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如烟黛，似是燕归来——戴燕笔下的女性与乡愁

远山如烟黛 似是燕归来

——戴燕笔下的女性与乡愁

○严杰夫

一

据说，葛兆光、戴燕两位先生在学生中的传说很多。其中一个便是，两位先生早晨都喜欢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前散步，于是就有“好事者”算准了时间前去搭讪。想来，这样的学术“粉丝”真是令人好气又好笑，倒是两位先生并没有对此太过介意。

葛兆光

而对于读者来说，熟悉葛兆光的人一定比熟悉戴燕的人多。就比如我，直到这两年才慢慢知道，戴燕与葛兆光“师出同门”。只是毕业后，葛兆光南下，戴燕却留在北京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此后，戴燕也曾在《书城》等文化杂志任过职。

戴燕

尽管专业出身相同，但葛兆光和戴燕两人的学术关心却稍有不同。与葛兆光专注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不同，戴燕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文学史领域。其中，以《对中国的乡愁》、《异域之眼》等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最为出名。不过，近年来，随着与诸多历史学前辈的交往越来越多，戴燕的研究也与葛兆光有了一些交集。像《<三国志>讲义》，完全就是历史学的范畴了。

《对中国的乡愁》 

（日）青木正儿 (日)吉川幸次郎 等著 

戴燕 贺圣遂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 

（日）兴膳宏 著 戴燕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二

或许是作为女性的原因，读戴燕的文章，最突出的一点是，会让人感觉到一丝女性的细腻和柔软。这种特质也让戴燕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特别的魅力。

在《往来以礼》一书里，开篇的一篇文章《京都寻书记》就极为典型地体现出了这样的特质。在文章里，戴燕写道，看过近代前辈往日本访书的故事，也记住了这些前辈泡在艰苦和辛酸里的那一丝欣然。为此，她也试着揣摩前辈们的心境，却直言“很难体会到那种‘礼失求诸野’的心情”。于是，她自认，自己的“所谓寻书……充其量不过是观个东洋景罢了”。这种“示弱”并非是在退缩，而是表明了一种心志吧。

《往来以礼》 

戴燕 著 

中华书局 

2013年6月

接着，在后面的文章里，戴燕就尽情地沉浸在京都寻书的乐趣里，并在纸张间为大家娓娓道来。通篇文章读来，好像是豆瓣上某个网友为大家撰写的有关京都书肆的游记，夹杂着书店和书人的一些传奇，读起来并不像其他文化游记那样非得让人“一声叹息”，却多了一份谐趣和轻松。

这样的“女性色彩”还体现在她的学术关心中。在《<三国志>讲义》里，戴燕在众多英雄豪杰之外，特意留出一章来讲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就是《魏志·武宣卞皇后传》里的内容。戴燕认为，“尽管三国的政治人物对女性介入政治，抱有特别的警惕，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女性却未见得如坊间所传全然没有作为，她们自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

《<三国志>讲义》 戴燕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这位卞氏出身于优伶，二十岁时成为曹操的妾，建安初年，曹操废掉原来的夫人，确立她为继室。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获封魏王，卞氏也被封为王后。此后，儿子曹丕即位王位，她也被封为皇太后。卞氏比曹操小了十多岁，多活了整整十年。随着儿孙从王变成皇帝，她也享受到了“母仪天下”的威严。而卞氏一族在曹魏也有了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当时的豪门望族，直到西晋初年，卞氏家族仍有着较大的威望。戴燕认为，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卞氏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的才能恐怕还远在曹操的估计之上”。

2013年电视剧《曹操》卞皇后 剧照

当然，卞氏并不是戴燕唯一留意的三国时代的女性人物。在《半为当年赋洛神》一篇里，尽管文章的主角是魏明帝曹叡，戴燕却在一开始就笔触一转，将目光转向了曹丕的两位夫人文昭甄皇后和文德郭皇后，继而讨论起《三国志》里《后妃传》的历史意义。戴燕认为，这些女性人物在那个时代留下的意味，远比我们要想象的深远：

这种特别的家庭感情关系，其实直到清朝曹雪芹撰写《红楼梦》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贾宝玉的父母对其迥然不同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也就颇值得玩味。或许正是这一因素，在东汉末年直到三国两晋时期，豪门望族往往和皇室外戚有着莫大的关联。

贾宝玉与贾政

作为女性学者，三国时代的“洛神传说”，当然也不会被戴燕漏过。这里面传递出的古典浪漫主义，在文学史出身的戴燕看来，也就别有一番趣味。她提到

在戴燕的笔下，一部血火华夏的男性色彩浓厚的三国志，就这样拥有了更丰富、更细腻的层次。

洛神传说

三

如果说，戴燕对历史的解读有着女性的特别韵味，那么她在与学者交流和对谈中，却又体现出对古典传统的敬仰和神往。无论是在《往来以礼》里为日本的中国学学者“立传”，还是在《陟彼景山》中与学术前辈的对谈，可以说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 

戴燕 主编 中华书局 2017年1月

在《陟彼景山》的序言中，戴燕提到，“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而这样的学术范式嬗递也就构成了学术文化领域最核心的部分，尤其是在文史领域，有了这种健康和稳定的承袭，才能使得后来者能在前辈的基础上抵达更高的学术高峰；另一方面，如果后来者不了解前辈及其时代，“恐怕也很难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也就难以“知往鉴来”。

在戴燕看来，无论国籍如何，研究的领域何在，这些前辈学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们的研究中始终萦绕着一种“乡愁”。这种“乡愁”并非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囿于地域局限的情感关怀，而是一种出于自己研究领域的情怀。在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看来，这种“乡愁”是一种异邦人看异邦文化时流露出的一种特别的情感，也就是对人类“乡关何处”的关怀。

吉川幸次郎

这种“乡愁”，或许还可以反身投射为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情感。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一方面看到的是冲击力极大的西方文化和西方视角，另一方面却又想重新寻求传统文化里蕴含的魅力。于是，大众只能在西方视野下，去盲目地讨论、寻找“国学”的路径。这样的矛盾和冲突的心态，也在《陟彼景山》中，被戴燕和她的访谈对象所反复地谈到。例如，在戴燕同朱维铮对谈的《“国学”问答》一文里，朱维铮就提到，现在讲的“国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在“中国”的概念尚未明确的背景下，如何界定“国学”就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而这一点，也正是葛兆光在《宅兹中国》所谈论的最核心内容。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2011-2-1

四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往来以礼》里还有篇小文章——《枇杷树》。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戴燕、葛兆光两位老师的所有作品中，少见的与他们个人生活有关的文章。其中透露的诸多细节，也可以让我们得以一窥两位先生日常的家庭生活。

《枇杷树》讲述的是葛兆光患眼疾后，在上海一家医院住院就医的一段小事。在这一期间，戴燕体悟到了医患间那种复杂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逆转的，而医生的作用，“不过是扶助人平平安安走完这个过程”。另外，也是这段就医的经历，让戴燕开始对上海这座城市生出了某种认同感，觉得上海被“一点一点地带进我们的生活里”。

戴燕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小者如医院，还是大者如上海这座城，戴燕在陪葛兆光就医这段时间里的这些思考和感悟，无疑是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省悟：对病痛的豁达，学会享受生活细节里的美妙之处，并且去感受到一座城市里的美，而这都是这两位学者在学术之外的私人一面。

所以，借着《枇杷树》这篇短文，我们可以看到戴燕和葛兆光两位先生日常生活里温情的一面，这也使我们在对他们表达尊敬之余，感受到了他们可爱的一面。

葛兆光

就是这普通而又日常的一面，令我想起，许多年前，在复旦东门政通路的湍急的人流中，蓦然碰到过葛兆光先生匆忙的身影。在外人看来，他或许就是一位普通人，融在人流里，并不引人注意。但在我的眼里，那一刻就在夕阳的映衬下，定格成一幅温暖的照片，长久地映在心里。就像戴燕在文章里写到的医院里的那棵枇杷树，医院门口的那家面包店，是一副淡淡的却能让人品味良久的风情。

编辑 | 罗婉  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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