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选择本真性的生活，活出自己的生命

刘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国内政治哲学领域知名学者

《奇葩说》第七季导师

01

死亡界定了人生的前提和背景

刘擎：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是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说的，我们不应该为死亡的问题而担心，如果我能想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活着，所以死亡不是现在生活的重心。

死亡让我不知道，也不会再考虑“生死”这件事情，来不及。所以无论我活着还是离开这个世界，死亡都不是问题。哲学家认为这个说法是回避。因为人都知道自己必有一死，那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哲学家会做很多思想实验，如果人不死，人就不是人，人变成神了。正因为死亡的存在，我们才有时间的紧迫感，有衰老有年轻；正因为人不能永生，所以构成了整个人类生存的一个大前提和背景，使我们有特定的情感，有伦理道德结构等等。

所以，死亡既是让人忧虑、担心、恐惧的一件事，但又构成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性。海德格尔生怕人忘记，说“终有一死”，“向死而生”；也有人说“哲学的本质是学会准备死亡，接受死亡”。

我认为死亡作为人类思考问题的一个前提或背景，更是成为意义的结构性限制，因此才会有“人的意义”。

死亡让人类更加珍惜生命，因此我们会不断地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

几十年，甚至在百年的岁月里，生命这个过程本身是有意义的，不要把生命看成要达到某一个终点，因为那个终点是一样的。

中国人讲“立德、立言、立功”，你能成就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是什么？思考这些问题，就会生发出各种高尚的、美好的，在道德层面，美学层面开创出丰富的想象和思考。如果没有死亡，人类就不会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

02

选择本真性的生活，活出自己的生命

刘擎：如果能过好自己的一生，我们可以从容面对死亡，我们会感到生命的完满。我们会感激有这样一种生命，带给我们多姿多彩的体验，使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在面对事情时，我们可以自行选择想要的人生，可以消极、可以沉沦，只要过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个理想称之“本真性的理想”。

海德格尔认为，生命的意义本身不是现成的，每个人的出生都不是由自己来选择的，其实我们是被抛到这个人世间。不仅我们出生，我们出生在哪一个家庭、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什么样的环境都不是由我们来选择的。

因为是被抛在人世间，有一点荒诞感，同时有一点无奈，生命从一开始就不是由自己来主导，但是人有很强的自我把握能力，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随波逐流、千篇一律的。

然而，人很容易过千篇一律的生活。如果不反思，那么大家生活都是一样的，不像是人，更像物体，或者水里飘的树叶，随波逐流，海德格尔称这个状态为“沉沦”。

沉沦的状态是跟本真性的生活相对照，沉沦的生活就是你过“人云亦云”的生活。如果你过人云亦云的生活，你的生活会非常表面，这一生就不足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在面临死亡，你不能说“我过得是精彩的，无怨无悔的一生”。

过本真性的生活，能够活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点非常麻烦，因为活出自我的样子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回到自己的内心。哲学上，有很多学者叫“唯我论”。

唯我论有一个幻觉，好像我们仅仅着眼于自我就能过出独特的精彩生活。尼采说，“成为你自己”，你现在过的生活都是别人的生活，所以你要活出自己；王尔德说，“为什么我要成为自己？因为别人的生活已经被人过过了”。

它对个体的独创性、自主的差异性，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呼吁，这是现代哲学带来的思想，是对的。可是，自我的独特性又从何而来呢？

03

人的生命永远跟他人有关系

刘擎：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独特“自我”从哪里来？我们不是从自己内心“无中生有”蹦出来的？

你看任何一个精彩独特的人，无论是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或者木匠，都有故事，有来龙去脉，然而这是他自己慢慢发现和塑造的。发现和塑造的过程是，他与别人在一起、与社会在一起、与共同体在一起。

因此，这变成一个很复杂、很丰富的问题，你要成为自己反而不能脱离他人，你又不能完全无反思地人云亦云，不能随波逐流。

人的生命是在创造中形成的，生生不息地，而“再造”永远是跟他人有关系。当你采取一种与世隔绝的方式，这虽然也是关系的一种，但是非常极端。一般来说，你一定要从社会中发掘形成自我的资源。

因为现在人们感到社会压力很大，我们经常把外部想象成障碍，是压制本真自我或独特自我的障碍是对自由的一种压抑，特别是在高度工业化、标准化的时代。外部世界无论是他人，还是自然世界，又是我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资源，所以这是双面的问题，想处理好不容易。

唯我论的孤芳自赏，也是千篇一律。张国荣的“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大家都很喜欢《我》这首歌，虽然没有成为不一样的烟火，但是向往成为不一样的烟火。

美国有些学者强调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互动和平衡关系，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或者说一种方法，“你不是一个无反思状态地介入社会，你不是淹没在群众当中无名的存在，而是带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历史进入群体和群体活动的”。

个体在群体中生活，但同时又能够抽身而出，能够反思作为自己处境的群体本身，这样才可能有一个丰厚的本真性的生活。

04

人生意义的现代性转变

所带来的问题

刘擎：这涉及到现代性的根本转变。以前的意义比较明确：在中国传统中，一个女人相夫教子成为贤妻良母，男人光宗耀祖，他们就可以成就自己；在西方与宗教有相当大关系，如果你做一个好的教徒，就完成了这一生的追求。

现在整个社会的标准本身是需要自我证明的，不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它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现代人的负担特别大，意义和价值不是客观存在，意义是可以赋予的，价值需要认可才行。

这种现代性转变带来两点问题：

第一、你拥有极大的自由。

作为女人，难道一定要相夫教子才有人生价值？“我”不认同，就可以单身；“我”不愿意做女人，就可以改变性别，没有法律明文禁止。

比如：在某一个伊斯兰教主义的文化里，作为一名女性，认为人生受到特别大的辖制，可以逃到西方，西方伊斯兰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可以帮助她改变现状。

对女性而言，这是空前的自由。

第二、你有空前的负担。

以前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或者光宗耀祖成为社会所推崇的，甚至有一个模版，当你接近那个模板，你就获得意义；现在没有这个模板，选择就要承担后果。

你不仅是运动员的角色，还是裁判员的角色，甚至是游戏制定规则的人。你既是立法者又是判断者，这就是现代人纠葛的问题。

05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刘擎：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写过一本《人生的意义》，他说人生有一些独特的乐趣，比如：吓唬老太太。小时候遇到一个老太太过马路，你吓她一下觉得很开心，成年以后仍然会觉得这能带来开心，使你幸福？不可能。你不会觉得一辈子吓唬了200多个老太太，这一生就变得好有意义，你做不到。

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共同的传统不足以提供标准的答案，来回答终极性的问题：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然而，人类会受到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人类的某种共通性”的影响塑造，这个理论被查尔斯·泰勒叫做“无法逃离的地平线”。

“意义”并不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有或者没有，意义和重要性的框架仍然在我们的背景里。虽然背景也在改变，但是你不可能无中生有，你是没办法独创的。所以牵扯到意义，它虽然是多样的，但有共同性，可以互相交流。

假如我的人生特别有意义，我会把自己的人生故事与你分享，你会感同身受，哪怕你现在做不到，但你会钦佩；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你会理解。很难想象，我自认为特别有意义的人生，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生是胡扯。

比如：有的探险家为了勘察某一个地方的高度，要做一个地图，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很精彩。我不敢过这样的人生，但我仍然认为他这个故事能说服我，因此他的人生是精彩的、有意义的。相反，假如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一生吓唬了200多个老太太，人生特别有意义，所有人都不会信服“这是有意义的生活”。

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在你的故事中，可以讲出一个精彩，不一定是功成名就的故事，但仍能说服你自己，那么就可以对他人说“人生是有意义的”。

06

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可以从容面对死亡

刘擎：回到死亡这个话题，你能对自己有交代，对亲朋好友、亲密爱人有交代，那么死亡就不是那么令人畏惧的事情，因为你过了一个相当精彩的人生。

我们看电影，好莱坞似的恢弘巨制场景我们觉得好，小众而感人的文艺片也不错，那都是精彩纷呈的人生。

好的人生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快乐，它更像音乐，有高低起伏。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就可以从容面对死亡。

当你做自己生命的导演时，你一直在构思如何有一个好故事？把你的一生看作一部电影作品，你完成好，你就能从容赴死。哲学教人如何面对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

刘擎：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对世界有好奇的人，也是时刻关注社会变化的人。

我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和平，因为我认为爱、和平比战争、仇恨更强大更持久。有人说这是很天真的想法，人类就是斗来斗去。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深刻，它不是真正的一种现实主义。

人类社会如果全都充斥了战争和仇恨，我们现在就仍然生活在部落社会。现在的世界其实处于一个“世界内政”时代，比如：疫情、贸易。它们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世界的事情。我们需要世界政府共同管理，然而我们没有世界政府。

我认为人类有合作、有爱、有和平的愿望，它是深刻的，比仇恨和战争更强大。尽管现在有很多冲突，这些冲突是必然，甚至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冲突和斗争看成目的本身或者看作是宿命性的，人类的目标是成为生命共同体。

回到我自己，我对整个世界都好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好奇，所以我变成了一个学者。做学者并不是因为我多出色，而是我喜欢这份职业，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能不能在感情特别冲动的时候，更加理性、和平地探讨复杂、困难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走向一个更具有合作精神，更有爱与和平的世界，想这个目标靠得更近一点？这是我理解的中国作为伟大文明复兴的一个指标之一。我们致力于再造或者重新修订一个世界的秩序，它不再是遵循弱肉强食的逻辑来运转，它是一个可以和大家一起商量的事情。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如果我能为这件事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影响一些人，建立了沟通的文化的规则，那么我觉得，就可以讲出我人生富有意义的故事。

如果能够做好这两件事：

一、自己尽力做出一点真正的学术贡献；

二、有好的家庭生活，孩子能健康成长，我觉得生活就已经很完满了。

这并不说我从来就做得很好，其中有失败有挫折，特别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尝试，大部分都是教训。

像音乐和电影，一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阳光灿烂的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电影，音乐一直是一个高昂的旋律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音乐。年轻的时候很焦虑，总觉得一定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那时候我有雄心、有虚荣心。现在我变得从容了。

从容是源于对人生的认知，把过去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都看作是多姿多彩的体验，并从这些经历中获得领悟，那么人生的故事就令人信服，能够说服自己和他人，就有一定意义并且是肯定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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