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黄操良之殇——已经远去的新闻界高级领导人
继杨刚之后，这是又一位人民日报高级领导人之殇。杨刚远行之后半年的1958年4月10日，黄操良以同样方式离开了家人和同事。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的消息中，黄操良是第一批获得“改正”者之一。
青年时代的黄操良
照片上这位名叫黄操良（1916-1958）的青年后来经历了很多风雨。1957年3月至1958年4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是新闻界的高级领导职务，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高光时刻。随后，他像自己的同事杨刚那样，如同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消失了。如今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以后会更少乃至稀有。
由于述及杨刚，我知道了黄操良的名字。写成《杨刚之殇》之后，在一种感触推动下再写一篇《黄操良之殤》，朝着认识历史再跨一步。
在这之前很久之所以没有动笔，是因为对黄操良这个早年新闻人物的经历了解甚少。
几年前参加《中国名记者》丛书的编委工作，讨论入选人物的时候，编委们论及黄操良，有过争议，但最后形成共识：写出他的传记和代表作述评，编入《中国名记者》丛书。当这个共识最后形成的时候，按生卒年月编排的人物顺序已经被越过，于是，由谷冰阳，邓绍根撰写的传记《深谙国际问题的新闻专家黄超良》在成稿后编入第20卷，是为最后一卷增补卷。由柳斌杰、李东东主编的这部丛书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共收入1840年以来400位著名的中国编辑、记者传记。
黄操良，江苏吴县人，191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城里一个经营纱罩业的商人家庭。他幼时就读于苏州新民小学，三年级时染上流行性脑膜炎，父亲黄景吕曾习中西医术，一番抢救才使黄操良摆脱危险，但身体较弱。1930年，他随父亲迁居上海，因病休养数年，未再上学，在家学习功课。
1933年，17岁的黄操良到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当图书管理员。进馆后发奋自学，除学习中文兼学日文、俄文和世界语。多国语言的学习为他以后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员打下视野和语言基础。
一年后，黄操良随图书馆迁至南京。这期间，黄操良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他之后参加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他还在《时事类编》《世界文化》等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鼓吹抵抗日本侵略的文章，这是他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的最初学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山文化教育馆解散。黄操良到武汉进入《中苏文化》杂志社任编辑，武汉会战后随杂志同仁迁往重庆。这时，他和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于1938年12月入党，此后在《中苏文化》杂志发表多篇署名文章。
1939年底，经熟人介绍，阎锡山当校长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准备聘任黄操良到民大任教。黄操良离开重庆去山西。当他来到陕西官亭时，已在“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已经公开反共了。
黄操良转道去了延安，并于1940年初顺利抵达。其实，到陕北、去延安正是黄操良内心所向。
到延安后，黄操良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不久到延安马列学院国际问题研究班学习。在这里的学习使他的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后，黄操良进入该报任国际版编辑，很快成为编辑骨干。
1943年初，黄操良在延安经历了严酷的“抢救运动”，《解放日报》编辑部的知识分子多，被当成“整风”的重点，1943年7月从报社带走了李锐、黄操良、杨永直、缪海棱4个编辑。其中黄操良遭受很严酷的对待，怀疑他是特务，一度被社会部“边保”逮捕审查，关押近两年。此期间长时间强制他上山背石头，直至劳累吐血，得了肺病。
审查结果，黄操良没有问题，罪名是“莫须有”的，他被释放，于1944年晚些时候回到解放日报。
1945年2月，新华社成立编辑科，下设国际新闻编辑组，由黄操良、吴棕音、王唯真、蒋齐生组成，黄操良任组长。这是此后新华社国际部的雏形。病弱的黄操良在艰苦的环境坚持工作，被评为新华社先进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决战临近，新华社机构大调整，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党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重任务，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通讯社”的方针。1946年5月，《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合并，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5月28日，新华社国际部正式成立，吴冷西为主任、黄操良为副主任。
1947年7月，新华社总社从延安转移，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区河北涉县工作了一年有余。吴冷西逐渐担任新华社主要领导，国际部工作由黄操良主持，他还兼任太行《新华日报》国际部组长、主任。
解放战争中，新华社总编辑吴冷西（右）和国际报道负责人黄操良（左）一起商量稿件。
1948年夏天，新华社从涉县转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一批新闻骨干集中到那里，接受中央的直接领导。黄操良是其中之一。
1949年3月，新华社迁入北平。当年6月，新华社社务委员会改组扩大，黄操良是社务委员会成员，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1952年任国际部主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的国际报道任务加重，黄操良是这方面的重要负责人，除了编务，他还撰写了不少国际问题文章。
1953年新华社领导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王匡，第五人起为穆青、吴冷西、石少华。第二排左起为汪家骅、朱穆之、庄重、黄操良、缪海稜。第三排左起第一人为莫艾，第三人起为邓岗、蒋齐生。
1955年，黄操良和杨刚先后调入《人民日报》工作，他担任国际部主任，1957年3月任副总编辑。黄操良掌握几种外语，在国际报道中显得驾轻就熟。
1957年的大风暴吹来了。
对当时开展的整风，黄操良真心实意投入，鼓励编辑记者们为办好报纸提出改进意见。
1957年5月6日，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共6人：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
1957年5月17日至23日，报社举行“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鼓励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就在前次的会议上，国际部非党员编辑孙乃发言，希望：“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群众路线反对宗派主义，以实事求是反对官僚主义。”
他对报社领导的用人方面提出建议，概括起来是4个字：知、信、用、定。知是要知人善任，信是说要发挥人的积极性，要有自信，用就是要用其所长，定是指用人不疑，定下来了就不要朝令夕改。这样，干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有确定的目标可奔。
作了这番发言，言犹未尽的孙乃当场朗读自己写的一首小诗：“蓓蕾枝头鸟啾啾，裤脚管下月双钩。好景催人游春去，却又是，放还收。几番风雨撼同舟，帽子底下度春秋。块垒未销鸣声噎，是非事，语还休。”
诗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在场的支部整风小组成员听了觉得有意思，就向孙乃讨来，使得小诗传开了，后来成为批判孙乃的重要“罪证”。
偏偏在此之前，新任副总编辑黄操良不知就里，给国际部“整风”出主意，建议他们办一个整风墙报。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给墙报起了名字，叫做“呼风唤雨”。这似能说明，当时关于整风运动的总体部署，就连黄操良这样新闻界高级领导也未能尽晓。
整风小组要来的孙乃小诗给黄操良看了。这位副总编辑很高兴，找来孙乃说：“这下好了，我们的墙报有了副刊!”
1957年5月20日，国际部在办公区外推出墙报“呼风唤雨”，黄操良亲笔撰写《发刊词》张贴出来，文中说：“为什么把这个墙报叫做‘呼风唤雨’呢？……我们并不是想‘呼暴风、唤骤雨’，而是要‘呼和风，唤细雨’。现在全国各机关都已经吹风下雨，报纸上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我们报社的情况是：万里晴空，冷冷清清。需要呼，需要唤，使和风吹，细雨下。虽然是和风，但吹起来总要有点寒意，虽然是细雨，下来毕竟还要淋湿衣服。”
发刊词鼓励大家要有积极的态度，要有信心监督领导改进工作。
“呼风唤雨”墙报第一期上，不仅有孙乃的发言和小诗，还张贴了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写的《论“圣旨口”》，对胡乔木的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意见。
国际部的墙报，很快成为运动风暴打击的重点。
进入6月，“整风”的风向转了，原整风领导小组转为“反右领导小组”。
6月13日，吴冷西作为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前来上班，邓拓改任社长。吴冷西随即成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成员。
蒋元椿原本是黄操良的新华社同事，朝鲜停战后先一步调入人民日报。他是抗战中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党员、很有名气的国际问题评论员。他提了意见以后要不要将他划右？在反复讨论过程中，黄操良一直是保护蒋元椿的。但是1957年9月以后，运动重点逐渐转向党内，蒋元椿的悲剧命运难以改变了。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保护蒋元椿的杨刚突然自尽，肯定是对黄操良的沉重打击。
黄操良在新华社已经是排名靠前的社级领导人，到人民日报后仍然是编委领导。1957年10月6日，副总编辑杨刚自杀。黄操良参加了报社编委会对此事的讨论并有发言。但在那以后活动的记录很少。
进入1958年4月，社内出现了批评黄操良的大字报。4月10日，黄操良和杨刚一样选择了不归之路。事后他的夫人吴宗清回忆，约在1958年初，正在进行的运动使他想到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经历，他说：“以前年轻身体还有本钱，现在经不起了。”（引自他的妻子吴宗清1979年2月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信）
1958年4月11日，像杨刚去世后那样，人民日报编委会讨论了黄操良自杀的事情。会议由邓拓主持，通报说，黄操良的事情已经向分管领导胡乔木汇报，他定了调子，比杨刚严重，说黄操良的情况和杨刚不一样。
根据定调，编委会作出了严厉决定，将黄操良划入运动的斗争对象“戴帽子”，不是“内部矛盾”了，指责他“是包庇和支持了右派的”。
黄操良也和杨刚一样，落葬于八宝山人民公墓，“只有一坯黄土”（妻子吴宗清语）
黄操良离去了，妻子女儿均受株连。
时光过去20年后的197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作出为黄操良同志改正的决定。这个改正步伐，在全国是领先的。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重要消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中央一些部门已改正一批错划右派》，这是文革后第一篇关于改正错划右派的报道，全国范围内为几十万人开展的“改正”由此开始。
上述消息十分罕见地说到“本报”说：“人民日报社原划右派分子30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黄操良、蒋元椿、刘衡等10位同志是错划的，应予改正。”
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在风暴中，人民日报总共被划了32人，分批全部改正，其中黄操良是职务最高的一位。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改正消息最后一段话说，得到改正的“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都感谢”。但是根据黄操良夫人吴宗清1979年1月给胡绩伟来信看知，关于改正之事她事先并不知道，这消息还是她偶尔看到的，她给时任总编辑写信，并请他将信转给报社的“复查办公室”。信中说：
最近我出差来太原，前两天在无意中看到（1月）2日的《人民日报》，才知道黄操良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改正。我衷心感谢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使我们全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解放。
我在吉林省经过将近7年插队后安排工作的女儿来信说：“看到那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激动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压在心头20年来的石头终于搬开了。感谢华主席、党中央，使我们在政治上翻身、思想上解放，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2020年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收入黄操良传记，作者谷冰阳、邓绍根。
（202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