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荐书 | 我们接受你们的审判，你们也将接受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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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2.《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巴巴拉·W·塔奇曼的《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张孝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陈丹丹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充分展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在信仰、立场和道义激情之间的深刻思考。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塔奇曼信仰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但同时也逐步认识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裂缝，认识到政治实体的力量是如何主宰着历史的发展。上世纪60年代，当许多西方左翼人士还陶醉在苏联革命的神话之中的时候，她认识到这是“历史上最悲伤的事实。”（《历史的技艺》，第257页）

《骄傲之塔》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前言），该书聚焦于“一战”爆发前的欧洲社会，描绘了从贵族到平民、从政治到艺术、从思潮到事件等万花筒般的时代进程。19世纪末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德雷福斯审判案件，司法的昏庸腐败与政治黑暗互为表里，为左拉辩护的克列孟梭在法庭上说出了震撼未来的警言：“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将做出的裁断不只是关于我们的，更是关于你们自己的。我们接受你们的审判。你们将接受历史的审判”。（第186页）

3.《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詹姆士·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1月）是一部独特的、具有鲜明异质性和颠覆性的著作。

作者通过研究东南亚高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权力总是集中在谷地统治人口、征收赋税，而山民则是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奴役；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是落后和野蛮的，而他却认为他们的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口头传承文化都是精心设计的，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逃避国家体制的统治，也防止在自己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传统观点认为山民是国家臣民的前身，斯科特则认为他们是国家压迫的产物，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传统观点认为国家与文明不可分割，而他则指出在国家统治体制之外，同样存在着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些论点都很鲜明，但其内涵其实并不简单。

最重要的是斯科特以一种新的区域研究方式看待文明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以一种新的国家—文明观看待区域的历史研究，颠覆了主流的国家—区域、文明—政治关系理论及其线性进化图式。

斯科特把无政府主义作为这种历史的首要特征，逃避国家权力的“赞米亚”与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同类人。那么，选择地形、主动逃离、恢复野性、酷爱自由——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描述是否还能给我们的生命和未来注入新的活力呢？

4.《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

英国作家安德罗·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1月）的核心论题其实是土地所有制变迁与个人主义与自由等观念、法制与权利、公共政治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关系。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思想史上的个人主义观念与宪政史上的议会斗争如何引发及推动了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变迁，以及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如何塑造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引发何种社会经济与政治后果。

因此在第八章“独裁所有制”中，作者把独裁政权与土地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在那些被斯大林下令处决的人当中，有几乎50万名库拉基（富农和小业主）。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对由自己耕作的土地享有所有权。如果熟知历史，他们就会明白，紧随着土地所有权而来的就是对权力的诉求。从定义上说，一个独裁政府必须占有全部的土地。伊凡雷帝从未打算让波雅尔占有土地，而斯大林的政府也同样不打算让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129—130页）

“波雅尔”是16世纪伊凡大帝时代的贵族阶层，是伊凡大帝实现其国家主义梦想的绊脚石。“当俄罗斯帝国以其他私有财产社会无法比拟的速度在亚洲迅速扩张之时，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独裁统治依然是其政治上的模板。”（132页）

因此，“1918年的政变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将俄罗斯的土地‘社会化’，实际上重复了罗曼诺夫王朝沙皇的主张，即声称土地属于国家的统治者。”（304页）

5.《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是其成名之作，这本身似乎就有某种象征意义：这位出生在英国的美国历史学家以法国史研究而成名，贯穿其中的精神纽带是知识分子的左翼情结及其反思。

该书聚焦于“二战”后十余年间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及其道德困境，是“对战后法国左派热衷共产主义的一种自觉反思”。

法国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文人和艺术家的智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卷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旋涡，战时经历和抵抗运动使左派知识分子在语言上更加激进，苏式共产主义话语占据了战后法国的政治与哲学对话以及公共讨论的中心舞台。

但是，“战后在布达佩斯、华沙、柏林和布拉格建立的政权，通过与之相伴而来的镇压、迫害和社会暴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道德困境带入到了西方知识分子议事的中心位置。”（2页）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知识分子交出的答卷是苍白无力的。在第四章中，朱特指出这种道德上的困境、不负责任的失当首先来源于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有关正义共识的缺失，因而无法对专断的政治权威进行批判，更不用说捍卫权力政治下的个体牺牲者（99页）。朱特强调“这是法国人自己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故事”。

6.《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的《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李茂增译，三联书店，2016年）的初衷是对东亚—美国关系进行理论化、历史化的分析，更深远的目的则是探寻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美国进行自我反思。

该书第七章讲述了在东亚研究的“视差”中存在的政治动机与学术阴影，尤为值得我们思考。卡明斯以即使是被漂染过和有限度解密的档案资料揭示了真正存在的阴影：对学者的监控无孔不入，只要参加过任何中间偏左的组织，只要在联邦调查局不认可的任何一次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的请愿活动中签过名，只要订阅过联邦调查局不喜欢的某种杂志，都足以让某人上了黑名单；定期检查学者的信用记录，跟踪他们，审查其讲稿，询问其同事和学生，并且在校园里发展可靠的线人（244页）。

最后卡明斯引用曾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托写于1949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关于大学……我必须要说：在校园里，一切书籍，一切言论，一切调查研究，一切观点，都是自由的。大学必须要保持其批判政府、批判其他任何人的立场。如果丧失了这种立场，大学将一无是处。”（273页）

7.《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雪莉·邓恩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张孝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是一部介绍慈善公益事业的著作，该书的重要意义是思考和回答“我们能够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隐含有两个面向，一是通过大量实例告诉读者，每个人的微小力量汇聚起来就能够改变社会；第二个面向就是慈善公益事业中的自由与权利问题。

福柯说：“实际上我们比自己想象中自由得多”。要做慈善，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自由的，都有不可让渡的权利。作者还呼吁人们就公益事业向政府问责。

这让人联想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雪莱指出虽然慈善公益活动都不是要求推翻现行制度和秩序，但还是会引起政府、贵族和教会的仇恨与反对；因此他奉劝那些把政府的宠幸当作道德阳光、对现实政治的祸害不闻不问的人少谈些博爱精神。

当年的雪莱面对那些既振振有词地大谈慈善博爱，同时小心翼翼地回避现行制度与秩序是如何制造贫困与不公现象的慈善家，心里充满了激愤的情绪，他说：“你可以转头故意看向另一边，但你再也不能说你不知道。”

封面图 | 电影《无耻混蛋》

排版 | 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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