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高原淌下女儿河
关注社会舆情对江苏丰县那位锁链女的讨论，想起自己在30多年前在云南当记者时写的一篇报道，总题目是《高原淌下女儿河》，都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时编辑将文稿一分为二，为下篇另外做了一个题目。临到刊登，编辑又将下篇从原来编定的5版向前提，放在1版发表，表现出当年编辑的胆识。
那是上世纪令人振奋的80年代。文稿写在当年，30多年前的文稿在今天读来，深感那时认识和表述的低浅。尤其是上篇笔力薄弱，下篇结尾潦草，很遗憾历史就是这样的。
认识到当年的浅薄，是因为今天的认识较前提高了一步，亦说明认识的过程相当漫长。
作者发自内心地支持在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为获得奖牌的中国男孩和女孩骄傲。
同时想到了，不仅要关心金牌挂在哪个女孩的脖子上，更要关注锁链锁住了哪个女孩的脖子？绝大部分女孩很难成为奥运比赛中挂上牌的前者, 却可能不小心成为后者, 这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
上篇：高原淌下女儿河
1989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第5版
走过到处可见喀斯特熔岩地貌的贵州山岭，踏上满目是绛红色土壤的云南高原，发现古老的云贵高原正窘困地面对着一个扯动人心的话题，妇女外流。
“人往高处走“的成语在这里掉了一个个儿。披着高原气息的妇女们走下了高原，坐上火车、汽车向北、向东而去。她们走了有多少？统计数字并不完全。据采访所知，在过去的一年（1988年）里，贵州有11,000多妇女外流到了福建、广东、山东和安徽等省。走得较多的是黔北和黔西山区。云南妇女走的也不少，有一个统计数字说1985年以来大约有4.6万妇女出滇，看来实际数字还不止这些。
为此，高原上的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都说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分析起来适龄未婚女青年占了大部分，从云南的情况看，约占70%。外流妇女的大部分（约有60%）被视为“自主型”，即她们离乡前或与外省的男方有所接触，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或是得到了父母的支持，或是自己愿意随男方到外省安家，或是经旁人介绍愿意出嫁外省，这就基本上属于正当的异地通婚。
也许，看来寻常的事发生在云贵高原上可就不寻常了。
这里是中国的西南角，是群山环抱的角落。多少代人默默地，生活在高山峡谷里，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带来贫穷也带来闭塞，贫穷和闭塞首先扑向这里的妇女。而今，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涌进峡谷，日渐频繁的经济交往搅动了高原女儿平静的心，她们也有了走出小天地好打开视野的希望。怎么走呢？传统像大山一样耸立在面前，在困窘的社会和家庭条件下，山民的女儿终于选择婚配的形式远嫁他乡，她们顾不上别的了。
最初是外来当工匠的小伙子带走了山里姑娘，过两年这女人回来描述了山外世界，带走了小姐妹。一成二，二变四，四四一十六，她们像滚雪球似的走了。外省人相中高原女儿的勤劳质朴，当然还有“便宜”，花不了多少婚费；高原女儿热望的是山外的相对富裕和高过于山里的对女人的尊重。
有些姑娘是为了挣脱包办和买卖婚姻而走的。云南的一位妇女工作者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生未久的沉重的故事。
滇东北永善县一道山间小河，隔河两个村子有两户人家各有一个儿子，老大无人肯嫁，两家就以女儿互嫁“换亲”。良辰吉日到了，干枯的河岸两头同时放出自家姑娘，姑娘身上各拴一根长绳，由后边的人拉着，要是对方突然赖账又上前抢人的话，就把人拉回来，两个姑娘木然地迎面走去，泪水撒在红土地上。突然一个姑娘挣脱绳索大哭着向山野跑去。她逃脱了似乎已注定的命运，跟着外省人走了，不再回来。
1989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第5版
有些远嫁的姑娘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了舒心的日子，滇中建水县的姑娘小于经人介绍，远嫁河北临西县，和丈夫生活得很好，待人处事都比在家强多了，当地群众直夸她勤劳能干。建水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到河北去看她。村支书说，小于要是能流利地说本地话，“当个妇女主任绰绰有余“。远嫁沿海地区的高原姑娘还破天荒学起了织网、养鱼、养蟹，有的进了乡镇企业，都是在高原上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确实有不少外流女生活得比在家要好。
越是贫困和传统习俗沉重的地方，外流的妇女越多。去年（1988年）发生大地震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滇南妇女外流的集中区域，几年里走了数千。记者奔走在澜沧山岭中不时为它的贫困所震惊，许多家庭被地震摧毁了，全部家产算起来，总值还不到200元。那些还不懂汉话的拉祜族姑娘走了，去趟一条新路，却给守在山寨的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失衡。
然而经过几年的思考，高原上的人们对此的看法已趋于冷静，大家普遍认识到造成“外流“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落后，因此不能否认外流中有着合理的因素。云南省妇联副主任刘占荣认为，在开放搞活的趋势中，“还会有不少妇女，特别是未婚青年妇女，不安于贫穷落后去追求新的生活“。记者就此事向5月初来滇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胡德华请教，她说，要实事求是地看，”对其中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地方要认可。”
高原上淌下女儿河，半江瑟瑟半江红。斑斓的色彩挟捲着复杂的内涵，人们也都知道，河上淌过的并非尽是宽心的话题。
（未完）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1版刊登
高原上流淌下的浊流
本报记者，钱江
高原上淌下女儿河，封闭的锈锁被打开后的岁月里，将及10万的外流妇女走下了云南高原，远远地走了。如果她们的命运都由一片玫瑰色来渲染，我只会默默地注视。可惜不然，这条流淌不息的女儿河里不时有浊浪翻起，一串沉重的数字砸落在面前。外流妇女中，将近1万名被拐卖！还连带一些儿童。
她们的不幸难以言喻。有报告说，这些妇女中90%是文盲，余下的大多是初小文化水平，共同点是从小没有离过乡。狭隘的视野，贫穷僻壤里贫困的生活，使她们的生活愿望和思辨能力窘迫在极小的没有弹性的空间里。人贩子趁虚而入，拉开了上当的高原女儿的悲剧。
记者从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介绍中得知，1988年全省被起诉到法院的拐卖人口犯罪为936人，存案47人，总共983人。拐卖妇女案多发于贫困山区，罪犯以盈利为目的，以进城找工作，“农转非“，或介绍对象为诱饵，作案对象多为15~20岁的未婚女青年，也有已婚妇女。目前拐卖妇女的罪犯有趋于团伙化的势头，多为两人以上共同犯罪。
这些被长途贩卖的女性令人同情。她们在被卖脱之前大多遭受人贩子的摧残，然后被卖给她们根本不愿相从的人。一封来自山东的被拐卖姑娘的信写道：“亲爱的爸爸，我是偷偷给你写信的，我被人卖到这里被迫与人同居，我不愿，我哭，我想逃，可腰无分文逃不出去。我受不了，请想办法寄50元钱来，如果没钱，寄上这张相片，就作为和亲人的永别纪念。“一封来自湖南的女儿来信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告诉你们，我在家时是和一个21岁的小伙子来的，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卖给别人，卖给一个50多岁的人，我不愿意。“
对这样的拐卖妇女罪犯当然要打击，对受害的高原女儿当然要解救，在过去的一年里，云南许多地方的妇联组织花了很大的力量，根据各种线索，派出专人前往外省区解救希望回来的妇女，然而成效是有限的，一是不容易得到妇女被拐卖地区区乡政府的协助，这些地区大多也是旧观念比较重的地区。还有一个原因倒出自被害妇女本身。一位妇联的大姐说穿了：”有些被害妇女主观上想回家，但客观上生米煮成熟饭，又有了孩子，再苦也就忍了。再说，她们觉得被卖出去嫁人，再回家要受歧视，自己也没脸见人。“这是多么传统而陈旧的意识。
对人贩子，自然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在过去的一年（1988年）里，云南公安机关共查获人贩子1750人，立案后逮捕了679人，并解救了受害妇女528名。让他们也碰上了难题，比如办案经费不足，还有就是此类案件多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出现，有的虽有欺骗谋利行为，但受害人亦有外出婚配的愿望，即出于自愿，这使罪与非罪的区分难度增大了。
很显然，这高原上躺下的女人河是发人深思的，它引起了人们多种多样的思考。但不管怎么说，提高山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使山区快些摆脱贫困，应该是一条根本的思路。
(全文完)
附记：
贩卖人口，尤其是贩卖女性，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是曾经蔓延的“丛林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畸形发展起来的。绝不是说它在今天依然可以容忍。
完全不是的！它妨碍了文明的发展，因此注定与现代人类文明产生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将此视为需要铲除的社会毒瘤，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不要因为铁链女悲剧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就漠视不理，她是被拐卖的、被侵犯的、被漠视的、被改了名字换了身份的，她所遭遇的每一个恶行都有可能让别的女孩遭遇。今天没有遭遇，但说不准明天就和你迎面相逢。
（202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