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工作坊精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劳动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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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将分享一批研究生同学的学业成果。在这些论文中，他们既潜入社会理论，又触及当代现实，激活了理论与现实的互动。思有所得，本栏目将持续更新更多青年学子的所思所获，也欢迎各位读者的关注。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劳动与权力

撰稿人：童昊楠

一、资本对劳动过程的介入

当我们讨论“劳动过程”时，我们关注的是和生产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安排，例如技术手段、协作方式、劳动强度和持续时间、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等。虽然技术是影响劳动过程的重要因素，但劳动过程不单是由技术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管理制度和车间内的特定文化机制都对劳动过程的形成产生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倾向于介入并控制劳动过程以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这使工人失去对劳动技能的掌控。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剩余价值是雇佣劳动中工人生产的“劳动价值”和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力价值”的差值，它是资本增殖的来源。在相同的工作时长中，工人的生产效率越高，“劳动力价值”在“劳动价值”中的占比就越小，进而剩余价值的占比就越大，马克思将这一机制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成为资本介入并控制劳动过程的动机。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业化的观察，马克思发现机械化大工厂中由机器主导的、高度集中和组织化的大规模生产极大提升了资本占取的剩余价值。同时，劳动要求的特殊技能也从工人手中转移到由资本所有的机器中，工人协助机器完成简单劳动，从而被现实地约化为去技能的、平均的和可替换的“一般劳动力”。

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一步加强，这集中表现为“科学管理”在垄断企业中的运用。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哈里·布雷弗曼（Herry Braverman, 1920-1976）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在专著《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4）中，他分析了泰勒（Frederick Taylor, 1856-1915）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学说如何系统地剥夺工人劳动的自主权。

（图为Braverman）

布雷弗曼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代工业日趋复杂和专业化的同时，工人所需的技能和自主性却在不断降低。他认为管理部门对劳动过程的重塑是造成这两种相反趋势的原因。在垄断企业中，管理部门观察工人的劳动过程，将其拆分为一系列可标准化的简单动作，再重组为更高效的“合理化”流程；工人被要求按照合理化流程操作，成为被管理部门规范的对象。在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中，科学管理分离了劳动中的“概念”和“执行”环节：前者是劳动需要的专业知识，后者只是劳动力的简单运用。通过管理部门对劳动过程的重塑，资本垄断了劳动的“概念”环节与相应的技术知识，使工人成为去技能化的执行者。

在布雷弗曼看来，科学管理并非是中立的，相反它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科学管理加剧了劳动者在资本面前的劣势地位，垄断资本不仅占有了生产资料，同时规定了生产资料特定的使用方式，进而更大程度主导了劳动过程。科学管理和劳动者的去技能化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的主要特征。

二、围绕劳动过程的“同意”

后续研究对布雷弗曼的理论提出几点批评。首先，标准化并不总能提升劳动效率，相反当工人对劳动极度厌倦时，劳动效率会显著下降。其次，布雷弗曼认为工人的劳动过程由车间外的计划部门决定，但更多研究发现车间内的博弈同样参与了劳动过程的塑造，而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工人对劳动过程的“同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1947- ）认为工人对劳动过程的同意是“车间文化”塑造的结果。区别于预设劳动过程中存在“冲突”或“和谐”，布若威认为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态度受到制度和行为的共同影响，这需要通过“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来考察。区别于雇佣劳动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中的关系”关注劳动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合作或竞争模式。在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1979）中，布若威试图呈现“同意”在车间内形成的动态机制，这包括成文的劳动规则以及围绕规则展开的“游戏”。“车间文化”是规则和游戏的共同结果，它服务于资本获得并隐藏剩余价值。

（图为Burawoy）

布若威发现“计件工资制度”使工人拥有“超额生产”的动机；围绕如何完成“超额生产”，车间中不同行动者见形成特定的合作或冲突关系，这最终形成某种“车间文化”；“车间文化”将资本与劳动者的纵向冲突转化为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横向冲突，在获取剩余价值的同时再生产了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

首先，“计件工资制度”是管理部门对劳动过程成文且有限的介入。车间外的管理部门设定不同工种每日的基准产量；当实际产量低于或等于基准产量时，工人只能获得较低的基础工资；而当实际产量高于基准产量是，工人能凭借超额部分获得“超额奖励”。一般而言，工人被期望且有能力完成125%的基准产量；但当实际产量普遍超出150%的基准产量时，管理部门会提高基准产量。

其次，“超额游戏”塑造了车间中不同行动者“生产中的关系”，并形成特殊的“车间文化”。布若威观察到车间内主要有四类行动者，分别是操作工、工头、辅助工和质检员。操作工是超额游戏的主要行动者，为了实现超额生产，他们会和其他三类行动者发生不同的联系；此外，为避免过量生产导致基准产量提升，操作工往往建立“小金库”将部分产品保留到之后的计件周期。工头的任务是设定基准产量并监督生产，区别于强迫工人劳动，布若威认为工头的作用更多是协调生产中的冲突，以帮助工人实现超额。辅助工为操作工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技术支持，但他们不直接参与超额游戏（不因实现超额而获得额外奖励）；操作工倾向于和熟识的辅助工形成合作关系，以获得更优先的原材料与技术支持。质检员的任务是检验产品质量并退回不合格的产品，操作工容易和质检员发生冲突，并要求工头介入以说服质检员接受某批产品。

在生产活动中，不同角色和角色间的行为关系构成了特定的“车间文化”，这既包括对劳动过程的“同意”，也包括对制度有限的“破坏”。布若威观察到，“超额游戏”不仅为工人提供经济动机，同时还形成了一套与个人在车间内身份、地位于声望相关的文化安排，其中个体主义和相互竞争成为车间文化的重要内容。

最后，“车间文化”塑造了劳动者特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了原有的生产关系，最终帮助资本获得并掩饰了剩余价值。一方面，车间文化重塑了工人彼此间的行为与评价方式，其基础是将工人视为单独的行为者，这弱化了他们对“雇佣劳动者”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车间文化构建出工人与资本的利益和谐（剩余价值的目标与超额生产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工人在参与超额游戏的同时默认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安排。在布若威看来，“同意”是工人服从劳动安排的必要条件，但它同时也是特定劳动过程生产的结果；需要在动态的过程中理解两者的相互关系，这意味着将劳动过程视为一套由特定权力关系构成的结构，“剩余价值”与将其遮蔽的“意识形态”都是这套结构的产物。

三、组织劳动的权力

即使在侧重点上存在分歧，布雷弗曼和布若威都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介入视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关键问题，“劳动”本身成为考察的对象。在经典的定义中，雇佣劳动是指工人将其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这规定了劳动力的所有关系，但没有规定劳动力的使用方式。作为补充，对“劳动本身”的关注要求将劳动的使用方式视为雇佣劳动在特定阶段的具体特征。垄断资本主义为资本有组织地介入劳动过程提供了条件，它意味着资本有能力且必须“合理化”劳动过程以实现增殖。对布雷弗曼而言，这意味着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以观察和规范劳动过程；对布若威而言，这意味着在垄断企业中形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它们共同塑造了资本与劳动一定程度内的和谐关系。其结果是一套被称为“福特主义”（Fordism）的生产机制，其中工人被编入高度组织化的生产过程，同时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与福利保障。

如果我们把“劳动本身”或“劳动过程”理解为劳动者之间具体的组织与协作方式，那么就有理由追问组织与协作背后的权力问题，即从“谁设置了劳动过程？”到“谁获得了设置劳动过程的权力？”。法国批判理论家弗兰克·费施巴赫（Franck Fischbach, 1967- ）将“协作”视为“劳动的社会性”的本质维度，即一种劳动中的“社会权力”。在他的分析中，“福特主义”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围绕劳动自主性与社会权利做出的妥协：工人通过放弃对劳动的自治以换取社会权利和福利，资本在承认工人社会权利的同时通过介入劳动以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和剩余价值。费施巴赫认为，“福特主义”的结果是从工人手中夺取劳动的“协作性”与“社会性”维度。一方面，协作劳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另一方面，协作劳动中却不再存在“真正的行动者”。资本对“协作”维度的占有使工人失去了劳动中的“社会权力”和民主，这最终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地位。

然而，在更长期的视角中，围绕劳动过程的控制只是资本在特定时期的权力部署。随着70年代以来福利体制的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逐步放弃了“福特主义”下与劳动者达成的妥协方案，转而采取更直接的掠夺方式。资本对劳动主导权的减弱暗示了“民主的社会协作”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寻找自治的民主机制，使劳动者在劳动中成为自发的、自我实现的行动者。在此意义上，关于“劳动过程”的讨论在当代依然是开放且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