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泸沽湖“女儿国”初探（下篇）——她和他走向哪里
泸沽湖边摩梭青年的今日盛装——比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漂亮多了
当年一起到宁蒗的是杨志刚，和国治，李绍元，同乘一辆三菱越野车。3位老朋友今日可好！
6.女儿国中的男性地位
来到永宁的那天晚上，一位久居永宁很有学者气质的中年人和我讨论这些年来“女儿国”中婚姻世界的变化。
讨论是从“女儿国”中男子地位开始的。他坚决地否认曾有报道说摩梭男子在“女儿国”中社会地位低下的说法。他说事实恰恰相反，即使是在过去，在古老的岁月里，摩梭男子从来是受尊敬的。这或许和摩梭人的宗教信仰有关，现在摩梭人住宅中专设的经堂只归男子使用，只有男子才能去当喇嘛，以及大量的日常家务劳动由妇女承担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引起今天的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过去，男性尊严止步于财产分配权和继承权。这种情况在建国以来发生了急剧变化。“合作化”以后，劳动凭记工分取酬，结果男性青壮年的工分值高于妇女。甚至在1958年搞“大跃进”吃大锅饭的时候，男子的碗里可以多得二两饭。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如今的摩梭男子已经大踏步来到家庭财产分配权面前。由于男性在生产和财富获得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已经使他们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永宁经济发展很缓慢，因此男性地位的进步也是渐变的。
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之风吹进了小凉山深处的女儿国。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男子要安排种田，这使他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由于积累了对使用土地的经验，有耕耘就要有收获，他们开始主张对收获的分配权。
依据永宁的传统，男子要把全部生产所得交给主事的女性家长，由她筹画消费。但是，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必须进行再生产投资，哪怕是持续性的简单再生产，也需要充分听取直接生产者的意见。当这类投入的大小和准确程度直接和今后收获相关的时候，男子的发言权也表现得越来越充分。
新结识的宁蒗县文化馆长华宁生是当地知名学者，对永宁社会深有研究，他的一番话使我大大惊异。他说，今天的永宁摩梭人社会正处于传统大家庭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女儿国”的家庭财产分配权正呈现出三种状态。
当年样子，当年的认识，都和现在很不一样了
一种是传统的女主人掌管。目前还是永宁主要的家庭财产分配形式，大约有一半的家庭还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地盘在一天天缩小；一种是越来越多的“参与型”。虽然男性青壮年还把自己的收入如数交给女主人，但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支配资金的意见了。这种形式在统计数据上正在日益接近前者。
还有一些家庭则由男主人主持了，代表家庭发言。女性主要操持家务，在家庭财产的支配和较大家庭事务上处于比较从属的地位。这样的家庭在永宁还不算多，但是在增加。有意思的是，他注意到，凡近年来因为经营得法，成为永宁第一批“万元户”的家庭大都由男主人主持。比如，泸沽湖边的一个小伙子，眼下是运输专业户，他已从原先的母系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另立门户，并且娶妻从夫居。这样的富裕小家庭，如今的永宁有几十户。
听他的见解，我作记录。
天空还是湛蓝色的，泸沽湖还是静谧的，景物风光无异往昔，村落里的生活却悄悄变化了。这是匆匆观光客不容易看到的。按华宁生的说法，80年代这10年的变化超过了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他归结起来，这是永宁女儿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三次大变化。女儿国里独特的婚俗成了这些变化的焦点。
第一次是1956年的“和平改革”。革命的建设者们跋山涉水走进小凉山腹地的女儿国，摧毁了这里残存的领主制度。他们带来了近代生活的曙光，女儿国里的生活节奏加快了。
第二次变化，如果说得幽默些，是一场闹剧。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打着“移风易俗”的旗号在永宁兴风作浪，激烈的“革命者”将女儿国里的母系社会生活遗风斥为“四旧”，实行“硬性革命”。70年代初，这里闹过一场“家庭变革”，强行建立一夫一妻制家庭。方法异常简单，以女方为主，要她指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生父，然后要么男从女居，要么女随男居，总之必须组成一个“固定家庭”，否则不给工分、不给基本口粮。
一时间，女儿国里鸡飞狗跳，乱成一团，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有450对男女办了“登记”，一举组成“固定家庭”。至于在这样的家庭里是否有着“夫妻感情”？那只有天知道了。结果也不出所料，当若干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300多对“文革夫妻”各奔东西，维持下来的约有20多户。还有一些，宁馆长认为其状态还不好判断。
7.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文献
我寻找历史文献作证。
在县档案馆，我看到了一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县革委会”向上级的报告，请求“移风易俗”改变摩梭人婚姻现状。这份文献的产生年份不过十来年光景，坐下来阅读，已经觉得时代阻隔，那时光走得遥远了，却留下了许多幽默：
关于要求在经济上帮助永宁纳西族青年建立家庭，
以逐步解决永宁地区母系家庭的请示报告
省革委会
省民委：
……解放以来，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外来干部和其他民族的影响，（永宁）这种落后的家庭形态和婚姻关系逐步起了一些变化，一些当干部、参军的人和少量有条件的人，仿照其他民族，建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固定家庭。但是，从绝大多数来讲，仍然维持着母系家庭，过着找阿注的生活。这种落后的家庭婚姻关系，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由于男不娶，女不嫁，形成了一些十几、二十几人的大家庭，或者形成了一些纯男性或纯女性的家庭，造成了一些家庭矛盾或不便；过去，阿注所生的孩子在社会上有合法的地位，男方也公开承担义务。现在，他们总感到非婚生子女不符合国家法律，因此往往不承认或不承担义务，完全丢给女方，造成妇女的沉重负担。一些青年在家时有（阿注）朋友，一旦参军、当干部或当工人，其朋友就转向别人，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安定；对杂居的其他民族或外来干部造成不好的影响，农村中关系混乱，外来干部在此地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多；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等等。因此，我们认为永宁摩梭人的这种家庭婚姻关系是应该逐步进行改变的。很多青年特别是上过学、参过军，在外工作的和农村中接受新思想多的人，也迫切希望能和其他民族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伴侣，建立一个家庭，以便能安心地生产和工作。
1974年以来，我们曾采取动员已有子女的阿注固定关系和办理婚姻手续的办法，动员450对阿注办理了结婚手续，搬到一起居住，有的还补办了结婚典礼。
但是，由于摩梭人中只有姊妹才是最亲的，来上门的男人和讨来的媳妇都是“外来人“的思想，往往造成与男方家庭中其他姊妹或长辈的不和。加上当时我们搞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东西，如没有法定婚姻关系的人生的孩子不予落户，不给口粮等做法。到现在，这３００对（即实际搬到一起居住而组成的家庭——笔者注）中，稳定下来的只有２０多对了。即使这些稳定下来的（家庭）也有一些是不巩固的。另一方面，自从我们提倡实行一夫一妻制以来，一些未婚青年感到，再像老一辈一样找阿注，上“早晚班”，既不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要求，也不符合自己的心愿。但要正式找对象结婚，建立一个独立家庭，从母亲家中分出来，又没有经济能力，特别是无法解决住房问题，把对象接到家中又不行，因此处于苦闷彷徨之中。据永宁公社６个大队的粗略统计，现有24岁以上达到晚婚年龄的女青年241人，26岁以上的男青年287人处于这种情况。其中不少人达到30岁上下。永宁、拉伯两个公社处于这种情况的青年共600人左右。
最近，梁文英同志来我县检查工作，谈了他对永宁摩梭人母系家庭的看法，认为应促进这种家庭婚姻关系的改变，应鼓励青年一夫一妻制，并帮助他们解决建立家庭（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我们县委根据梁文英同志的意见，对改变永宁摩梭人家庭婚姻关系问题作了研究，打算从逐步帮助达到晚婚的青年建立固定家庭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对达到晚婚年龄而又愿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青年，除生产队集体在建房时给予原料和劳力的帮助外，再由国家民族经费中每对补助150元左右，作建房之用。采取这种办法，两个公社每年解决160对左右，即每年由国家拨给２·４万到２·５万元，连续解决几年，以后看情况而定，这样就可以加大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比例，在青年中树立新风，使未婚青年在婚姻关系上有个学习的榜样，移风易俗，逐步达到完全改变母系家庭的目的。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在经费上予以支持。
宁蒗彝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
1979年6月
报告中提到的梁文英，在20世纪50—60年代曾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此报告原稿中将“摩梭人”写作“摩梭族”。
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请求上级予以建房拨款，但行文之中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行进行“移风易俗”婚姻改革的前因后果作了令人感慨的描述。这份恍若隔世的文件说明，婚姻关系的演变，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干预大体是行不通的。
抄录这份文件后，应该加一笔补充一下关于那场闹剧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浊流涌过，摩梭人大致上恢复了传统的婚姻生活，神秘的“阿注婚姻”也再度引起了小凉山以外人们的关注，但是传统的走婚制已经在小凉山外吹来的新世风前面遍布裂纹。
8.永宁人讲述的永宁变化
来到永宁乡政府，乡长，一位高大的摩梭小伙子和我谈起永宁的现状有条有理：这个被世人看作“女儿国”的永宁乡如今有1．64万人，2700余户。其中摩梭人有7400多人。耕地面积习惯上称4．88万亩，实际上大约有8万亩，但是从来没有作过实测。1978年时，人均拥有粮食587斤，人均纯收入88元。经过十年改革，1989年粮食总产量1628万斤，人均有粮1071斤；经济总收入559万元，人均纯收入254元。乡里至今没有工业，开基村里的两个铁匠炉仍然可以看作“女儿国”里近代“工业”的象征。从另一个角度说，今天的永宁乡有4．5万头大小牲畜，人均占有2．9头，但是牲畜没有多少商品价值可言，它们把“女儿国”里的全部余粮几乎吃掉了。
不用说，今天的女儿国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
一同在永宁访问的3个年轻人，不知道另两位今天在哪里？
乡长是男性。尽管有所回避，他还是说到了永宁独特的阿注婚姻。他说，这种传统婚制有它的合理性，男女双方情投意和才会聚合到一起，只要有一方不满意，一段姻缘也就即刻解除。但是也存在问题。
话说到这里，他停止了。他继续说，永宁很少发生婚姻民事案件，以诉诸法庭来解决婚姻问题的，有史以来不足１０例。使他感到担忧的是永宁人口自然增长过快。“平均每年增加250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自然村，可是这里的土地不会再增加了。好在古老的美德代代相传，摩梭人的大家庭制度使老人都得到赡养，儿童得到照顾。所以，在永宁，摩梭人对大家庭中的男女比例并不那么敏感。”
不过他明确告诉我：“近几年，摩梭人家庭对男孩要比以前重视，因为家庭对男劳力的需要增加了。”他承认，在80年代末的永宁，一夫一妻制家庭明显增加。尽管乡里没有进行过统计，他估计一夫一妻制家庭已经占到了３０％左右的比例，甚至还可能多些，出现了两种、甚至是三种婚制并存的局面。而这种变化，是在没有外来强制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里面一定有一种规律似的东西。”他感觉到了什么，说话时若有所思。
我问：“你是不是觉得，以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数量还会增加？”
他没有从正面回答，却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强迫组合家庭所带来的悲剧。那是摩梭人心头的创伤。他认为，摩梭人纯洁而善良，如果是朋友，一定请他喝美酒；如果是好的品行好的文化，摩梭人同样愿意学习。他说：“要变的东西，想挡也挡不住。”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情是极复杂的。
从他复杂的神情里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和往昔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感受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女儿国中天伦之道的变迁。
夜色笼罩永宁的时候，走上中心村的街头，看四下里的电灯一盏盏亮起。街上行人依稀，永宁比白天的时候更加宁静。
和我走在一起、新结识的摩梭小伙子有个汉族名字“杨志刚”，和我同来的伙伴同名了。
他有文化，身材高大，性格豪爽，极愿意帮助我。他对我说，不能以庸俗的观点来看待摩梭人的阿注婚姻，更不能以为那仅仅是对异性的追求。这两年，有一些探奇的人来到永宁，一个学画画的小伙子问：“进了女儿国，能有一次艳遇吗？比如说一个姑娘会看上……”我不客气地告诉他：“如果真的是怀着歪心眼，进了永宁你会什么也看不到。”
小杨的看法是，在过去的古老岁月里，在以往的阿注婚姻关系中，男女性爱确实占着比较大的比重，确实带着浓重的自然色彩。但是，这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这几十年，这十年，阿注关系中的爱情因素，也就是感情的分量越来越明显了，越来越多的摩梭姑娘和小伙子是为着爱情来到一起的。原有的阿注婚姻和相应的家庭形式正在发生变化。
小杨28岁，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从表面上看，他的婚姻似乎和祖辈没什么不同，他21岁的“妻子”（这里需要用这个词了）和他分属于两个家庭，他白天在自己家干活，晚上去妻子家过夜。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和妻子都有感情专一的要求，双方都不再另寻“阿注”，还到乡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样，他的“女阿注”的内涵变了，变成了他实实在在的妻子。现在，他的劳动所得不再像上辈人那样全部交给自己的女家长，而是自己留下一部分，或交给妻子，成为他们两人共同的财产。
这显然和女儿国中的传统分配方式发生了抵触。小杨说，他注意到了，在今天的永宁，凡是那些从古老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明显地优于传统大家庭。他认为，在“新式”小家庭中生活的人劳动积极性高，“他们勤快，愿意动脑筋，也觉得生活有奔头。在永宁，家里有电视机、录音机，有拖拉机的首先是小家庭。”
小杨年轻，又有文化，会不会在一天早晨，他也带着自己的妻子离开原先所属的大家庭，在永宁建立起一个新的小家庭呢？
他笑了，说：“很说不准。”
小杨告诉我，在永宁摩梭人的观念中，这些年，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是，不但“父亲”的概念越来越明确，父亲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为自己的孩子承担抚养义务的日益增多，而且出现了“第三者”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男女感情纠纷，许多人开始觉得“第三者”不是好形象。
这个概念的产生对传统的阿注婚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准确地说，摩梭人从来没有歧视过男性，而且今天男性的社会地位还在继续提高中。如今的永宁一共有25个乡干部，仅有２名是妇女，一个是妇联主任，另一个是司务长。而在６个自然村中则有12名女干部，其中６名是在职不在编的计划生育干事，还有６名是受聘用的卫生员。这个数字似乎说明，在“女儿国”，男性社会政治地位超越了妇女。
一位已经有初中文化的摩梭姑娘告诉我，在永宁盆地，妇女的劳作是很辛苦的，当家的妈妈更是从早忙到晚。永宁妇女不仅操持家务，还要到地里干活。至于上学以后到外边去做工和当干部的，大都是男人。参军的更不用说了。
宁蒗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德芬是一位普米族干部，她告诉我，要完成宁蒗县的计划生育指标是有压力的，但在永宁乡，这个问题不突出。在永宁摩梭人中，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内地常可发现的“男尊女卑”意识，对永宁摩梭人来说，生男生女都好。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生育男孩的偏好在增强。
今天，计划生育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永宁摩梭人中。传统大家庭的妈妈常常会提醒女儿，不要生育多了。一个过于大的家庭往往难于维系，因为永宁的耕地毕竟是有限的。由于注意到了计划生育，８０年代以后，永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育龄摩梭妇女比较普遍地接受了服药、放环和药膜避孕。但是摩梭妇女不愿意接受结扎手术。截至1990年５月，整个永宁地区总共才有46人（大部分是其他民族的妇女）作了结扎，没有一例是男性。
摩梭妇女比较能接受的是放环。在80年代初她们要作放环往往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她们必须拖着长裙跋山涉水而来，放环后又跋山涉水而去。那时，贫苦的摩梭妇女还往往不着内裤，术后长途往返很容易损伤身体。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改善了。
一个摩梭姑娘对我说，她最盼望的是，永宁能很快有一个、两个，然后是渐渐多的乡办小企业，她能成为企业中的工人。那时，永宁的变化可就大了。
自然，如果永宁进入一个由乡村工业支撑经济的发展时期，那时的变化将是不言而谕的，那时发生的变化将包含多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时，女儿国里传统的走婚制还会保留多少往昔的风采呢？
9. “跳锅庄”和永宁温泉
在宁蒗的最后一个夜晚，星星闪烁，我参加这里传统的“跳锅庄”群舞。
永宁的“跳锅庄”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启步时，很凝重，逐渐欢快起来
空场上，摩梭和普米族少女点燃了篝火，在竹笛吹响的主旋律下，一排小伙子，一排姑娘先平列整齐，然后在一个鼓点号令下，围着篝火缓缓起步。
他们的舞步不复杂，上身几乎没有摆幅，以双脚的踏步和对脚为主。锅庄舞起动时异常整齐、凝重，给人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从他们的舞步里，是不是能看到宇宙洪荒时，地上的先民们击壤而歌，足之蹈之的踏歌身影呢？
摩梭小伙子和姑娘大都身材高大。小伙子带有高原的刚健，这里已经接近西藏了。不少摩梭姑娘很美丽，她们带有一种天然质朴的美。我几乎走遍了云南，滇西北的青年人个子要比滇南来得高大。应该承认，摩梭青年人很美，美得刚健。
篝火熊熊燃烧，篝火照亮了小凉山深处各民族兄弟姐妹从心灵里淌出的神韵。他们在纵情跳起质朴锅庄舞的时候，从内心到服装都是民族化的。这使我想起几天前刚刚来到永宁时最惊诧的地方——这里男女青年的日常服装已经汉族化了。而当篝火燃起、跳锅庄的舞步踏起的时候，他们无不返朴归真，完全是摩梭人或普米人的传统打扮。
浓夜，在大山深处燃起篝火，那景色总是迷人的。美丽的摩梭和普米姑娘不时捧来干柴投入篝火，她们爱惜那火就象爱惜自己的青春。不到篝火熄灭，锅庄舞就一直跳下去。
在即将离开“女儿国”的早晨，我和同行的几个年轻同伴骑上自行车来到永宁村以北大约７华里处的温泉，那里可能是“女儿国”的北缘，几乎正好坐落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线上。在一座馒头形、并没有多少树木的山脚下，有一个极佳的温泉，当地人称“热水塘”，它是永宁女儿国天伦变迁的最好见证者。
温泉池面积约50平方米，在40年前，也就是一个天然池塘，温泉从山脚的岩缝里涌出，终年热气腾腾，蒸汽如烟。在古老的年代，这里是摩梭人结交阿注最好的地方。按照习俗，摩梭青年在一年一度转祭干木女神山、转泸沽湖的节庆活动之后，要到温泉沐浴。秋收之后是青年们欢乐的时候，他们也要来沐浴。沐浴之后，他们往往露宿温泉边，和“阿注”共度良宵。按照古老的风俗，男女在温泉中同池共浴，完全是正常的，也是纯洁的。当夜暮降临，双双对对的阿注在池边夜宿，有行人经过，都绕道而行。人类学家认为，这就是早期氏族外婚制的残存之风。
现在呢？温泉四周有了围墙，前面造起一幢二层的木头房子。房前一纸破旧的告示说入池沐浴要先交２角钱。交给谁则不得而知，我和两个同伴走进去也没有人来收钱。
一眼看去，原先椭圆形的池子已经被一堵自水面而上１．７米左右的水泥墙一分为二，一边是男池，另一边是女池。身材高大的人可以隔墙将隔壁池子里的情况看个一清二楚。头顶上还是蓝色的纯净的天空，轻柔的山风送来一股野意。
温泉的水温终年保持在３８摄氏度，这是理想的沐浴温度，水面上白纱般淡淡的一层轻烟足以令人遐想。最有意思的还属温泉中间的墙。从墙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逐次加高的痕迹。它起自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作用仅仅是将池水一分为二，意在倡导男女分浴。那时的墙高不及两尺，在水池中只消直立，就可以把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到了７０年代，水池四周都有了围墙，中间的隔墙则长高到了齐胸的地方。在８０年代，这道隔墙又长高了，达到了今天的高度。明天，它还会继续长高吗？
温暖的泉水涓涓不绝，半躺在温泉里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惠。仰望蓝色的、纯净得象蓝宝石一样的天空，沐浴者的思绪也会沉浸在透明的泉水里。那泉水，捧在手掌里就象琥珀一样跌落，飞溅的水珠将这些天在永宁“女儿国”的经历也湿润了，和明净的泉水融成一体，又接续起一种绵长不尽的感觉，感觉到能够伸出手去触摸到“女儿国”里正在发生的变化。
（初稿于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５日，2021年11月4日校阅）
自从离开之后，作者再也没有去过宁蒗。当年的朋友们还都好吗？希望这些文字能将问候带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