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的最初合作（4）——实践检验真理大讨论的前奏
胡耀邦离开他挚爱的人民，已经33年了。往事未曾如烟，向前推至44年前的那个春天，胡耀邦正要发起“真理标准”或叫做“实践标准”大讨论。那场渐及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央党校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密切合作的一段篇章。以下文字主要叙述这样的密切合作是怎样渐次展开的。
接前：胡耀邦与1978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3）
结束了“文革”的历史大转折中，《人民日报》置身于清算文革错误、“拨乱反正”大潮的前端。1976年10月7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派出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全面掌控领导。迟浩田等3人在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后，立即召开由9人参加的“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宣布对人民日报领导关系的变化，由迟浩田代表党中央新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进行领导，切断与原来曾有的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工作关系，切断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办公室的“红机子”（即可以直接接通中央领导人的红色电话机），亦控制鲁瑛的对外联系，特别是控制他与上海市领导人徐景贤、王秀珍的联系，要求他不向上海方面透露北京发生的一切变化。1976年10月8日，迟浩田向华国锋、叶剑英、耿飚等发出他率领的工作组的“第2号简报”：“今天（10月8日）上午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他们那一帮子人两次给鲁瑛来电话，打探消息，进行串联。上午9时40分，文化部于会泳给鲁瑛来电话，说他原来准备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突然又不叫去了，问鲁瑛有什么情况？10时30分，上海徐景贤给鲁瑛来电话说，昨天凌晨，马天水、周纯麟以及邻近省的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他们走后，联系不上。徐与春桥、文元的秘书也联系不上。他们心里很纳闷，向鲁打听有什么情况没有？” 鲁瑛听从迟浩田工作组的指令，没有向上海的徐景贤等人透露消息。后来，在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王洪文、张春桥的时候，徐景贤出庭作证说，他在1976年10月8日上午“给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迟浩田发出2号简报的次日，和《人民日报》评论组编辑一同商量、起草了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阐述中共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新的《毛泽东选集》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这篇社论的送审稿由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3人联签，送往中南海。 华国锋非常重视这篇《人民日报》社论稿，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审议。会议讨论后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对送上的社论稿，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增加了一段话：“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此处曲折传递了“粉碎四人帮”的信息。 这天早晨，《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篇社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从社论中察觉，中共中央高层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中国发生大变化了，。中国的命运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新时期。1988年6月15日，迟浩田回到人民日报参加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6号文件，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的事件通知各级组织。接到通知，迟浩田立即传达，报社随即开展了清查帮派体系，原任总编辑鲁瑛停职检查，人民日报实现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人民日报很快组织重要评论员文章，批判“四人帮”。197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文章《光辉的历史文件》，揭露“四人帮”对故事影片《创业》栽赃。“任平”的署名可以理解为采用“人民日报评论员”谐音的开始。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遗嘱的大阴谋》。1977年1月，中共中央调整人民日报领导，任命胡绩伟为总编辑，迟浩田、孙轶青为副总编辑。与此同时，继续担任副总编辑的还有两位“文革”中一度打倒又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安岗和潘非。这个班子拥护新的党中央领导，以坚决的态度否定“文革”，为全党工作回到正确路线而努力。这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政法部主任王泽民，是抗战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也经历了解放战争。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严酷冲击，“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197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惠德（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文章《一个专卖假药的反革命骗子——从（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看张春桥怎样篡改马克思主义》。197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任平”署名文章《打倒帮八股》，批判“文革”时期盛行的恶劣文风。《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进程中的表现，以及在此后连续发表的重要文章，胡耀邦都注意到了。来到中央党校岗位上的胡耀邦，为实现全党工作拨乱反正选择了两个突破点：平反冤假错案和破除现代思想迷信实现思想解放，这两个突破点都通过《人民日报》发起突击。首先是在中央党校扫除“文革”中的帮派体系，解放遭受冤案错案压制的干部，使他们重新投入工作。由此，胡耀邦即触及更多的积压如山的冤假错案。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中央党校事务。在这年5月中旬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我是想进的。”也在这个会议上，他明确地说，准备的中央党校办3个刊物，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这表明胡耀邦下了“卷进政治旋涡”的决心，已经作准备了。1977-1978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使用的办公桌椅（沈宝祥 提供照片）在1978年8月举行的中共第11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前，胡耀邦在“八大”当选中委，但空缺了“文革”中举行的两届。“十一大”后，胡耀邦拟定了一个题目《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找来党校青年教师杨逢春，请他执笔撰写。还找来两位有思想积累的教师叶扬和陈中，协助杨逢春一同起草。胡耀邦和这三位起草者谈了两个半天，在谈话中指出，现在就整个国家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胡耀邦不仅提出了这篇文章的宗旨，还和作者一起确定了这篇文章具体构思与框架。文章完成初稿以后，胡耀邦一改再改，先后有17次修改，并在定稿过程中一再征询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意见。胡绩伟回忆，对这篇文章，胡耀邦“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这篇文章使千千万万个蒙冤受屈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一个月内人民日报收到1万多封信件和电报，表达读后感受。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读者来信装了两个麻袋。 这个情况也使胡耀邦为之振奋。他在10月12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会议上说：“这篇东西我参加了一点意见，人民日报出了很大的力量。” 胡耀邦还说：“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 该文发表后，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们对当时担任部长的郭玉峰在“文革”中推行极左路线提出了严肃质疑，一些老干部将许多反映汇集起来，送到了人民日报社。 胡绩伟要求，根据中央党校文章的指导思想，把中组部干部们的意见加以编辑，写成一份内参，题目是《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这份内参文件报送中央主要领导，也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读到这份内参，又把杨逢春请来，还把人民日报的编辑也请来，一同研究，写成了第2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胡耀邦和胡绩伟商量，确定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刊登于《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7日的头版头条，并在一版配发了5封读者来信。这是为大范围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受到“文革”伤害的干部发出的第2篇重要文章。 “本报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是很少见的。此前，本报评论员文章即便上了1版，也通常在1版下方或右侧刊登。在此稍前的1977年10月，迟浩田回到军队工作。1977年11月，中央又任命秦川、李庄、王若水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杨逢春等3人合作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半月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党校职务。由此，他不仅在党的思想教育领域继续引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且有了在组织范围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