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感萨特，与哲学家背道而驰，却深谙世界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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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

与哲学家背道而驰的布尔迪厄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英会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声音几乎是缺席的。但是这种声音的缺席却并不意味着他不在场——他一直在场，但只是不参与这种知识分子激情式的讨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名声是由萨特、波伏娃、加缪、阿隆等这些人的影响力构筑的，他们是那些年主流的声音，他们控制着文化领域，为公共辩论定好基调，设定使用的语言，影响大众的判断，他们介入或者拒绝介入关键性道德问题的方式，都加强了法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象。

△萨特与波伏瓦，1946年

但这个共同体的形象同时也将很多公众性议题排除在外，比如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他们的兴趣主要是在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他们参与公众话题的方式不是实践，而是讨论——这并非是非议他们参与公众话题的方式，事实上，他们也曾参与实践，比如走上街头，加入到抗议的人群，加入某个党派，为某种理念摇旗呐喊，但是这种实践的层面过于肤浅，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苦难”，他们了解的只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美国与苏联，冷战与战争等等这些宏大的词汇。他们的实践只限于抽象的概念，比如讨论“大众”时，他们的大众绝不包括他们在大街上偶遇的一个乞丐、面临失业的男人、吸毒的妓女等等。

而身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

正是以这种“实践”的方式在场：

最新的布尔迪厄作品系列中，能够清晰地展示出布尔迪厄研究性质的代表作品就是厚重的《世界的苦难》，相对于他奠基性的理论著作《实践理论大纲》，自传性的《自我分析纲要》，颠覆性的《男性统治》，《世界的苦难》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学家的心声：

要知道，早年的布尔迪厄也是巴黎高师中的一员，而且与萨特一样，是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的学生。他其实身处在一个哲学表现的辉煌时代，但他最终却放弃了成为一个哲学家。

在《自我分析纲要》这本并非自传的传记中，布尔迪厄表达了他对这种哲学家身份的反感，他说是萨特把这种“法国高师哲学家”的世界观推向了顶点。在高师时，他也曾赞同过这种世界观的教育，这种教育致力于培养一种知识贵族，一种全能型的知识分子，一种对哲学家身份的迷恋。而布尔迪厄正是在这种哲学家的教育空间中发现了它存在的弱点：一种经院式的封闭。

大部分法国的哲学家都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这样的环境只能助长一种愈发同质化的共同生活，培养出的哲学家只能促进一种与世界的精神距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表达了他对萨特的反感：

布尔迪厄后来从事社会学，正是出于一种对这种经院式封闭教育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这种经院观点是一种知识的傲慢，一种社会的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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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的大部分著作都让人感到难以进入，这种阅读的困难源自一种我们无法对他进行一个清晰的定位。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我们无法对他的场域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的各种著作版本散乱，主题也涉猎广泛，评价更是参差不齐——就好像我们换了各种角度，都无法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样。

社会学家热拉尔·莫热评价道，布尔迪厄的作品之所以难以进入，是因为他切断了知识分子与世界之间迷人的联系，他摆脱了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和主义，他与统治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理论彻底决裂，与美国社会学中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抗衡。他的作品难以归类和评述，在纯粹的经验主义者看来过于理论化，在纯粹的理论家来看又过于经验主义。他所有的作品都无法化约为社会学场域中为他留下的空间。所以，这种无法归类的属性，让我们长久忽视他的存在。

但是在读完《世界的苦难》后，我发现了进入布尔迪厄作品场域最直接和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说，《世界的苦难》这套长达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之所以成为布尔迪厄晚年的集大成的代表作，并不在于它的学术性，而是在于它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所谓“世界的苦难”是指布尔迪厄选取的这些调查者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们都代表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对他们生活的深入调查揭开了知识分子普遍忽略的问题。

用布尔迪厄的话说，这样的底层调查起到的作用不容否认：

对法国知识分子有着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有个让人信服的论断:

所谓实践者，指称的大概就是布尔迪厄这样的社会学家和列维·施特劳斯这样的人类学家。他们对现实和底层的调查研究，为理论的争辩提供了大数据和活生生的例子。虽然大多数造成痛苦的经济和社会机制不容易消除，但是，这样的学术调查研究有助于给采取行动发现一些可能性。

△列维·施特劳斯

如果阅读布尔迪厄的作品有一个进入他学术场域的顺序的话，我建议就是从阅读《世界的苦难》入手，这是了解布尔迪厄作品最容易的途径。

在这部著作中，布尔迪厄与其他22 位合作者，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苦难。这部著作大多数篇幅的主人公都来自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的经理人、农民、中学生、老人、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右翼分子及支持者，也包括那些基层的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法官等各式人等。

他们平时散落在法国各处，却无法进入知识分子的话题场域，他们的声音是被长期遮蔽和忽视的，他们丧失的话语权应该让法国知识分子蒙羞，试想一下，当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讨论存在主义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存在主义也可以指称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下卷的最后有布尔迪厄撰写的关于访谈形式、结构、沟通、写作等这些细节问题的经验总结。其中有一段话表明了布尔迪厄对访谈的真实态度，值得单独摘录出来：

布尔迪厄曾说，他之所以从事社会学，而不是哲学家，就是因为社会学研究的职业可以促成被压抑东西的再现，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没有人愿意知道的东西。这也就是《世界的苦难》想要表达的意义。

最后

2001年，法国上映了一部有关国宝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纪录片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 (Sociology is a martial art)，在影片一开始，电台主持人介绍了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学是对人类之间的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并向布尔迪厄提出了两个问题：

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

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来从事社会研究？

布尔迪厄笑了，先是对“社会学”的这一定义做了批驳：

“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能理解，我反正是没有的。就像很多字典定义一样，它整个就是同义反复，把相同的事情说两遍。”

那么到底，社会学是什么？

社会学家又是做什么的呢？

在广播的最后，布尔迪厄给出了答案。“社会学......类似于一种武术，自卫是它的底线，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攻击的武器。”

阅读布尔迪厄，我们或许会将这个洞见犀利，言辞冷峻，但中译本冗长繁复的学者想象为一本正经的学究，但这部记录片将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可爱，但却依旧充满理想和热情的皮埃尔·布尔迪厄。

文字 | 思郁

编辑 | 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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