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杂志】田鹏颖 | 论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

论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

田鹏颖

《理论探讨》2021年第5期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建党10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寻求实践突破。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立足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势，进行科学研判，更新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思路，推进理论创新。其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堪称发展理念的典范，不仅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而且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次伟大创新。

发展问题，从而发展理念(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谱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诸如发展动力问题、发展方式问题、发展环境问题、发展目标问题等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都有论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人化自然的理论、世界历史的理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等都从不同侧面或维度，深刻地回答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从基本国情出发，对发展问题无不给予高度关注，先后创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和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这一实际，着眼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总结人类社会现代化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在发展立场、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价值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展现了发展理论创新的宏大场景。

一、新发展理念的思维之新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全局的高度，战略谋划、系统施策、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根据实践要求的变化谋划新布局、制定新方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习近平同志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因而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问题的战略性、根本性、全局性、纲领性、引领性的理论思维，是发展思路、方向、着力点的理论表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就是系统观念(思维)的理论成果，是系统观念在新时代发展问题上的理论呈现。

(一)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思维

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极其前瞻性地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是对普遍联系和系统观念经典的哲学表达。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的整体联系，整个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不仅是运动发展的过程集合体，而且各个领域内部和领域之间存在“近乎系统的形式”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普遍联系、有机联系不是人们外在强加给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联系，而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本身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把握这种客观的内在联系，既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所在，也是系统观念的客观依据。换言之，系统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理论自觉。马克思就是凭借这种理论自觉，在深度关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和演进的特殊规律时，进一步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中的有机体”，而非“坚实的结晶体”。他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等割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思维方式，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生产方式这一“有机整体”内部既有差别又相互作用的不同环节，彼此不能分割。透过马克思恩格斯对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的理解和运用，我们发现系统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其本质不啻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系统观念方法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始终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特别是整体、系统观念。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英勇牺牲的历史”“理论探索的历史”“为民造福的历史”“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的内在统一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是辩证统一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中“十大关系”“十大矛盾”无不是系统观念视野中的“十大关系”和“十大矛盾”，特别是1957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论断更彰显了“系统观念”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系统观念，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设计。他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都是系统观念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发展要求、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的“三位一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内在规定，则是系统观念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彩篇章时的充分体现。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系统观念的创新和应用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本身就是系统观念(思维)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哲学把握。其中，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一起构成的“五位”建设，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共同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一起构成的“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其他“三个全面”是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关系，同时，全面从严治党是另外“三个全面”的根本保障。这一内在逻辑关系无不反映系统观念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应用。特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更充分体现了系统观念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思维优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习近平同志的这段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新发展理念来源于对既往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展现于对时代声音(问题)的回应，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

二、新发展理念的方法之新

习近平同志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一文中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启示我们，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走进新发展理念内部，深刻体会新发展理念本身所蕴含着的一种方法论创新。这种方法论就是社会工程方法论。因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线性的方法论能够把握的，要把新发展理念各部分整合、统一、协同起来，绝非一种方法、一种技术、一种手段所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必须自觉实现方法论创新，这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新发展理念蕴含社会工程方法的高度自觉性

恩格斯指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这就是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世界)不是结晶体，而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并不是“感性的直观”，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因此，推进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转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社会工程”，也必然蕴含社会工程自觉。这就是对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与社会主要矛盾内在联系的社会工程认知，以及社会工程认知基础上的规划、设计、实施、评估。与传统简单、线性思维方式相比较，社会工程方法论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既有理论自觉，也有工程自觉，既有理论思维，也有工程思维，着力关注和把握新发展理念贯彻的前提性、条件性、规划性、设计性、操作性，主张新发展理念的“主动谋划”“综合判断”“统筹考虑”“共同掌握”，从而展现新发展理念的自为性和自觉性。

(二)新发展理念蕴含社会工程方法的时代创新性

从观察发展现象到反思发展本质，从分析发展结构到把握发展价值，从一种发展理念到五种发展理念，发展观念的生成、贯彻、落实都既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又是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或社会实践创造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定社会的人们不断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并持续实现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因此，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社会工程设计、规划、实施的过程。作为这一社会工程的主体，中国人民具有无法想象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其重要标志就是人们不断地选择、设计、创新，以构建一定的社会规则、机制、体制、秩序、制度，为新发展理念得以贯彻创造条件。与传统线性思维方式相比较，社会工程方法论既要解释新发展理念，又要创新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路径、方法、程序，既要推动人们掌握新发展理念，又要实现新发展理念向物质力量转化，从一般理论原则向贯彻思路、变革举措转向，取得“精神变物质”的成效。社会工程方法论这种把握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式，不断将“共同”“综合”“合作”的理念转化成“双赢”“多赢”“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构建一个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于一体的崭新发展图景。

(三)新发展理念蕴含社会工程方法的综合协调性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作为系统理论体系的新发展理念，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因此，需要综合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充分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需要实现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系统、不同元素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挥其相互交错所构成的系统的整体功能。这就迫切需要用社会工程方法论引领和把握，着眼于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社会关系、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角色的整合与协调；着眼于不同社会元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风险与约束状况的综合权衡；着眼于不同社会规律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辩证思考；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民族核心利益的综合、融合与超越，从而使社会工程方法论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标志性思维方式。从方法论视角观之，新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理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之间所展现的内在统一、综合协调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凸显其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三、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取向之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启示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取向，并将其视为生产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机遇和挑战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的新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争做思想的“促进派”，还要争做实践的“实干家”。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新价值取向，不仅回归了“人是目的”的价值旨归，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矢志不渝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呼唤。

尽管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距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还有相当距离。在创新发展方面，我国创新能力、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等问题依然紧迫。在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地区和领域的发展均不平衡。在绿色发展方面，我国资源约束趋近、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峻。在开放发展方面，我国解决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和水平都有不足之处。在共享发展方面，我国在处理“做大”和“分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蛋糕”上都存在突出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用新发展理念观照现实，从而找出差距，破解难题，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之新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视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将其奉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视为“国之大者”。正是秉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正确发展观和现代化观，我们才走出了“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失去昔日的辉煌，最终走向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注重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为了争夺选票，置国家利益和民生福祉于不顾，个人和利益集团自私欲望极度膨胀，操弄各种政治议题，制造美国社会分裂。其结果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中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却是全球最多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价值追求。我们坚持共同富裕，自觉主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所以，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运动”。

(二)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之新

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疗，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潮中，科技自立自强日益成为决定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在向现代化强国进军的征途上，诸多“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如石油天然气、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农作物种子、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化平试剂等都需要进口，而我国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基础研究投入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区域板块分化重组、人口跨区域转移加快、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等问题比较突出。当今世界，在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上已经达成高度共识，而我国能源体系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依然很大，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极其艰巨。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外部环境变化波诡云谲，进一步扩大开放面临诸多安全考验，如何科学把握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利用外资和安全审查的关系等更大挑战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将愈加复杂艰难，这就要求我们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不断深化，举措更加精准务实，从而用不断发展的理论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三)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之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部、外部风险空前上升。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蕴含着深刻的底线思维和深深的忧患意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这一点应当引起格外重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霸权主义者绝不甘心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们的打压往往没有底线，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我国在14亿多人齐步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要面临的压力之大，形势之严峻不可低估。前进征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成功的模板可以套用，这就要求我们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畅通国内大循环，练就过硬本领，自由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生机盎然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不为任何风险所困、所扰，不被任何势力所打倒、所卡住。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厚植优势，不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从而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四、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之新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就深刻启迪我们，理论只有转化成物质力量，才能“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有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深入贯彻。

(一)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实践自觉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新理念的确立，总是同旧理念的破除相伴随的，正所谓不破不立。”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新发展理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前提。因为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感觉到”，才能在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改变，从而让我们始终有先进理论的指导，让“中华号巨轮”始终航行在时代发展的前列。

1.新发展理念向思想解放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到有些东西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事情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框框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因而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新发展理念提高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用的重大政治问题，顺应了形势新变化、实践新要求、人民新期待、思想新解放。

2.新发展理念向系统观念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善于从整体上、总体上谋篇布局，深切认同“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注意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让新发展理念相互支撑、彼此衔接、形成合力，就能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顾此失彼、简单片面、短视狭隘的行为倾向，从而引领中国在破解发展难题中增强动力、厚植优势、创造奇迹。

(二)新发展理念转化为体制机制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1.新发展理念向创新体制机制转化。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注重突破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技术，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完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机制，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吸纳全球创新资源，真正使创新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一动力。

2.新发展理念向协调体制机制转化。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必须着力健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机制；强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让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使协调发展实践生动展开。

3.新发展理念向绿色体制机制转化。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我国正在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必须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注意从源头抓起，重塑内生动力机制，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4.新发展理念向开放体制机制转化。

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着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5.新发展理念向共享体制机制转化。

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新发展理念转化为治理能力

从进入新发展阶段实际出发，推进新发展理念转化为治理能力，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正确把握发展主题和发展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自觉使高质量发展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追求，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使“发展主题”和“发展主线”成为新发展理念的落脚点，更好地使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面对我国发展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环境和国内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叠加的诸多矛盾，着力推动新发展理念向治理能力转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乡治理、市域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贯通、理论与实践的贯通、问题与目标的贯通、战略性与战术性的贯通、中国与世界的贯通、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贯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演进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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