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仍然相信持续发声的重要性

杨东平最近开始适应“退休”生活了。通常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写作，下午外出散步或处理工作事务，晚上用电脑看一部新上映的电影。

1949年出生的杨东平没有闲下来过。大学教授、媒体策划人、NGO创办人、教育专家，过去几十年里，他拥有许多社会身份。2002年以来，他的名字则与他执掌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紧紧关联着，并在教育领域倾注更多精力。就在2021年10月底，杨东平卸任这家民办非营利性组织理事长，成为其名誉理事长，他认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能够在补充新血后更具活力。

不过，杨东平依旧没有闲下来。在11月初举办的第四届世界教育前沿论坛上，杨东平作了题为《中国教育的下一步》的演讲，提出要做“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当“双减”在2021年下半年成为公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杨东平多次撰文并接受媒体采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双减”的本质以及它将带来的影响。

即便他的观点不总是能为公众所接受，杨东平仍然相信持续发声的重要性。

01

“必须做些什么” 

从1972年4月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算起，杨东平在这所大学度过的时间超过40年。而这40余年的生活起源于一个意外。

少年时期的杨东平，生活在如今已成为上海网红打卡地的武康路，也曾在附近的康平路、湖南路住过。1969年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后，杨东平赴黑龙江上山下乡，在那里度过三年知青生活。他的知青生活结束于公社干部的一个通知。干部信誓旦旦地告诉他，北京大学来招生了，他赶紧报了名。等到县里做体检碰到另一个来自上海的知青时，他才发现，公社干部将“北京大学”和“北京的大学”弄混了。从北京来县里招生的学校只有一所，就是北京工业学院。

杨东平从未想过学习工科。中学时期，他在班里担任文娱委员，每周教唱一首革命歌曲，喜欢山水画，还曾想做个画家。然而材料已经送了上去，不去就浪费了一个大学名额。身边人都劝他“去吧”，于是他坐上马车，离开了北大荒。

接下来的十年里，杨东平在自动控制系学习并任教，直到他又得到选择的机会。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全新的状态，许多人都重新进行自我规划，理清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杨东平也是其中一个。他从自然科学教学转向管理部门，并最终开始研究教育。

投身教育研究以后，杨东平得以用全新的视角回看自己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

“文革”前夕，杨东平和同学们一起观看纪录片《军垦战歌》，影片里上海知青在新疆过着震天动地的浪漫日子，让一众学生都心旌神摇，几乎在学校待不下去。杨东平将那种憧憬称为“对社会的真相一无所知”。

当他来到黑龙江农村，天天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才发现大城市青年学生的无知令人震惊，并被迫重塑对社会的认知。杨东平将那一段教育称之为“玫瑰色教育”，那时学校培养的学生总是单纯坚定，却也远离社会真实，高度政治化。

“文革”结束后，杨东平开始发表大量回顾过往教育、批评现行教育、呼吁教育改革的文章，他发表最早那批有关教育研究的文章，就是针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评价。

进入1990年代，杨东平成为一名不断跨界的学者。1994年，杨东平在梁从诫的倡导下参与创建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这是国内成立最早的环保社会组织之一，四个发起人一起聚在北京紫竹院公园讨论。后来，自然之友在滇金丝猴、藏羚羊的保护、都江堰杨柳湖大坝工程的下马等事件中都曾发挥了作用。

从自然之友开始，杨东平创办或参与的组织越来越多，包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他曾说，“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乐观还是悲观的预测是相对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02

“揭示真相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杨东平逐渐从其他社会组织退出，将教育视为自己的主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在2002年成立，杨东平最初任院长。2003年起，研究院每年主持编写一本《中国教育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以民间视角记录、探讨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研究院也推出了一些专题研究成果，例如取缔奥数、高考改革、北京小升初乱象研究、新课改十年、农村撤点并校研究、恢复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在家上学研究等。

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北京“小升初”乱象研究是其中反应最强烈、也最影响研究院生死存亡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显示，当时北京“小升初”择校渠道多样，包括占坑班、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电脑派位生等方式，其中占坑班被家长视为头号天敌。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很多家庭花10多万元让孩子上占坑班，但只有10％能成功。

北京“小升初”乱象研究推出后，一度引起各家纸媒和电视媒体的报道。杨东平说，尽管研究院在报告中提出了进行“三步走计划”，建议从2013年彻底取消占坑班，但当时大家认为研究院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揭露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个成果真的带来了变化。

2013年苟仲文上任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杨东平回忆，苟仲文邀请他到办公室长谈了两次，表示认同报告中的观点，并下决心改变这种情况。2014年，北京教委针对“小升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取消共建生、严禁占坑班和点招、降低推优及特长生所占比例等，北京小升初乱象有了改善。

不过，大众对杨东平的认识往往并不来源于研究院编写的《蓝皮书》及研究成果，而是来自于杨东平表达的各种观点。

博客盛行的时代，杨东平曾是勤勉的更新者，许多文章引起热议。在《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和《我为什么反对奥数》文中，杨东平称奥数教育的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伤害着整整一代少年儿童，且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休息健康，更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最近一年，杨东平在系列视频节目“杨东平教育洞察”出镜，提出自己对教育的洞察。在视频《衡水中学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吗？》中，杨东平称衡水中学的危害就在于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进而控制学生的思想和意识，使之“万念归一”——唯一地为了考试、为了分数、为了升学，并称衡水中学是“反教育的”。

大众对于杨东平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切没有真正影响过他的发声。

杨东平对发声价值的认识，从他在1996年担任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的总策划开始。杨东平说，《实话实说》以恢复交流和表达的原生态为追求，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说真话的要求。后来，自然之友和研究院都有一个基本的工作模式，即利用媒体向公众发声。研究报告和“两会”提案或许得不到“下文”，但面向公众发声却能马上得到直接的反馈。

“揭示真相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要让大家看到问题，”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之所以特别需要公开讨论，还是因为教育改革是一种基于观念和文化的变革，如果大多数人的教育理念不转变，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教育变革。我们这些面向公众的活动，真正的功能就是提供一种公民教育，是有效教育变革的基础。”

03

持续观察，才能持续发声

2021年7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学校、老师、家长都想知道“双减政策”会给中国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杨东平也比以往更常在大众媒体出现了。

对于整治教培产业是否能缓解家长的焦虑，杨东平认为，家长的焦虑是由择校而引起，培训机构只不过放大了焦虑，只要择校存在，家长的焦虑就解决不了。

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施行重点学校制度，尽管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重点学校不再合法，但变相的重点学校始终存在，使得教育资源难以均衡。“真正治本的做法，是要开展公办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学校的公平和均衡发展。” 

过去十余年里，杨东平曾到韩国、以色列、乌克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既是旅行，也是调查，这些经历都被他融进对义务教育的思考。

韩国在1976年取消了小升初，也没有中考。陪同杨东平一行人在韩国访问的领队和翻译是小学生的母亲，杨东平问她，韩国到底有没有择校？她说，其实也择校，依据有两个，第一个是离家近，第二个是伙食好。而在中国台湾，陪同杨东平访问的老师也说台湾学生从国小升入国中和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是一样的，没有选择，没有竞争。

杨东平说，虽然韩国的培训班办得很火热，但那是因为高中阶段有择校竞争，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竞争性的学习，是到高中才开始。

原本，杨东平要与研究院一起在2020年3月前往越南访问，疫情打乱了出国计划。不过2020年一整年，他在外地调研的时间仍然有三个月左右，对象主要是在各地的农村学校。最近三个月，杨东平的调研目的地包括湖南的平江县、沅陵县、石门县，湖北的麻城市、英山县，甘肃会宁县、陇西县，以及贵州黔西，他在这些地方与教育一线人员接触，积累来自基层的信息。

研究院将农村小规模学校作为关注重点已有几年。杨东平说，第一是因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农村最弱势的、走不出去的家庭唯一的选择；第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小规模学校才是未来学校正常的样态。尽管只有两三百人的小规模学校从经济上来看是不合算的，但杨东平认为小规模学校才能面对面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个性化的教学。

通常，人们认为升学率与素质教育不可兼得，但杨东平看到了一些能够实现双赢的农村小规模学校。贵州正安县的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只有70余个学生，校长肖诗坚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学校推行乡土人本教育，培养学生爱家乡、爱自然。学校里的立人堂是公共议事厅，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都会在这里投票表决。杨东平参与的一次讨论，议题是“六年级学生还应不应该买校服”，投票结果是“应该买”。一位六年级学生对杨东平说，投票是因为“今年的校服有点好看”。

杨东平常提，中国的教育理想其实就是要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能够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做到这一步不容易，但他相信，当下比以往更有可能实行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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