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此念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群学书院

作者：群学君

导读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改造农村的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说自己一生不断追求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他是梁漱溟，狷介狂放，傲骨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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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

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1988年春末夏初，梁漱溟先生的生命渐渐走向终点。

5月份，他对来访的台湾《远见》杂志记者尹萍说：我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这句话，约略可以视作他的文化遗言。

6月23日上午，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继而心率骤快。医生在病榻边询问，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很累，我要休息。言罢瞑目，溘然长逝。

这一年，梁漱溟95岁。哲学家张岱年说，梁先生的死，让我想到了两句话：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

半个月以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两侧，悬挂的是孙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

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横批是：

中国脊梁

工作人员上前阻止，被和祖父一样固执的钦宁拒绝了。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刊发了消息，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大约半年多以前，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多数致辞嘉宾都坐着发言，唯有年纪最大的梁漱溟，坚持全程拄杖站立，主持人三次请他就坐，被老头坚决拒绝。

会议上，有晚辈问起他对近几十年里所受苦难的感想，梁漱溟说了八个字：行云流水，不足挂齿。停了停，他补充道：我所有的字画图书都被烧掉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整整七十年前，25岁的梁漱溟，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变故：父亲梁济去世。

那是1918年11月7日，年过花甲的前清小吏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去亲家彭仲翼家小住，临行前，他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

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的清晨，残风晓月，凄清宁静，梁济穿戴整齐在积水潭投湖。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死亡，他在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篇文字《敬告世人书》中说：

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这位真正的儒者，所求的不仅仅的个人的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他以一己之性命，拼死保全风云乱世的一缕世道人心。

父亲的死对也想过自杀的儿子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当时，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他开始从求佛避世的心态中跳脱出来，决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多年以后，他回忆起与父亲梁济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这位父亲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位儿子选择了承担。”

梁漱溟自己说：

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 梁漱溟与两个儿子“培宽”“培恕”

民国初年，梁漱溟好几次报考北大，却始终名落孙山，他一生的最高学历，就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以后，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到了在《东方杂志》连载的长文《究元决疑论》，遂邀请作者梁漱溟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

没想到，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24岁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对蔡元培校长说：

我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去做学术方面的事，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师便了，一定要对儒、释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请问蔡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梁漱溟正色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来北大，唯一的意志和愿望，就是为孔子和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年轻的梁漱溟与新文化的旗手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朝夕相处，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却从不肯盲从所谓“时代潮流”，他说：

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之则得，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秋天，梁漱溟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人类文明三种文化类型：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洋文化。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然而一旦时移世易，人类必将有西洋态度转变为中国态度，“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尽管还不到30岁，梁漱溟就开始以天下为己任，他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有一次，他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翁，脚步蹒跚，而坐车的男子却拼命催促，老人脚下打滑摔倒，鲜血满襟，梁漱溟当街便流出泪来，从此终身不再坐人力车。

几年以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梁漱溟给他们取名“培宽”“培恕”，宽恕之道，正是儒家的最高人格追求。

在北大待了七年后，梁漱溟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一个新方向。

那几年，他长期在山东邹平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他说自己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看一场戏就要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梁漱溟特别佩服对于同样身体力行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念念不忘：

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他本来是留美的，中国从前的都叫做留洋学生，都是穿西装，穿革履。他也穿西装也穿革履，都脱了，穿中国农民的衣裳，穿草鞋，创办晓庄师范。在南京城外空地上，他领着一班学生，自己盖房子，了不起，那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嘱咐自己的二儿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学生。

在山东乡下，他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梁漱溟总对学生们说：

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抗战爆发，梁漱溟不得不中道放弃乡村建设事业，前往后方。在桂林七星岩，学者袁鸿寿请他吃素席，日寇的飞机突然盘旋而至，袁鸿寿大惊失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

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后来，他给儿子写信说道：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直到晚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对于生死，梁漱溟一向稳若泰山，任其自然。乐知天命，仁者不忧，这是恂恂儒者的精神本色。

▲ 艾恺访问梁漱溟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学者”，在他心目中“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学者艾恺说：

我的生活，固然做过记者了，教过书了，做过教员了，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做社会运动，参与政治。我不是跟毛主席、跟蒋介石两大党我都有关系吗？马歇尔在中国的时候，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极力想给两党找出一个妥协和平来。我也是搞这个东西，所以我实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搞乡村建设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常有批评政府的言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很深的来往。1918年，在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家中，两位同龄人就已相识。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八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晚餐，还专门嘱咐厨师：“梁漱溟先生在，我们今天统统吃素。”

在梁漱溟心中，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他说：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会议上，梁漱溟还是为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当面顶撞了毛泽东，进而引起巨大风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极大的不满。

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在会上将梁漱溟臭骂一通，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梁漱溟不服气，登台发言，多次争辩，在巨大的压力下，却依旧“态度安定从容”。

直到晚年，在亲友的劝说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问下，他对当年自己的“气盛”做了检讨，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1986年，毛泽东去世十周年，有人问梁漱溟感想，他说：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十年浩劫，国家板荡，文化之劫，百倍秦火。

梁漱溟被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也被抄没——这本书被梁漱溟视为人生最后的至宝，1955年初夏，他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手写的这部书稿，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他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 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的写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1972年底，举国上下“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小组学习，他发言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因为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

后来，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梁漱溟曾经谈及此事，他说：

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半年小组批判，两个月大会批判。他每会必到，泰然处之。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他不理解趋时媚上的郭沫若，作诗讽刺说：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1985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九十寿辰家宴，邀请老学长梁漱溟参加，梁漱溟推说天冷而拒绝。几天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

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