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中国哲学如何登场？

本文摘自：《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与刘绪源对谈（新编版）》

作者：李泽厚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

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

等多个领域有重大建树。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1992年客居美国，

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

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

01

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

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脑中的是如何“走出语言”的问题。所谓“走出语言”，是指走出当今语言哲学的牢笼。

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学术界几乎公认，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语言似乎也充分证实和推动了这一点。西方哲学这一潮流席卷了许多学科，影响遍及全球。

当然，语言、逻辑本身的独立发展有其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始终赞扬“思辨的智慧”。但很多哲学家建造了一座座语言的迷宫，制造了许多深奥的概念、词汇，自迷迷人，于事无补，自己和追随者们却出不来。

我读中国传统典籍，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的态度。

《论语》中充满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天何言哉” 等；

《老子》则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禅宗更是“不立文字”，读无字书。

这可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我本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中国传统使我想到，凭借它也许能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和窘境。

熊十力说：“儒学有两大优点，一是大中至正，上之极高明而不溺于空无，下之极切实有用而不流于功利；二是富于容纳性，善于采纳异派长处而不固专。”这说得准确，不溺空无、功利、固执，就与各派宗教哲学、自然哲学、经验论哲学以及各种语言迷宫做出了区分。

当然，问题在于，能走出语言吗？

人的一切活动都脱离不开语言，今天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语言。而且，用以“走出”语言的也还是语言。

所以，所谓“走出”语言不是让人不用语言，不是用心灵感应、神秘交往、“私人语言”之类——那只是倒退，而是让人不要被语言的牢笼框住。

哲学当然用语言。哲学追求根本，但这根本就是语言吗？我怀疑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才是所谓“走出语言”的本意。我以为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首先是生存的经验，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这“应用”，就是生活方式。

我正是要回归到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的中国传统。这个传统自上古开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人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也是我所说的“人（我）活着”。

02

汉字与历史经验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认识中国传统的特殊性。

《论语今读》中说，中国不是“太初有言”，而是“太初有为”，或“太初有动”。西方的“逻各斯”，可以翻成逻辑，也可以翻成语言或理性。他们把语言看得很高，我认为这与西方的“太初有言”传统大背景有关。

但在中国，恰恰不是。中国是“太初有为”，是有事情。中国的文字不是语言的复写。

我以为，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经验）记下来的符号，如绳结，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作为符号系统，中国的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

我们能够看懂孔孟的书，但西方人根本没法看懂十世纪的英文，因为语言改变了，怎么看得懂？它的文字就是跟着语言走的。中国相反，中国的文字一直统治着语言。所以广东、北京、上海人讲话，听不懂，但写下来都能懂，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中国文字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历史。文字代表历史经验，文字是为总结历史经验而存在的。发展到后来，文字才和语言结合，记录（但并非复写）语言，结合以后还是文字统治语言，而不是语言统治文字。但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文字学家，对这个问题我不敢乱讲，我只是提出一个看法而已。

文字代表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史籍存书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四库全书》为例（截止到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其中“史”库收书和存目的史书共有2136部，总计37983卷。

印度可靠的史料极度匮乏。11世纪到过印度的穆斯林学者比鲁尼（Al-Biruni）评论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当要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是代之以讲故事。”比鲁尼的话是非常接近于事实的。在印度不存在类似其他国家的相对可靠的官方史书，却存在着大量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

所以关于古印度历史的史料，必须从各种来源中搜集，只有中国最强调为保存经验而写作的历史。

由此可以总结出很重要的中国式思维，那就是：走入历史，重视经验。

我自以为不像“国学派”那样，从“礼”、“仁”、“德”、“道”、“理”、“气”等古代文献和范畴出发，也不是从“子曰诗云”出发，而是从这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时空实体”何以可能与问题何在出发，从这样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古典思想”，去看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我重视儒学的“神”而非“形”，首先是中华民族这个古老存在实体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种种文献或各家学说的概念，这大概是我不同于“国学派”的地方。当然也不是凭空立论，仍然要有文献和考古的依据。

中国五千年的生存经验——再往上推，可以有八千年，这样的体量和这样漫长的时间，我称之为十四亿人的“巨大时空实体”，它的生存智慧才是今日哲学最重要的依据，才是我的哲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基础。

我常常想，为什么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都一一消亡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如果不是经过阿拉伯文明的承续，也不会传下来。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铸造了这么巨大的一个时空实体，其中所包含的生存智慧，才是中国哲学登上世界的真正实力和基础，也就是我多次说过的中国传统的“神”而非“形”。

03

巫史传统的情理结构

巫史传统是我解释中国传统的一个要点，其实至今也只是一种猜想和假设。

我以为，中国远古对北极星，对帝、天、自然神灵的崇拜敬畏，都是通过巫术礼仪来进行的，古代哲人如孔子、老子对水的赞颂感叹也都有远古巫术礼仪的遗痕。“太一生水”，水生天地万物。生命神圣，人生神圣。

我在《说巫史传统》一文中说，中国的“道”是行走中的神明，恍兮惚兮，不可捉摸，任何具体落实即任何可规范的行动或可说出的语言，也就不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明”或“道”了。中国喜欢用天象、灾祸、风雷雨电等“行动”而不是用耶和华、耶稣、穆罕默德的语言来作为神明的指引和告诫。

中国的“巫”后来与现实中的兵家结合（巫君合一，君统领军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最后便成了老子的“道”。“道可道，非常道”，道之所以如此神明，就因为它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行动，当然也不是语言了。

巫君合一是其中一大关键，巫（宗教）屈从于君（政治）是因为君首先是个军事首领。上古兵刑合一，兵对外，刑对内，都是杀敌。军事统领与政治领袖同一。中国上古战争极为残酷，这在现实上造成专制君权独占鳌头，宗教上祖先崇拜（祖先生是人，死为神）压倒一切，使巫史传统理性化，同时却激发出反战爱民的儒、墨思想。

中国的巫史后来变成了“礼”——礼教和礼制。它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成功地抗拒了所有外来宗教。犹太教、基督教都曾经传进中国，但都没有被接受。在开封、扬州等地，可以找到犹太人的后裔，犹太教是最难消化的，在全世界都能保留，可在中国没有，这很厉害。外来文化消融在中国文化里，既没有强迫，也没有改造，就是消化得无影无踪，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中国的“巫史传统”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分割得不是很清楚。在中国，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汉代的天人合一，或是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信仰，是情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推理、论证，信仰、情感与理性思辨是糅合在一起的。

中国“巫”属于动态、情感、人本和人神不分、情理融合的“一个世界”。这和许多宗教不同，宗教属于更为静态、理性、人神脱开、情理决裂、灵肉分离的“两个世界”。当然这只是非常粗陋的比较，取其简易明了而已。

西方的“巫”后来走向了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和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两路分化。中国则由“巫”而“史”，直接过渡到“礼”（人文）、 “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重视历史、教育和经验。

总之，中国古代的一些基本“哲学”范畴和概念是从巫术礼仪的身心活动中脱胎而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产物，这就是巫史传统。它包括宋明理学，不是像牟宗三那样，只讲心体、性体的抽象思辨，还有“半日静坐”，而是追求某种理性兼情感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孔颜乐处”。

中国的“天道”和“人道”是同一个道，“天道”总是存在于“人道”之中。

中国上古最重要的概念是“天道”，而不是“天主”。天主就是上帝，就是圣经，就是言。上帝讲了那么多的话，讲得很具体，所以西方的宗教激进主义者，认为耶稣讲的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都不能动。中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讲天道、天意。天意是什么？“天意从来高难问”，不太清楚，也不太严格，模模糊糊，它虽拥有不可预测难以违抗的功能、神力，却从不脱离人世经验和历史事件，而成为某种客观理则但又饱含人类情感的律令主宰。

所以，虽然礼“经天地”，体现天道、天意，但又是“由情出”，“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又和“情”相联系了。“情”与“欲”也是连在一起的，欲望中大量都是生物欲望。

中国传统非常重视人的这些生物欲望，但又把它们放在“礼”（理）的支配控制之下，最后形成用理性来主宰和满足情欲。所以中国巫史传统的一个要点，就是它肯定“生”和“欲”的含义。

中国传统不采取一种超验的神的命令，或一种纯理性的超验原则，来造成灵肉斗争甚至分裂。基督教讲爱，但爱是上帝的理性命令，上帝让亚伯拉罕杀儿子，实际上是以服从理性的命令来摧毁作为生物性的情欲本能。亲子之爱是本能，母鸡也爱护小鸡。中国则相反，非常肯定动物本能，但把它提升和理性化，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中国人讲究情感中有理性。

什么是孝？我在美国讲课的时候说：按照古代中国典籍，父母亲用小棍子打你，你就挨着；用大棍子敲你，你就跑——你跑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父母。因为如果你真被打伤了，你父母也不好受，而且名声也不好，这才是真孝。美国学生听了哈哈大笑，觉得非常之好，这就叫合情合理。

04

中国接受怎样的哲学

中国是以“情理交融”来接受外来思想的。

中国现代思想是在外来刺激下由传统思想经达尔文到马克思，经由“科学的人生观”（胡适、丁文江）到“革命的人生观”（陈独秀、共产党人）。中国人是带着情感来接受这些理论，并且付诸实践，这可以说仍然是“生生之谓易”的老传统。 

我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是那些“五四”反儒家的激进人物而不是那些大讲“国粹”的保守派，才恰恰是儒家精神的真正承继者。鲁迅当年不就说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不管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只要阻碍这前途者一律踏倒吗？是“救亡图存”即本族类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延续，而不是个体上天堂的灵魂拯救，占据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灵首位。

中国有九章算法却没有几何公理，而近现代科技就是依靠这种看似无用的思辨推理。但这种“思辨的智慧”中国人可以学，实用理性的生存智慧可以包容思辨智慧。思辨智慧证明“有用”的，实用理性当然可以容纳接受，中国人在国外搞科学不就很成功吗？

我最近讲，在哲学上，在思想理论上，“视西人如帝天”的时代可以结束了。现在有些人把西方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一些哲学家搬进来，捧得那么高，好得不得了，常常作为权威、经典引用，我觉得没必要。

列维纳斯、鲍德里亚、德勒兹等，没那么高。就是德里达、福柯，也比马克思差，五年前我说过这话，不必把他们看得太了不起。说中国没有西方的那种“哲学”，也没什么了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去追寻一种人为的所谓“超验”或“形而上的终极品格”？没有Being，中国就矮了一截吗？

当然，这不是排斥西方。 现在有人搞“国学”，排斥洋学，这不对。中国文化就是“善包容，肯学习，能吸收，可消化”，不要小看这四句话，里面深藏着中国的智慧，这正是“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之谓易”的内涵和落实，中华民族正以此来生存和延续。

结语：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德里达到中国来，说中国没有哲学，许多中国人大为气愤，其实他这是在推崇中国。德里达认为，中国人理应从哲学里挣脱出来，他说的那种哲学，就是古希腊追求智慧的、思辨的、理性的形而上学；中国没有那些东西，没有那个狭义的形而上学。但中国有广义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人的生活价值、意义的追求，这在中国一直是有的。

西方经常把它放在那种纯粹思辨的语言中处理。但语言、词语的普遍性意义究竟何在？翻译的可能性何来？这也成了哲学问题。中国缺少遵循严格逻辑的抽象思辨，古希腊柏拉图学园高挂“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在中国便无此传统。这当然是很大的缺点，但也有优点。现在西方的所谓“后哲学”，我认为就是从思辨的、狭义的形而上学转变到那种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

中国有没有哲学呢？有啊，就是那种“后哲学”。生活大于语言，也大于几何学，语言的普遍性意义和翻译的可能性来自人类衣食住行的普遍性，所以我说中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恰恰是可以接头的。

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当然还早了一点，但可以提提吧。我先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那么，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想要“为王前驱”的意愿，也就可以实现了，有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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