在基督这块磐石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传递上帝的亮光，救赎堕落的欧洲，照亮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要让上帝的祝福变成诅咒”……温斯罗普创造的圣约宪制、社区自治、合众为一，是美国传承至今的立国价值，是美国历史的“从0到1”：——独立革命是一个里程碑，但它不过是温斯罗普等清教徒“逃离英格兰”的尾声；制宪会议很伟大，但也是在“山巅之城”基础上的再一次规划。——独立革命建起了山巅之城东面的城墙，这是美国地理优势的彰显；制宪革命是一场公正、合理、有余地的城内规划，这体现了制度构建的精巧；温斯罗普的清教革命，则是两者的筑基和积累。当下的美国与世界，正经历着激进主义的拷打，美国国父们正在经历“破四旧”一般的劫难，温斯罗普也被污蔑为卑劣的殖民者——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了解这位“被遗忘的美国国父”。然而，温斯罗普的开创性贡献，正昭示着保守主义的智慧：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信仰、道德问题；“道德政治”是可实现的，但只能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重新梳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革命，不是为了贬低独立革命，更不是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或学术意义上的纠偏，而是希望能唤醒一种被遮蔽的史观——当世界冲向悬崖时，需要这种力量来拉住它。
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固然需要奉献牺牲，但更需要从制度到政策的实践，以及人才的持续积累。最重要、最艰难的转型，不是暴风骤雨式的剧变，而是诸如制宪革命、清教革命“静悄悄的转型”，是触及信仰高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