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传送 | 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最后岁月”？ ——马塞洛·穆斯托访谈

MM：至今出版的马克思的所有学术传记都很少关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通常只用几页的篇幅介绍他在1872年第一国际解体后的活动。这些学者几乎总是使用“最后十年”这一通用标题来描述他们书中这一非常短的部分，而这并非偶然。如果说这一局限性对于像弗兰茨·梅林（1846-1919）、卡尔·沃兰德（Karl Vorländer）（1860-1928）和大卫·梁赞诺夫（1870-1938）这样的学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下了马克思的传记，因而只能关注数量有限的未发表的手稿，那么对于那些在动荡年代之后出现的学者，关于这种局限性的分析则显得更为复杂。 

马克思最著名的两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都远未完成——它们于1932年出版，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流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纳粹主义的野蛮行径所造成的深远痛苦结局，在存在主义哲学日益流行的氛围中，个人在社会中的状况这一主题获得了极大的突出，并为人们对马克思诸如异化和类存在等哲学思想的兴趣日益增长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这一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就像学术界出版的大多学术著作一样，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并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给予了过分的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声称要向读者介绍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书籍，大多都集中在1843-1848年这一时期，当时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1848）时只有30岁。

在这种背景下，不仅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被当作未经反思的阶段，而且《资本论》本身也被降到了次要位置。自由派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 Essais sur les marxismes imaginaires）（1969）一书中，完美地描述了这种态度。其中，他嘲笑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这一马克思的杰作和多年研究的成果漫不经心，但却被《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晦涩和不完整性吸引。

我们可以说，“青年马克思”的神话——同样由路易·阿尔都塞和那些认为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人所助长——是研究马克思思想史的主要误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没有发表任何他认为是“主要”的作品。例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就必须阅读他在第一国际的演讲和决议，而非1844年《德法年鉴》上刊登的期刊文章。即使我们分析他的未完成手稿，大纲（1857-58）或剩余价值理论（1862-63），也比1846年在德国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要重要得多。自柏林墙倒塌以来，过分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趋势没有多大改变。最近的传记——尽管新的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即1998年恢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20-1895）的历史考订版中出版了，以及出现了关于马克思学术思想最后阶段的几项良好研究——还是和以前一样忽视了马克思生命的最后阶段。

这种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进行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高度复杂的。研究作为青年黑格派学生的马克思，要比试图掌握19世纪80年代初错综复杂的多语种手稿和研究兴趣容易得多，这可能阻碍了对马克思所取得重要成果的更为严谨的理解。太多的马克思传记作者和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已经放弃了继续研究的想法，并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表述为“缓慢的痛苦”，导致他们没有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 

MM：马克思在去世前不久，曾让他的女儿埃莉诺提醒恩格斯对他未完成的手稿“做点什么”。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2年里，恩格斯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将他的朋友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881年一直延续但未能完成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送去印刷。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亲自撰写的其他文本间接地遵循了他的意愿，并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进行的研究紧密相关。例如，《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1884）被恩格斯称为“执行遗嘱”，其灵感来自于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他在1881年从亨利·摩尔根（1818-1881）的《古代社会》（1877）中复制的段落以及他在这本书的摘要中加入的评论。 

在马克思最后几年的研究中，并非只有一条主线。他的一些研究只是源于他时刻关注的最新科学发现，或者源于他认为重要的政治事件。马克思之前已经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总体解放水平取决于妇女的解放水平，但19世纪80年代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使他有机会更深入地分析性别压迫问题。与前20年相比，马克思花费较少的时间在生态问题上，但另一方面，他又再次沉浸在历史主题中。在1879年秋至1880年夏，他写满了一本名为《印度历史笔记》（664-1858）的笔记本，而在1881年秋至1882年冬，他密集地写作了《编年摘要》（Chronological Extracts），这是一本550页长的逐年注释的时间轴，用比平时更小的笔迹写成。其中包括对世界事件的总结，如从公元前一世纪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原因和突出特点。

这有可能是马克思试图从过去政治、军事、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发展来检验他的理论构想是否有充分的根据。无论如何，人们必须牢记，当马克思进行这项工作时，他清楚地知道他的身体很虚弱，这使他无法最后尝试完成《资本论》第2卷。他的希望是进行所有必要的修正，以准备第1卷的第3个德文修订版，但最终他甚至没有力气这样做。

不过，我不会说他在最后几年的研究比以往更广泛。也许他研究的广度在这一时期更加明显，因为这些研究没有与任何书籍的写作或重要的准备性手稿同时进行。但是，马克思用八种语言从哲学、艺术、历史、宗教、政治、法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技术、数学、生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农学、人类学、化学和物理学的作品中摘录的几千页，证明了他对各种学科知识永无止境的渴望。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他的体力大大减弱的情况下，马克思也无法放弃这种习惯。他的求知欲，加上自我批判精神，战胜了对工作更专注和“审慎的”管理。

但这些关于“马克思本应做什么”的想法，通常是那些希望马克思成为一个除了写《资本论》之外什么都不做的人的扭曲愿望——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在卷入政治争论时不应为自己辩护。即使马克思曾将自己定义为“一台注定要吞噬书籍的机器，然后以另一种形式将它们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马克思也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例如，他对数学和微积分的兴趣，一开始是他寻找社会分析方法的思想启发，但这一兴趣后来变成了一种娱乐，是一个人遇到巨大困难时的避难所，正如他对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保持心灵宁静的一种消遣”。

MM：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要理解其研究中更为广泛的地理学兴趣，首先最关键的是，他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发展提供一个更充分的说明。英国曾是《资本论》第1卷的主要观察领域；在其出版后，马克思想为尚待撰写的《资本论》的两卷扩大社会经济调查。正是出于这一点，他在1870年决定学习俄语，并在那时不断要求获得俄国和美国的书籍和统计数据。他认为，对这些国家经济转型的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可能的发展形式会非常有用。而在关于“马克思和欧洲中心主义”这一现今流行主题的二手文献中，这一关键因素被低估了。

马克思对非欧洲社会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是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必要前提，以及它必须在国际上发展到哪个水平。马克思晚年提出更明显的多线性概念，这使他更为关注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特性和不平衡性。马克思对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之间解释范式的转换产生了高度怀疑，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他也意识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惊人相似的事件，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方法无疑增加了他在写作未完成的《资本论》各卷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促使人们逐渐接受他的主要著作将继续不完整。但这无疑开启了新的革命希望。

与一些作者天真的想法相反，马克思并没有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是欧洲中心主义者，也没有因为需要纠正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把注意力投入到新的研究课题中。他一直是一个“世界公民”，正如他自称的那样，并不断试图分析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全球影响。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像他那个层次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意识到现代欧洲在工业生产和社会组织方面相较于世界其他大陆的优势，但他从不认为这一偶然的事实是一个必要或永久的因素。当然，他也一直是殖民主义的劲敌。这些考量对任何读过马克思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

MM：多年来，马克思一直认为俄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障碍之一。他多次强调，其迟缓的经济发展和专制的政治制度导致沙皇帝国成为反革命的前哨。但在最后几年，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俄国。他认识到，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有可能出现一些重大社会变革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俄国似乎比英国更有可能产生一场革命。在英国，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人数量占世界上最大比例，但部分基于殖民剥削而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那里的劳工运动已经变得越来越衰弱，并经历了工会改良主义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与俄国革命者的对话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他熟悉了关于俄国社会的主要批评文献，并特别关注社会主义哲学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的作品。他认为，当一个特定社会现象在最先进的民族中达到较高水平以后，这一现象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民族中，并且这一现象本身也会从较低的水平直接上升到较高的水平，而越过中间阶段。这给予了马克思很多思考的空间，让他重新思考其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长期以来，他已经注意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所描绘的，通过亚细亚、古代、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线性发展模式，完全不足以理解历史的运动，而且确实应该避开任何历史哲学。他不再把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的连续性，设想为预先确定阶段的固定序列。

马克思还利用一些机会与俄国各种革命倾向的激进分子进行讨论。他高度评价俄国民粹主义政治活动脚踏实地的特点——这在当时是一场左翼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特别是因为它没有借助夸张且毫无意义的极端革命，或借助适得其反的泛泛之论。马克思根据实用性的特征来评价俄国现存的社会主义组织，而非根据这些组织宣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诚度。事实上，他发现往往是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最具有教条主义色彩。马克思接触到的这些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活动——就像十年前的巴黎公社一样——帮助他更灵活地分析革命事件的爆发和塑造它们的主观力量。这使他更接近于全球范围内真正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与俄国左派许多人物对话和交流的中心议题是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这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而这一讨论的困难也表现在，马克思最后没有选择向《国内笔记》（Otechestvennye Zapiski）杂志发送他对误读《资本论》的人的一些批评，也没有选择简短、谨慎地回复维·伊·查苏里奇（1849-1919），相反，他通过三份反复修改的草稿，热情地回应了查苏里奇关于农村公社未来的“生死问题”。

MM：由于一个偶然的巧合，查苏里奇的信到达马克思手中时，他对古代共同体形式的兴趣，已经在1879年通过研究社会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的工作而加深，这促使他更密切地关注他那一时代人类学家的最新发现。理论和实践把他带到了同一个地方。他借鉴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的观点写道，资本主义可以被更高形式的古代的集体生产所取代。

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至少需要澄清两点。首先，由于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俄国不可能奴颜婢膝地重复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所有历史阶段。原则上，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必要阶段而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改变了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批判性判断，也不意味着他认为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比其他生产发展更先进的国家更接近革命。他并没有突然相信，古代农村公社对个人来说是比资本主义下存在的社会关系更先进的解放场所。

其次，他对农村可能的渐进式改造的分析并不是要把它提升为一个更普遍的模式。它是在一个确切的历史时刻对一个特定集体生产的具体分析。换句话说，马克思展现了他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未能体现的理论灵活性和非模式化的特点。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马克思体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开放性，这使他能够考虑其他可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种可能性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认真对待或认为是不可实现的。

马克思的怀疑被一种信念所取代，即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和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当今重新出现的一些新兴趣——针对马克思从未向查苏里奇寄信所表达的考虑，以及马克思在晚期明确表达的其他想法——主要源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它与社会主义对生产力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一概念涉及民族主义色彩和对殖民主义的同情，它在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内获得了自我主张。而马克思的思想也与在苏联及其追随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所谓社会分析的“科学方法”有着深刻的区别。

MM：有史以来最好的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之一，米里安·吕贝尔（1905-1996），《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一书的作者，认为要想写好马克思，就必须同时具备一点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我想补充的是，通过撰写马克思的传记，人们也能学到很多关于医学的知识。马克思在他整个成熟期经常面临健康问题的叨扰。其中最长的一次是严重的皮肤感染，这伴随了他整个《资本论》的写作过程，表现为身体各部分的脓肿和严重的、使人衰弱的疖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马克思完成他的巨著时，他写道：“我希望资产阶级会记住我的痈疽，直到他们消亡的那一天！”

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两年特别艰难。他为失去妻子和长女而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并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还经常会发展成严重的胸膜炎。他徒劳地努力寻找能够为他康复提供最佳条件的气候，并独自在英国、法国甚至阿尔及利亚旅行，在那里他开始了漫长的复杂治疗。在马克思传记的这一部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处理自己身体的虚弱时所表现出的睿智，并总是伴随着自我讽刺。当他感到生命接近尾声时，他写给女儿们和恩格斯的信更明显地表现了他最亲密的一面。它们揭示了他所谓的“微观领域”的重要性，首先是他对后辈们的极大热情。这包括一个人经历了漫长而紧张的一生，并开始评估他生命的方方面面。

传记作家必须叙述私人领域的苦难，尤其是当它们与更好地理解一本书写作背后的困难，或一个手稿没有完成的原因有关时。但是，他们也必须知道界限在哪里，必须避免轻率地窥视纯粹的私人事务。

MM：《资本论》仍未完成，因为马克思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这与日常的忧虑有关。不用说，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在其理想的平均水平上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描述其一般发展趋向——是很难实现的。但《资本论》并不是唯一仍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无情的自我批评增加了他不止一项工作的困难，他在许多想要发表的著作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十分严谨地对待自己的所有思考对象。马克思年轻时，在他的大学朋友中以一丝不苟而闻名。有故事描述，如果他不能用十种不同的方式证明一句话，他就拒绝写出这句话。这就是为什么这位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多产的年轻学者仍然比其他人发表更少的作品。马克思认为他的信息不充分，而且他的判断也不成熟，这使他无法出版那些停留在大纲或片段形式的著作。但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笔记极为有用，应该被视为他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许多不懈努力对未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理论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不完整的文本可以得到与那些已出版的文本相同的重视。我将区分五种类型的著作：已出版的作品、它们的准备手稿、新闻文章、信件和摘录的笔记本。但在这些类别中也必须做出区分。马克思的一些发表的文本也不应该被视为他对当前问题的最终看法。例如，《共产党宣言》被恩格斯和马克思视为年轻时的历史文件，而不是陈述他们主要政治理念的最终文本。或者必须牢记，政治宣传著作和科学著作往往是不能结合的。

不幸的是，这类错误频繁出现在关于马克思的二手文献中。更不用说许多对他思想的重构缺乏时间维度。19世纪40年代的文本不能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本放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引用，因为它们蕴含的科学知识和政治经验的分量不一样。有些手稿是马克思只为自己写的，而其他手稿则是即将出版的书籍的实际准备材料。有些被马克思修改并经常更新，而有些则被他放弃，没有更新的可能（在这一类中，有《资本论》第3卷）。一些新闻文章包含的考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的作品。而其他一些文章则是为了筹集资金支付房租而迅速写成的。一些信件包括马克思对所讨论问题的真实看法。而其他信件只包含一个温和的版本，因为它们针对马克思圈子以外的人，有时需要对他们进行外交表达。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很明显，对马克思生活的充分了解对于正确理解他的思想不可或缺。最后，还有200多本笔记本，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在1838年至1882年这一漫长时期内阅读的所有最重要书籍的摘要（有时是评论）。这些笔记对于理解他理论的起源和未能如愿发展的那些内容至关重要。

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所构思的思想主要收集在这些笔记本中。它们当然非常难读，但却给予了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不仅是马克思生前完成的研究，而且还有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他的一些疑问可能比确定性的表述更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