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中国退赛墨尔本奥运会和董守义惆怅：1956年奥运往事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还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
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教授，1895-1978
由于台湾体育选手已经进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村，他们参加奥运会已经不可避免，1956年10月6日，中国宣布退出第16届奥运会，已经集结在广州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暂时待命，肯定不会出发了，但是董守义和黄中还留在墨尔本。
根据董守义传的作者叙述，董守义和黄中在墨尔本和国际田联秘书长柏克雷先后两次交谈，感觉到从柏克雷谈话中传出一个信息，即台湾正在努力以地区名义挤进国际体育组织。这种情况一旦成为现实，将会对中国席位产生什么影响？董守义传的作者在书中说，在当时，”中国奥委会对此似乎考虑的并不多”，”对柏克雷两次谈话中所传达出的信息似乎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而也没有带来中国奥委会策略上的相应变化。”（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60页）
通过奥委会秘书处的联系，11月18日晚，董守义和黄中面见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首先由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黄中再一次向他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体育组织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应该撤销对台湾体育组织的承认。
布伦戴奇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体育是不问政治的。国际奥委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表达了中方意见之后，黄中没有继续多谈，先告辞了。他离去后，布伦戴奇问董守义，这位是干什么的？
董守义说，黄中先生是一位老运动员，现在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
这没有问题，黄中（1915-1996），是位“三八式”干部，行政10级。在早年，他曾是北平辅仁大学学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入选校足球队踢前锋。他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奔赴延安，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事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军事体育部部长。1951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为他随后担任中国足协主席做了铺垫。
布伦戴奇说，那很好，黄先生谈话态度很好。
董守义再次向布伦戴奇说明中国奥委会的立场，并提出参加年会时要带翻译。这点没有获得同意，谈话至此结束。
国际奥委会年会在11月19日和20日持续了两天，中国委员董守义在20日的会议上得到发言机会，作了措辞强烈的发言。他说:”主席先生，各位委员先生：国际奥委会不但没有撤销对台湾的所谓中国奥委会的承认，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所谓抗议，准备讨论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通知台湾省运动员到北京参加选拔是所谓搞政治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奥运会宪章，而且是对中国奥委会内部事务的干涉。”
董守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它的体育组织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会员，因此不能代表中国，更无权把全国性体育组织搬到别的地方去。对此，我在今年和布伦戴奇先生和迈耶先生的几次谈话中已做了详细的说明，他们也几次提到台湾运动员怎样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中国人民参加中国代表队的选拔赛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会场上，董守义直指布伦戴奇提出尖锐的问题，你现在根据什么称台湾的体育组织为中国奥委会？
布伦戴奇尴尬。他避而不谈台湾问题，反问董守义，中国问题能否按照德国模式来解决？
董守义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由中国奥委会来解决。（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61-162页）
这个回答是得体的。
如果说国际政治影响着奥运会，那么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再典型不过了。报名参赛国家原本是73个，但到了11月5日组委会公布时，欧洲的荷兰、瑞士，挪威3国为抗议苏联出兵侵犯匈牙利主权，宣布退出奥运会。亚洲的伊拉克和埃及，则抗议英国、法国因苏伊士运河局势与埃及发生武装冲突，也宣布退出。
11月19日举行的第52届奥运会年会发表声明，对这些国家退出奥运会表示遗憾。随后，第16届奥运会就在墨尔本开幕，台湾运动员进场。
奥运会开幕时，黄中和董守义还留在墨尔本，黄中和翻译王裕禄将参加11月22日的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年会。
选拔出来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台湾选手，主要项目是田径和篮球。这时的台湾还不是国际田联成员，按照奥运会章程就不能参加奥运会，为此台湾田协提出了加入国际田联的申请，将在11月22日的国际田联年会上审议。
黄中和董守义来到墨尔本之后，和国际田联负责人帕克雷进行了沟通。帕克雷反复声明，国际田联只承认一个中国。黄中和董守义认为，既然如此，国际田联应当不会接受台湾的申请。
国际田联会议开幕以后，黄中得到机会在会议上发表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奥委会已通知台湾选手参加选拔赛，因此中国奥委会反对台湾独立入会。
但国际田联秘书长说明，这次台湾不是以“中国”，而是以”台湾”名义申请入会的。
黄中在会场中站了起来，面对座中的台湾代表郝更生说：“在座的从台湾来的请站起来说，他是不是中国人？他是不是承认自己是福摩萨国？“
座中的郝更生一声不吭。
国际田联会长柏克雷问田联秘书长，他们是不是承认自己是台湾？这是一句含混的提问。秘书长回答: 承认。
最后会议表决，国际田联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为依据：第16届奥运会上使用“福摩萨中国（FORMOSA CHINA）为名称，通过台湾的入会申请，使台湾选手得以参赛，也使国际田联席位中“一国两会”的局面凸显出来。
黄中感到十分沮丧。当天的国际田联会议结束后，黄中和董守义即离开墨尔本回国。
回顾此行澳大利亚，董守义感触尤深，因为他与海峡对岸同行有难忘的接触，有尴尬也有感叹。
在11月4日从悉尼去墨尔本的航班上，董守义恰与台湾团“顾问”郝更生同一飞机，而且座位离得不远。
郝更生（1900-1975），江苏省淮安人，是中国20世纪体育界元老人物，1914年入青年会学习游泳，暑假游泳险遭不测，由此改名“更生”。1919年到美国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次年转入春田学院专攻体育，在董守义留学春田学院攻读网球和棒球专业的1923年回国。归国后始终在体育界活动，1945年任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总干事，和董守义多有工作交集。他在1949年去了台湾，出任“体促会”代理事长。
在一同前往墨尔本的飞机上，作为前后同学和体育界多年的老同事，郝更生要与董守义交谈。他们的观念观点颇为不同乃至对立，但毕竟相识30多年，可以说的事情很多。然而郝更生是强硬的反共人物，出国时董守义没有被赋予与他交谈的任务。结果尽管郝更生主动挑起话头，董守义事先未得指示，始终不理不睬，视为陌路。郝更生在飞机座中大叫起来，指责董守义失礼，成为当天的一则奥运社会新闻。
来到墨尔本，董守义与台湾体育界新负责人江良规有比较短促的礼节性接触，从大陆带来了江良规姻兄给他的信。董守义与台湾团“顾问”兼田径队领队关颂声的交往就深了，他们也是有几十年交往的老朋友。在单独交谈片刻之后，关颂声告诉董守义，他此行来见董守义，是听说董“在北京很苦“，为此带来了2万美元，一万元给董守义，希望他用这笔钱去美国。另一万美元打算给马约翰教授（没有想到他没有来澳大利亚）。
董守义大笑拒绝，表示了他热爱祖国，赛后也将回到祖国的坚定信念。这使关颂声十分感慨。
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在5版右下角刊登的第16届奥运会闭幕的消息，看来是淡化处理。
1956年第16届奥运会卷起的体坛风潮就这样就呼啸而去，它对于海峡两岸体育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此番风潮之后，是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20年冰封期。
实际上，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之争正是在第16届奥运会前后才真正激化了，国家体委在1956年的工作总结中有一段话专门提及此事：
在国际体育组织斗争中，去年（1955年）总结时的提法是：“更坚决有力地展开驱逐蒋贼的斗争”。但一年的实践证明，台湾问题在政治上未得到解决以前，把蒋帮驱逐出国际体育组织的可能性很小，不断抗议则又使一些中间力量不满意我们，同时这种提法和我们国家当前“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精神不相符合，因此应改进为进一步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此外，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出现了把台湾作为独立国家或单位将予以接纳的新趋向，而蒋帮也改变了和我斗争的策略，他们甚至不强调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而默认作为台湾的代表（在国际田径联合会上就是这样）。这种新的情况，在我们今后斗争中必须予以密切注意。”
由此，中国乒队没有参加1957年1月22日至31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大陆这边对第16届奥运会的回忆和叙述是不愉快的，对国际奥委会的印象也是非常负面的，指出该委员会对于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令人惋惜的是，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的爱国情怀在此后的大运动中没有被清楚认识，尽管他还在国际奥委会为中国奥委会的正当权益而努力，一场国内运动的急风暴雨席卷而来。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此后蹉跎20年。他在1978年辞世，距离对这场悲剧启动全面改正还差半年。
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无端折损中国委员董守义这样的股肱之材，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国际奥运会委员席位，是一段难以言述的奥运历程。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