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不简单
与“北漂”“沪漂”群体一样，“港漂”，宽泛的说，就是一群远离出生地，在香港漂泊谋生的人。而“漂”这个字，则生动地勾勒出他们的生存状态。
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港漂”群体人数达到35万。
1999年来港读书的“港漂”们 （香港中通社记者 许其皓 摄）
选择当“港漂”，从来都不是容易的决定。
香港有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物价，有着不吃不喝23年才能买得起房的“巨额”楼价，而与此不匹配的是，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72尺（约16平方米）。
“冒险家”
1998年，香港赛马会资助数十名内地应届高考生来港升学，自此打开“港漂之门”。与目前香港高校招生“50人抢一个学位”的竞争相比，当年的内地生来香港更像是一场“冒险”。
他们不仅面临学业上的竞争，还有生活上的挑战，例如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还有因通讯不发达无法经常与家人联络的困难等。
毕业于科技大学的熊思晨和毛洁琼，当年考进北大和复旦后得悉有机会可以到香港读本科，凭着对港剧的专业角色印象和香港国际化的特点，“决定来看看”，两人与其他十几名同学一同在北京以“委培”方式培训了一年，便成为了“港漂”。
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种种陌生，两人还能记得在食堂买饭学粤语、在校园观察香港同学组建学生会的趣事。
比如，熊思晨看到菜单上的“菠萝油”不知所措，“什么是‘菠萝油’？怎么能把菠萝和油放在一起？”又比如，在普通话还未在香港普及的时候，毛洁琼和三位香港室友之间要用英语沟通。
留或走？
2019年的黑暴，让香港社会产生了严重撕裂。最严重的那会儿，有的“港漂”甚至不敢在街上说普通话。
同一时间，内地城市发展迅速，先有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于2018年的GDP反超香港，后有多个城市为抢夺人才频出招，“秒速落户”、送“人才公寓”、给上万现金等。
从那时起，一些微信的“港漂”群开始讨论“留在香港还是回内地打拼”的话题。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更让很多“港漂”纠结去留的选择。
之所以会“纠结”，必定是因为香港有他们不舍的地方，例如香港出入境方便、前沿的教育、极低的税收、领先的医疗水平以及大湾区政策优惠等实质的好处。
香港中通社记者 曹文毓 摄
同样是第一批来港读书的施凌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认为，香港具备广泛的国际经验和网络，同时和内地保持着紧密的沟通，可以说是集中了双重优势。同时，香港高校拥有国际化的教师、教材，相信未来也能继续保持优势。
施凌说，“如果能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香港，不后悔。”作为“老港漂”，他也喜见越来越多内地生赴港求学，多年来，他们这些“港漂”前辈已经在香港建立了组织和网络，有人在高校教书，也有人在企业工作，新一代“港漂”的路，相信是更好走了。
熊思晨和毛洁琼同样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有着与国家共同发展的前景，不需要祝福，我们直接为此奋斗。”
熊思晨（左）和毛洁琼（右） （香港中通社记者 许其皓 摄）
谁是“港漂”？
客观来说，“港漂”泛指从内地到香港留学或就业，但未符合资格获得香港居留权的群体。也有人认为，即使拿到了香港居留权，但如果还是居无定所，也可称为“港漂”。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曾说，“港漂”不是“移民”，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他们学历高，有能力或者专业技术，与移民来港落地生根的‘新移民’不同，他们有更强的流动性，可能随来随走。”
“港漂”越多，说明香港越有吸引力。
近年来，香港越来越重视“港漂”群体。例如，特区政府今年向“港漂”派发消费券；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8月1日接受中通社采访时表示，欢迎“港漂”报考香港公务员。（这个队伍里，港漂在列）
不过，除了现实的经济因素之外，文化差异也是大多“港漂”决定去留的衡量因素之一。即使在香港买了房、拿了永居身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若无法融入香港社会，那应该还是会有“漂着”的感觉吧。
因此，定义“港漂”，尚无标准答案，或许核心就在于是否对香港有一份“归属感”。
而多年“港漂”，冲破情感束缚，摆脱了利益的权衡，也绝不是简单的事。
作者：殷田静子 陈卓仪
来源：香港中通社
编辑：殷田静子
监制：黄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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