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我长期在一线做自媒体，明显感觉到，虽然一直有网监，但最近半年内容审核严苛程度，史无前例。
特别到10月，有些毫无任何敏感的拉家常留言，我随便回了几句毫无敏感的插科打诨，也会莫名其妙把回复遁掉，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有些事的做法，完全不讲道理了。
用一个成语形容，草木皆兵。
这一切，进入12月后，发生很大转变。
网监当然还在，尺度明显松了很多。
这事，连同几乎同时发生的其他几件事，结合在一起，让我挺迷糊的。
这种迷惑，能用逻辑推理，得出对未来更乐观的结论；
也能用朴素情感和更深层次的逻辑推理，对未来感到更悲观。
因尺度不允许我直白展开，懂的都懂，不懂的当我没说哈~
2个月前，我转发过《易中天中华史》最后一章的节选，原来题目就叫《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帝王?》
挂了。
我猜，如果现在发，或许能留一条小命？
《易中天中华史》我先根据兴趣跳读一些章节，发现易老师写法不是按断代史或编年史，而是时间乱窜，中外混讲，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也就是超越时代和国别限制，尽可能站在上帝视角统揽全局，只是具体论述时，分到不同篇章。
所以我又从头开始，完整读了一遍，收获颇多。
收获主要不在具体历史知识（大多我本就知道），而在易老师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提炼能力，把我很多想说但说不清的话，整明白了。
我希望借这个小小的平台，让更多国人有机会跳出自身固有认知框架，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逻辑推理，所以准备节选一些章节。
易老师本是学/教古典文学的，年轻时受过非常严谨的德国古典哲学思辨训练，个人兴趣和研究方向又包含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
人到中年后，最大兴趣转向历史学，这才有了2004年的《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2006年的《品三国》，2007年的《帝国的终结》和《易中天读史》。
但这些都不能让他满意，这才有了2013年开始动笔的《易中天中华史》，希望以此鸿篇巨著，完整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复杂的学术背景，独具一格、用词精妙的文字风格，加上充满思辨精神和逻辑性的解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常与国内传统史学界观点迥异。
同时又直言不讳自己对历史人物的陟罚臧否，因此引起很大争议。
看完这篇节选，肯定有人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觉得我“妖言惑众”。
还是那句话：
表达是我的权利，反对是你的自由。
我能容忍并尊重所有反对我的声音，但你无权让我闭嘴，更无权一言不合就喊我润。
我是中国公民，我深爱我的祖国，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啥要润？
你实在看不惯，要么你润？
以下为原文，节选自《易中天中华史》第9卷《两汉两罗马》第4章《信仰》——
跟中国一样，罗马人原本也没有信仰。
早期1000多年间，他们岂止没有信仰，就连神也有不少是从希腊进口或与希腊合资。
何况，有神不等于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这里面有三个条件：
第一，相信；
第二，坚决相信；
第三，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这就叫超自然，超世俗。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条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才需要信仰。
事实上，这个存在如果属于自然界，就可以用科学实验来证明。
如果属于人类社会，则可以用日常经验来证明。
现在既不能靠科学实验，又不能靠日常经验，又该怎么办？
只能信仰。
罗马基督教领袖德尔图良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不合理，却是可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不可能，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而可信，不可能而无疑，岂非荒谬？
当然。
于是，德尔图良说：正因荒谬，我才信仰。
这真是透彻至极。
那么，这样一种必须坚信的荒谬，又有什么必要呢？
安顿灵魂。
我们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的眼睛不能像猪和鸡一样，只盯着面前的食槽。就算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投无路，也得问个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
是命运吗？是环境吗？是性格吗？
谁能决定我的前途？
是自己吗？是社会吗？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吗？
答案可以有多种，终极之问，却只有一个。
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我自己。
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
社会和环境所使然。
那么社会和环境都相同，人和人又为什么不一样？
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人各有命，或自做自受。
如果同意第一种，那么请问，什么是命运？命运归谁主宰？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那样？
也只有天知道。
当然，你可以回答，命运是自己掌握的，我的命运就是我的选择。
那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你靠什么掌握命运？你掌握命运的能力从何而来？
靠学习吗？
为什么有人学不会？
靠天赋吗？
上天如何赋予？
这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此题无解。
实际上，人之所以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有理性和知识。
但，理性和知识是有边界的。
就算科学可以解释宇宙起源，也回答不了人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
回答不了又希望心安，就只能信仰。
信仰，是人的终极关怀。
因此，正如信仰的对象一定超自然，超世俗，信仰本身也一定超功利，超现实。
出于功利目的的任何念头和仪式都不能叫信仰，最多只能叫崇拜。
古代的中国人和罗马人跟世界各民族一样，都相信万物有灵。
不但人，动物、植物、自然物（比如山和水）都有灵魂。
他们的身上和背后，也都有不可知却可控制或可利用的神秘力量。
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占卜和多神。
占卜其实是一种巫术。
中国人的占卜有两种，殷人用甲骨，周人用蓍草。
罗马人也有两种，一种看动物的内脏，一种看鸟类的飞行。
如果是军事行动，则看母鸡的进食情况：食欲旺盛则及，食欲不振则凶。
因此，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舰队的指挥官便特地带着一群母鸡上船。
可惜，无法适应环境的母鸡们一连几天都拒绝进食，指挥官则一怒之下把它们统统扔进了大海。
指挥官说：既然你们不想吃，那就喝个够吧！
结果，据说此人大败。
显然，这不是信仰，是实用。
多神崇拜也一样。
相信万物有灵的，一般也都相信万物皆有神明。
所以罗马就像中国，有山神、河神、海神、门神，还有灶王爷和土地公公。
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的人，比如大禹和凯撒，也被奉为神明。
鬼神几乎无处不在，难怪罗马的神殿叫万神殿。
人多好种田，神多好过年。
罗马人因为神明多，节日也多。
这些节日有罗马人的，也有外国人的，但无不热闹欢腾。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用。
中国的神佛都是有用的。
观音菩萨管生子，赵公元帅管发财，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则保佑子孙后代，家和万事兴。
如果圣母玛莉亚救苦救难，也会成为崇拜对象。
只要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罗马的神也一样，众多而且管用：战神马尔斯、谷神刻瑞斯、酒神巴克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
可以说，有多少行业就有多少保护神，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引路人。
但，中国和罗马都没有创世神。
没有，是因为不需要。
实用主义的原则向来就是只管有用，不问来历。
所以，中国和罗马也没有专职的神官，没有神在人间的替身和代表。
罗马的神官其实是公务员，中国则只有游方道士和挂单和尚，甚至江湖骗子。
罗马和中国，确实太像了。
只有一点不同，罗马的神有着跟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和缺点错误。
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偷情的故事，就被做成雕塑供人欣赏，作品性感至极，全无神性可言。
原因在于国情不同。
中国人以德治国，诸神必须道貌岸然。
罗马人以法治国，便会坦然承认欲望的合理。
何况他们的神并不承担道德教化和道德评判的任务，能给人间带来安康和快乐，便已功德圆满。
这实在不好意思叫信仰。
显然，由鬼神未必有宗教，有崇拜未必有信仰。
但人类的终极之问总要有答案，终极关怀也总要有着落。
因此信仰必定产生。
而且，由于这种关怀和追问是终极的，答案也只能是一个。
换句话说，一神教也必定产生。
最早在人类当中建立起信仰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又叫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民族，居住在迦南地区。
长期以来，他们受制于一个又一个强国，最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一度成为没有祖国的民族。
然而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却超过了当年征服过他们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神教。
发明一神教，很重要吗？
当然。
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即等于什么都不信。
因此所谓多神教，其实往往无信仰。要想真正建立起信仰，只能靠一神教。
但，为什么是犹太人？
作为游牧民族的希伯来人，大约公元前1500年来到迦南，领袖是亚伯拉罕。
此后，他们当中的某些部落可能成了埃及法老的奴隶，又在伟大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了出来，定居迦南，开始了他们多舛的命运。
犹太人建立了两个王国，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太。
这两个分分合合的王国连起来，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西边是地中海，东边是约旦河彼岸的大沙漠。
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然而希伯来人这个小地盘，却又是从埃及前往赫梯、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尼亚的必由之路。
贯穿南北的天然大通道，既是商道，又是兵道，因此毫无悬念地被那些企图称霸世界的国家虎视眈眈。
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破撒马利亚，灭亡以色列王国。
一百多年后，即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又灭了犹太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被毁，犹太国王和人民被掳往巴比伦。
其实，像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并不罕见，而且往往灭掉也就灭掉了。
诸如米底和吕底亚之类的名字，又有几人知道？就连盛极一时的安息和贵霜帝国，今天也鲜为人知。
但几乎没人不知道犹太和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王国灭亡了，宗教却站了起来。
学术界几乎都承认，犹太教是在“巴比伦之囚”时真正建立起来的。
那些一想起耶路撒冷锡安山就忍不住要哭泣的犹太人被告知，自己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就因为背叛了希伯来民族唯一的主——上帝雅赫维。
痛定思痛，他们决定以信仰拯救自己。
于是摩西十戒被严格遵守，摩西五书被整理出来，《旧约全书》逐渐完成，新的信仰开始建立，多神教的残渣余孽则被抛弃，决心浴火重生的犹太人刷新了自己。
那么，犹太教有什么过人之处？
首先，它是一神教，而且极为彻底。
世界上不是没有过一神教倾向，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但那种倾向稍纵即逝。
多神教也往往有主神，却仅仅是地位尊贵而已。
这些蛛丝马迹，暗示一神教的时代终将来临。
犹太人的上帝正是真正的一神。
他不是独尊，而是唯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这位伟大的神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祂自生自有，全知全能，主宰宇宙，德被万物，是唯一可以创造一切却不被也无须被创造者。
显然，这是一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最高神秘力量和精神实体，当然没有也不该有形象。
因为一旦有形，即为有限。因此，上帝被绝对禁止画成画像和做成雕塑。
这条禁令，后来也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完全继承。
这就跟佛教和印度教等等大相径庭。
前者无神，后者多神，当然可以有偶像。偶像是用来崇拜的，崇拜不等于信仰。信仰一定是也只能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存在，岂能有形象？
因此，犹太教的这项规定，包括对唯一之神的坚信和确认，就成了历史的里程碑。
是的，崇拜从此变成了信仰。
这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理念，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基础。
靠着这一理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人类的信仰体系，把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里，犹太人功不可没。因为没有犹太教，就没有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然而犹太教有一个致命弱点，同时也是优点，这就是“上帝特选”观念。
按照犹太教说法，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特等选民。
作为上帝的忠实信徒，犹太民族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向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这种使命是神圣的、光荣的，也是艰难的，但上帝与他们同在。
这就叫特选之民。
但，这也是一柄双刃剑。
没错，一神和特选，让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从此，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首先解放犹太人，才能解放全人类。
同样，由于有此信念，犹太人流亡一千八百年，散落十万八千里，仍能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他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跟自己实现身份认同的人。
这就是一神教的优越性。
问题是，如果上帝仅仅属于以色列，那又与其他民族何干？如果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大家又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们也给自己找一个上帝好了。
犹太教，终于无法成为世界性宗教。
历史的意味深长，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正如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都是君主制，希腊的民主与罗马的共和都只是特例，犹太教诞生之前世界各民族也都是多神崇拜。这样看，一神教被犹太人发明出来，岂非也是奇迹？
但，当年的特例，后来却成为世界潮流，这就说明民主共和一定有必然性。
同理，世界性一神教的出现也该被视为必然。
可惜，由于太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具有开创之功的犹太教已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看来，上帝仅仅赋予了犹太人阶段性使命，世界性的一神教也只能出现在世界性的文明中。
这个文明，就是罗马。
于是，基督降临人间。
基督，就是希腊语的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基督教的救世主是耶稣。
耶稣在希伯来语中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则是唯一之神上帝，犹太教称雅赫维，基督教称耶和华。
不过，救世主解救人类，是因为上帝认为人类有罪。而且，这罪还是与生俱来的，叫原罪。
犹太教没有原罪观念，他们只是讲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认为这是人类落入凡尘受苦受难的原因，却没有把它变成教义，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耶稣又怎么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众所周知。
这就大有问题。
因为耶稣是上帝之子，神之子怎么会死呢？他怎么死得了呢？上帝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所以耶稣还得复活。
死而复生，才是神子。
这样的故事，愚夫愚妇们是看不懂的，因为跟他们以前听说过的神都不一样，无论那些神是希腊人的，还是罗马人的。
这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毕竟，在新宗教建立之初，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不慎重考虑。
于是，一种解释出笼了。
这解释说：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的死当然也是上帝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替人赎罪。神子赎罪以后，只要相信上帝和我主耶稣，人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就叫“耶和华的拯救”，也称救赎。
原来，耶稣是替罪羔羊。
既然是替罪羔羊，那就意味着有人有罪。
那么，是谁有罪呢？
人，一切人，所有的人。如果仅仅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有罪，上帝是不会牺牲自己儿子的。
但人人有罪的观念，还是很难让人接受，这就必须解释为天生有罪，原本有罪，是一种原始的罪恶。
于是犹太人讲过的伊甸园故事，便有了新的解读：人人有罪，是因为始祖有罪。始祖有罪，则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树上的果子。
这就叫原罪。
这一解释彻底改造和翻新了犹太教。
犹太教没有原罪，没有救赎，也没有耶稣。
这三样，都是基督教的发明。唯其如此，它才成为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宗教。
犹太先知都没说的，老百姓当然也不会知道，这就需要启迪。
启迪的方式，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
耶稣是上帝之子，他的受难与复活就是上帝的启示。
这就叫天启。
所以，基督教是天启宗教，伊斯兰教也是。
不过，伊斯兰教的天启靠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的天启却不是耶稣的功劳，也不是那十二门徒的。
提出了原罪和救赎教义的，是圣保罗。
圣保罗不是耶稣的门徒，甚至没见过耶稣，却把耶稣之死这件事用到了极致。
后来，当传教士们绘声绘色讲述这个故事时，台下听众几乎个个涕泪纵横。
是啊，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竟然派了他的儿子用自己的血来赎我们的罪，那还不赶快皈依？
所以，基督教的创始人与其说是耶稣，不如说是圣保罗。
没有圣保罗，就没有原罪和救赎的教义，基督教也就得不到最广泛的传播，甚至会销声匿迹。
至此，新老宗教的区别一目了然。
犹太教：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
哪个更有开放性？
基督教。
是啊！既然人人有罪，那就无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都需要救赎——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以，基督教降低了入教门槛，取消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比如不吃猪肉、要行割礼等等。
它成为世界性宗教，也绝非偶然。
更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诞生了。
这就是平等和博爱。
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
道理很简单：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
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
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何况平等并非人的许诺，而是神的旨意。人的许诺是靠不住的，神的旨意则不可违抗。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一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有了一个可实现和可操作的方式，尽管不是最好的。
下一步是制度的设计，原罪的观念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
所谓原罪，不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和作恶的可能。因此，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不敢犯罪和无法犯罪。
对公权力的使用，尤其如此。
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不过天赋人权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是后来的事情。
从基督教的诞生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在走向光明之前，先得堕入黑暗深渊。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支付的学费和代价。
在此刻，则必须有人以血献祭。
这个羔羊，就是罗马。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
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
没错，过去是“寇”，现在是“王”。
成王败寇，跳了龙门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
第二年（393年），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灭亡，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
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
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5%，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
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
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
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
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
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
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
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
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
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
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
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
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
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
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
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
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