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接 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起伏
44年前今天——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60期，刊发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事前作了安排，由《光明日报》将此文署名为“特约评论员”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应该看到，这场讨论并没有结束，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意义。在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人民日报》上，从1954年7月开始，到1974年，“本报评论员”文章断续出现20年，在刊登频率上有几度起伏，就内容而言，是偏重于国际问题评议的。“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内容逐渐转为国内事务。更多地出现在 1版、2版、4版这样的重要版面上，逐渐增强影响力。 党报党刊（包括电台电视台）系统长期实行“上一级领导审稿”制度，亦即所有重要文章，均由上一级主管领导人审稿通过才能发表，《人民日报》自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村创刊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1948年创刊的《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它是在1949年8月1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然而在创刊前的1948年6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明确批示，要求：“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薄一波《70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上卷493—494页）遵照这个指示，《人民日报》创刊后，审读大样是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副书记薄一波的经常工作。 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以后至“文革”爆发前，凡《人民日报》社论，都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至少是经过其中之一审阅同意后才可以付印。其他重要文章，在前期至少经过分管负责人——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审阅，20世纪60年代以后，重要文章均由相应的负责人审阅。然而进入“文革”动乱，人民日报编辑部几度反复，重要社论的初审定稿出现过混乱。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出任“中央工作组”组长，到人民日报“夺权”，打倒了总编辑吴冷西，成为对人民日报工作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并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日常控制。这期间，人民日报的代总编辑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常务副总编辑唐平铸（1913-1985），但他在人民日报工作磕磕碰碰，1967年1月后曾被一度“打倒”，几个月后恢复在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他断续工作到1968年夏天又被打倒，被长期关押达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唐平铸做出了平反和恢复名誉的结论。唐平铸1966年9月6日报送周恩来审阅社论稿件《抓革命，促生产》。从唐平铸的附言中看见，社论清样已经送毛泽东和陶铸审阅。1966年5月31日-6月1日之间，陈伯达定稿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排印稿。后来陈伯达的法庭审判时说，这篇社论就是由他本人定稿的，并没有上送审稿。这是打破惯例的。 “文革”开始后，到70年代之前，《人民日报》社论必经毛泽东审阅。 1970年的庐山会议导致陈伯达被打倒，此前王力、戚本禹先后废黜。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亡，此后毛泽东年事渐高，身体渐弱，他仍然坚持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审阅，但由于身体原因，渐渐不能像以前那样逐文阅读。因此“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由周恩来审阅定稿。“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的原领导干部纷纷解放，包括原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均获“解放”，从河南叶县“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作。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指示明显增多。《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就在这一时期。 但是，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情况再度逆转，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领导权，相应的重要社论、尤其是思想理论等文章由主管宣传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如张春桥、姚文元等审阅，削弱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这段时期，设立“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作为人民日报领导机构，这两个小组均由鲁瑛为组长，组织刊发一系列“梁效”、“罗思鼎”为代表的批判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被挤占而边缘化了。 1976年10月“文革”终结，形势巨变。张春桥、姚文元被隔离审查，“梁效”“罗思鼎”瞬间成为历史陈迹和接受批判的靶子。在文革中曾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干部纷纷重回领导岗位，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这样。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这些领导干部资历深望重，工作领域中的话语权重随之增加。人民日报主要领导对重要文章的把控力较前有明显增加，对重要文章有更多定稿权，《人民日报》迅速开展了对“四人帮”势力的批判和清算。 出于历史惯性，在文革结束后一年左右时间里，“两报一刊社论”虽然仍为重头文章，但频率明显降低了。《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逐渐恢复了强劲势头。 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结束了“文革”，“本报评论员”文章的位置大大提前，再度相当频繁地出现在《人民日报》1版显著位置上。 胡耀邦认为，这还不够，还需要一种更为灵活的重要文章署名方式，这就是“特约评论员”。1977年1月，胡绩伟正式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比胡耀邦更早回到了重要工作岗位上。实际上，过去两年已“借调”到“毛选”编辑委员会的他，在1976年12月已经回到人民日报，开始主持工作。胡耀邦和胡绩伟早先并不熟悉。在延安时期，他们可能彼此知名，或有点头之交也未可知，但工作中没有交集。新中国成立后，以胡耀邦为书记的团中央和《人民日报》编辑的工作关系相当密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过从很多，他有许多重要讲话稿在大致定稿后往往送给邓拓过目，请他润色和修改。（本文作者本世纪初访问胡耀邦在团中央时期的秘书曹治雄的记录）胡绩伟于1952年从《陕西日报》总编辑任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常务，作为总编辑的主要助手，他对于邓拓和胡耀邦的密切关系是比较了解的，但在那时胡绩伟和胡耀邦没有互相交往关系。胡耀邦和胡绩伟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从197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两人均未恢复文革前的工作职务，胡绩伟患了肝炎，胡耀邦出现了明显的肠胃不适，都到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看病，他们两人多次在候诊室相遇交谈。“发现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巧合的是，这时胡绩伟的夫人胡一哉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已经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工作关系十分密切。为此胡绩伟、胡一哉夫妇多次到胡耀邦、李昭家做客，每次前去，“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引自胡绩伟文稿）1975年下半年，久经“文革”羁绊的胡耀邦终于“解放”，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工作，领导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绩伟由前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推荐，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起草。这两份文件，加上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都是“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安排起草的，他被再次打倒后，早先布置起草的三个文件被极左势力标志成“三株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开展批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主持“粉碎四人帮”，消息灵通的胡绩伟次日（7日）或10月8日即去胡耀邦家通报。胡耀邦告诉胡绩伟，早已知道了消息。几天后他们再度见面，胡耀邦告诉胡绩伟，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前来探望，他向叶帅带了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胡耀邦的看法是：“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胡耀邦说得十分精彩，给胡绩伟留下很深印象。
胡绩伟回忆，文革结束重新工作，胡耀邦“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引自胡绩伟手稿《胡耀邦与人民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早版本首页，胡耀邦两次审阅，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