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3日，邓小平在黄山路遇复旦大学78级大学生并与之合影
作者简介：陈侃章，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古往今来说西施》《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唐诗之路话诸暨——诸暨唐诗三百首》（合著）等著作。
【作者题记：2022年1月，为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毕业40周年；2022年7月，为全国统考后的1978级毕业40周年。作为其中的亲历者不由溯源感怀，仅以此小文献上一瓣心香。】
77级、78级这批迟到的幸运儿在“跨六奔八”之际，迎来毕业四十周年纪念日。人生斜阳余辉明——亲历者们更加怀念那段青春时光。讲坛上、媒体间，不同的记忆视野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出现了集体写史的盛况，以至著名学者、77级考生陈平原教授喟然感叹：“该说的都说了，几近题无剩义。”
亲历者所写，既有个人对往事的感受，又有记诸史册之托，希望后人能了解这段难忘的岁月。由于经历过苦难和折腾，所思所想往往化作情感奔涌而出，可谓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但人是观念的动物，当社会气候稍有风吹草动，特别是一个浪潮来袭，一些本已上下反复讨论，下过定论的重大问题，似乎重新走向模糊，真实与差错交织，诋毁或误解并行。为记下当年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笔者曾作过努力，尽可能查阅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尽可能接近这段历史真相——《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勉力问世，就是一块引玉之砖。
眼下各种各样被动和主动的信息扑面而来，一个转折点似又来临，为此愿申述这段历史时期的相关节点。
一、1977年的政治历史背景
“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文革”自然中止，举国欢腾。华国锋其时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在提出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求继续批判邓小平，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1977年2月7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也即后来常说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5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要文章，重申上述观点。
“无产阶段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写入1969年4月的“九大”、1973年8月的“十大”报告和党章，以及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宪法》。其主旨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继续革命”的一种体现。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布“胜利结束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强调：“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继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为制定十一大路线的重要内容和依据。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迟至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告废止。
在这种思想和政治舆论的导引下，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太原召开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有些亮点，但要从根本上突破1971年以中央文件下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两个估计”，和当时的政治口径，几无现实可能性，何况在会前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事前已报经华国锋同意。在这个会议中，“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虽经过讨论程序，但依然坚持老人家批准的，新当家维护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对此有刻骨铭心的回忆：“1976年12月，宣布我当教育部部长，1977年1月25日我到教育部去。”“我一直不想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多年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翻来覆去的批判，令人感到无所适从……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放假闹革命后又废除了高考入学制度，学生水平太低，各条战线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突出，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但是，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时，因为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我避开了。新闻界约教育部的同志去谈这个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普教司司长向我请示，我说：还是按毛主席批示的口径吧。这就错了第一步棋。不过后来我也逐渐觉悟，几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家要求否定‘两个估计’，当时主管教育的政治局同志总是说去请示，请示回来总是问：‘肯定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纪要，经过毛主席没有？’前面说过，那时是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因此还是不能动。不久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提上日程，我没有考虑立即恢复高考，就报经国务院批准，仍按‘文革’中的办法，在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一错再错。招生会议前，刚‘解放’到天津市工作的蒋南翔打电话给我，他说培养人才有如种庄稼，要选好种子，要求高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我同意了。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市代表说，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又被否定了。”（刘西尧《攀峰与穿雾》212-213页）
“文革”的政治理论在惯性运行，多年形成的冤假错案尚不能平反，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仍以“革委会”名义掌权，县级以下还是人民公社体制，城市的知识青年还在下乡，已下乡的要求他们继续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片“涛声依旧”。至于散布在人们头脑中的烙印，可以用“剪不断、理还乱”形容，社会思想就是如此僵化，这些历史局限性客观存在。
以上就是当时的大体政治历史背景。明了上述情况后，才能体会到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真正的拨正航向，其重大意义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后来者如离开当年历史背景评论说道，就难免多创作成分了。特别是那些朝云暮雨的文章，使人感到这不仅是“为五斗米折腰”了。
二、1977年恢复高考由许多偶然构成
1.邓小平复出时间节点的“偶然”
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非常强烈，华国锋听到呼声。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表讲话：“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显然，按照这个部署，“适当的时机”是在1977年8月中旬举行的十一届全会上，邓小平才能复职。但后来的事实是：1977年7月中旬邓被宣布恢复职务。邓小平快速进入角色，在八月上旬就主持召开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科教座谈会”，于是“恢复高考”的大事惊天发生。这一个月时间的提前，真正踩准了历史的“穴道”。如果按照程序，邓要到八月才能正式复出，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在时间上不可能，在时机上将失去。至于邓为什么比原定时间提前复出？不得而知。必然中的“偶然”就这样发生。
2.科教座谈会参加人员的“偶然”
对于参加8月4日开始的“科教座谈会”的人员，邓小平提出四个原则要求，第一，要有见解，敢于说话；第二，不是行政人员；第三，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卓有才学；第四，不能与“四人帮”有牵连。按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回忆，他与科委方明瑜先提出初步参会人选，然后报经同意。北京大学物理系沈克琦教授对此忆述：“我那时是北大物理系副主任，常去教育部高教司办事，司长刘道玉认识了我。8月初接到会议通知后，我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温元凯说：“1977年6月，我给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写信，内容是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没想到，方毅给我回了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我的基础化学研究。我后来才知道，是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查全性回忆当时情况：“1977年7月底的一天，记不住具体在哪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校领导通知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刘道玉作了补充：“我当时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同事商量后决定从高校挑选代表……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当时还是副教授，按规定没资格参加会议，但我是武大出来的，有点偏心，就让他去了。”而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童第周赴会更具戏剧性，8月4日开会当天：“邓小平开场白讲话时环顾四周问：‘童老有没有来？’并接着说‘文革中童老扫地，他扫地都是科学态度，真认真。让他扫地真是糟蹋圣人。’”会议组织者马上在第二天就请童第周先生参加会议。由此可见，参会的人员在邓小平所提原则前提下，邀请哪些人赴会，并没有具体程序，而有随机的“偶然”。
3.与会人员针对性发声的“偶然”
这次“科教座谈会”没有设置特定的议程。这从邓小平开宗明义的讲话中就可反映出来。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世纪只剩23年时间了，我说超越，至少接近，某些方面能接近、赶上当时的水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前一段我没抓工作，胡思乱想，找了少数人，方毅、李昌、邓力群，吹了一下。我的想法是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大家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不但没有棍子，现在的三个公司都要丢掉（指制造棍子的钢铁公司、乱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事后给人穿小鞋的鞋子公司）。”显然，原定这是一个“山海经”、“诸葛亮”式的务虚式会议，讲讲科学技术如何发展，议论教育水平如何提高，围绕科研和教育展开讨论，还可以倾吐苦水，发发牢骚。
会议前两天，与会者大多比较拘谨，因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大都心有余悸，如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一开口便是检讨，说我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一定要进一步下工厂和农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云云。这些话语虽不是会议组织者所希望的，但此时的自然流露又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会议的深入，与会者的放开，涉及实质性的发言开始出现，如在议论到现有高校招生制度时，邹承鲁研究员说：“现行的招生办法，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是走后门的合法根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
8月7日，本次会议简报组为8月6日的座谈会发了三期简报，说明这天会议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
查全性对此有回忆：“在8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在会上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接上话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沈克琦、温元凯等对于何东昌和吴健中的发言也感同身受。而邓小平赞同性的插话使查全性为之震动，他在笔记本上原已勾勒出发言要点，与会者的肺腑之言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更让他感到面对混乱的教育现状，必须大声讲出自己的观点来。
查全性铜像
上午气氛热烈，下午掀起波澜。查全性副教授拿出笔记本所列大纲，面对邓小平和与会者，慷慨陈言：
“当前的大学招生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改进，以使新生的质量得到切实保证。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2）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反映说：‘新中国成立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3）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招生的总原则，应该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要从制度上保证录取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并应体现以下精神：（1）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多的撑死，少的饿死’。（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漏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志愿选择专业。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各级领导、各单位，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优先优秀青年，要支持他们报考大学，不得阻挠。”
由此不难明白，“恢复高考”并非会议事先设定的议题，而是与会人员在邓小平不断鼓动导引下，众说纷纭，大胆议论出来的“偶然”。
4.邓小平拍板当年恢复高考的“偶然”
邓小平在会议中不断插话，当听完查全性的发言后，邓小平点头赞许，然后环视四周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沈克琦、温元凯、金善宝等纷纷表态赞同，不少与会人士几乎沿着查的发言主线，在补充着同样的问题，如温元凯建言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场上形成了齐声呼应要求恢复高考的局面。沈克琦再次强调，“现在的招生制度对高等教育影响很大，有些学生甚至不够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无论教师如何努力，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与大学相去甚远。”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蒋）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小平同志便转头问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查全性又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同样的意见，要求今年立即改。
邓小平看到听到专家教授如此迫切决绝，如此慷慨激昂，且声声肺腑之言，句句在理在心，完全忧国忧民，在会上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邓小平斩钉截铁“不要等了”，当场拍板“今年恢复高考”，实是会议热烈气氛中推动出来的“偶然”，这个“偶然”可解决了社会现实的诸多痛点。
三、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是“实施时间调整”
华国锋同意“恢复高考”是“方向性调整”
邓小平早已看到 “文化大革命”那套推荐招生方法的弊端，早已认定高校招生非改革不可，这些已多次体现在其讲话中。但考虑到兹事体大，在本次会议之前，他设想做一年时间的准备，他曾经对方毅、刘西尧说过：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但一定要凭考试入学。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又是高明的战术家，他当然清楚“两个估计”的政策束缚，当然知道上个月开过的高校招生会议依然坚持“推荐招生”，当然了解现任最高领导的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而更现实的是，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原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确非同小可。这个政策思想转弯如不做好，“恢复高考”这牵一发而动全身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极有可能引起全局性的混乱。
显然，从这次“科教座谈会”中邓小平更加明悉，高校招生“恢复高考”是众望所归，是民心所向，专家教授们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而要求改革的时间节奏上，身处一线的专家教授们比他还急迫。邓小平的伟大再次显现，他马上调整原有的设想，决定将“恢复高考”时间提前到今年就举行。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他连下三着妙手：责令教育部立即收回已于8月4日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招生文件；布置教育部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8月13日开始），按照“科教座谈会”的意见作程序性落实；迅速将会议的情况和自己推迟今年高校招生的意见（8月18日），报请华国锋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绝不顾这顾那，拖泥带水。对此刘西尧的回忆也有较详细的叙述。
其实，邓小平看准一件事情作快速调整是常有的事，这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回忆中亦可得到证明。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1978年11月中旬邓小平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到访后，邓小平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他们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请教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果断，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
对于邓小平推动一连串“恢复高考”的举措，作为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也全力支持，同意收回经过自己阅处同意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又按照邓小平的提议，在10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意见明确表态：“先就这样定下来，然后再不断总结经验。”在恢复高考这件大事上，华国锋并未坚持“两个凡是”，而是对自己作出过的决定不断修正，对下达过的指示作“自我否定”，这些都是对原维护 “推荐招生”作“方向性调整”，转弯力度很大，殊为不易。
在“恢复高考”一事上，五位常委和相关副总理一致同意。尽管如此，从领导分管和所作系列工作来说，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最资深的领导人，在教育领域大刀阔斧，冲开阻拦，拨乱反正，领导恢复高考，果断提出决策意见，这是历史事实。当然，这个重大决策，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全力赞同，也功不可没。但有的文章，未深入当时政坛的肌体，仅根据面上的领导架构和邓小平的行政报送程序，说“恢复高考”是华国锋的决策，邓小平仅仅是“恢复高考”的分管者和支持者，显然偏离和割裂了历史事实，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于这一点，当事者刘西尧2009年3月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钱江采访时也再三强调：“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了不起。没有他，要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根据文献档案资料写成的《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一文，对此有较多展开，此处不再重复。
“77、78级”考生显然是诸多偶然合成的产物。其实回首望去，许多历史多是一连串的“偶然”，而“偶然”的构成，又往往是载入史册的大事，作始非简，将毕也钜，所谓“英雄创造历史”大概如此。
四、未展开过的“恢复高考”重要节点
“恢复高考”在逝水流年中渐行渐远，作为当事者“新三届”对有些“亲历”也渐渐模糊。而八九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生人，对此则恍如隔世，看事谈论，下笔为文，不由自主地用后来的观念想像那段岁月。
亲历者所写细节栩栩，自然流出，令读者如临其境，倍感亲切；在非亲历者看来，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多凭个人记忆驰骋才气而作，觉得无必要去查阅文献历史资料。然而记忆尤其是年事趋高的记忆并不可靠，加之77级高考是各个省分头举行，在国家统一招生政策的原则下，不排除有些省作微调，或多或少也有些个例存在。以下所述根据所见文献档案资料来判定，并以当事者较靠谱的回忆为辅助。
1.77级高考分数保密，官方渠道不大可能公布，但有的考生为何知道
现在的考生对自己的各科分数乃至排名顺序，在阅卷结束，公布成绩时就一清二楚了。但“恢复高考”的77级，通知参加体检和政审的考生是不知道自己考分的，更不可能知道录取线是多少。不公布高考分数是当时的招生纪律，并非77级首创，即或在“文革”前所有年份的高考，对考生也一律保密，本人无从知道自己的分数（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270页）。77级极大多数考生是到校或多年以后才从相关渠道获悉，而有的考生终其一生不知自己的分数。前些时日，77级一位退休多年、有相当影响的考生，由于撰写回忆录需要，向档案管理单位要求查看自己当年的考分和志愿填写情况，不被允许。他锲而不舍，找了熟悉的领导出面也无果。答复说：经请示上级，不能查看本人档案是制度规定。他感叹说，看来在有生之年也无法知道当年自己考了多少分，如何被录取了。这种毫无密级可言的某个档案节点，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也不能查阅，而要自己“百年”以后让后人才可获知，令人感慨莫名。
对于当年的考分情况，77级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知道，甚至明白自己的考分排列，名列前茅云云；有的说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让你知道。西北大学77级经济系学生张维迎撰文称：“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见《永远的1977》，217页）。在《永远的1977》一书上，同是一个省，同是77级，这批同榜生也有不同表述。福建77级考生林坚撰文说：“由于当时考试成绩和分数线均未公布，录取线更是绝对保密，能否录取，谁也不知道”（该书197页）。福建77级考生陈晓明回忆：我的“语文83分、政治73分、数学65.5分、史地57分，总分279分”（该书210页）。陈晓明考生知道得如此细致，估计或有特殊渠道获得。可能招生办有熟人，且是有一定的层级者私下透露。每个省的高考都是由省里统一日期考试，统一组织阅卷。77级高考分数是保密的，这是招生纪律，从官方渠道获得分数不大可能。前几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分别出版了《绝代回眸》《120个回望》两本书，书中所列77级考生没有一个人提到自己当年知道考分。至于某些回忆说当时连社会上也知道自己是某科的“高考状元”，小说家笔法也。坦率说，在当时乍暖尚寒的历史背景下，“状元”这个词是“封建”的产物，没有人敢讲，更不敢去类比。所谓有“高考状元”当是后来修饰冠加。如果当时某地要公开1个，那就要公开10个，公开10个就要公开百个，以至于全体考生了。
1978年的“招生文件”，也进一步证实了1977级考生的分数不能从官方渠道公开获得。教育部编《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简报》1978年4月第6期第三条：关于公布考试成绩的问题：“一种是同意公布考分。但是如何公布、公布哪些人的、何时公布等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一种是不同意公布考分。认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若怀疑我们有舞弊行为，可以查办！为什么教育部门自己不相信自己呢？若公布分数，小孩子成绩不好，压力大，可能有人会自杀。”这就说明是否公布高考成绩即使在1978年还在讨论，遑论1977年了。
最终讨论结果并报请中央领导同意，从1978级开始公布高考成绩；如考生怀疑自己的考分，还可以申请查分。国务院1978年6月批转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第四条是，关于公布考试成绩：“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对没有考好的学生，不应歧视、讽刺，要切实作好思想工作，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考生对本人的评卷如有怀疑，可向当地招生委员会提出申请，由招生办公室查阅试卷。”而向考生和所在单位公布高考成绩，又是邓小平拍板的。
从1978年开始，官方渠道公布（后改为通知）考生的高考各科成绩，这是中国“科举史”上开天辟地的改革，且延续如今，这是民主的使然，制度的规范，时代的进步，意义重大。
77级考生是否公布考分，是相关回忆文章中矛盾较多的一个节点，什么原因导致，前面已经述说了一些，也有可能各省执行政策宽严度不一，如若多加展开，文字就长了。
2.77级考生报考时没有重点院校与非重点之分
1977年全国高考时，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只能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省的实际命题，再组织统考。全国没有统一高考日期限定，只要求在11月至12月份考毕。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各地11月28日开考，12月25日结束，历时约一个月完成高考。
在统一招生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没有必要将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情况一一写出。这里以浙江省为例说明：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恢复高考”消息，11月中旬报名，下旬完成文化水平“初试”，“初试”合格的考生参加12月15日至16日全省统一命题考试。
浙江省余杭县1977年招生初试入场证
浙江省该年招生所有的高校、中专、中技名单，公布在1977年11月9日《浙江日报》第3版，高校只分理科（包括工、医、农、林）、文科（包括外语、财经、政法）、艺术和体育，共三个大的类别，没有重点院校与非重点之分。考生根据这些招生学校名单，在高考之前填毕高考志愿，志愿表中也没有“重点”与“非重点”设置。这是直观清楚的原始资料。
无论是官方渠道，还是众多考生，不但没有“重点”与“非重点”的概念，即使不少考生，连高考分文科、理科都不清楚。如77级考生张维迎撰文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从县宣传部一个干事这里听到的……他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上大学读书还有‘文理’之别。”（《永远的1977》，216页）。其实像张维迎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从77级考生所填志愿的顺序看，也可明白考生不知有重点与非重点。如北大法律系77级考生李克强，当时所填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大学，而非北大；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罗志田，所填志愿依次是成都师范学校中文高师班、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复旦77化学系林曼华的志愿依次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厦门大学数学系，结果她被复旦大学录取；厦门大学77级历史系刘海峰所填志愿依次是福建师大中文系、福建师大历史系、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此种例子不胜枚举。考生如果能知道学校有重点与非重点区别，是不会按如此顺序填写志愿的。
直到1978年2月17日，1977级才有重点与非重点院校的文件下达。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以（1978）27号文件批转《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列出恢复“文革”前的60所重点院校，同时新增加28所，共计88所。而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考生填志愿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77级考生已在1977年12月之前填毕志愿，而且文件下发之时，大多数院校已经做好录取工作。后来有些考生回忆说：“自己当年报考了重点大学，并被录取。”对于这句话要分开讲。从时间节点上，这句话不太符合当时实情，因为当年考生填报志愿时还没有什么“重点院校”与“非重点”名录，无从知道哪些是，哪些不是？但这句话又有对的成分，因为自己考入的大学后来获批为“重点院校”（不管是恢复的还是增加的），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也有“优先录取重点院校”之语，只不过国务院对“恢复和增设重点院校”要到1978年2月17日才批转。
有可能的情况是：77级招生时重点院校实际存在，因为国务院迟迟未批复，所以对考生和社会不作公布，更没在志愿栏目设置，或许由招生管理单位内部掌握。这就是1977级考生填报志愿时“蒙在鼓里”的部分实情，反映了当年招生历史演变的渐进性和复杂性。到了1978级招生，以上这些就区分得清清楚楚。为使其直观明了，将主要节点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3.1977年8月“科教座谈会”前已有“恢复高考”传闻溯源
也有回忆文章说，在1977年五六月份就听到了“恢复高考”的传闻，便开始悄悄复习了。这传闻从何来呢？查1977年恢复高考正式公布是10月21日，“科教座谈会”是8月4日开始，8月8日结束，说自此后就有恢复高考消息传播倒有这个可能，因为参加“科教座谈会”专家教授有 30多人，加上一些有关部门领导和会议工作人员，总共有五十多人，邓小平在会议上拍板了当年就“恢复高考”，这种好消息是会不胫而走的，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公布。
但说在五六月份就已经知道“恢复高考”消息，就令人费解了。因为1977年的第一次招生工作会议是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太原召开，招生工作的文件，无论是会前起草，还是在会议中形成，都是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推荐招生方针，没有“恢复高考”的影子，所以说在六月份就知道“恢复高考”找不到可靠的依据。再说，邓小平复职也是1977年7月20日以后，在这之前，他有什么讲话也不可能外传。或许这些传闻是考生和专家教授的预判，或许是民间的呼声和期望，也或许有误记的可能，大概只有这么说了。
4.关于1977级从军队招生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1977年地方院校从军队招生事宜。查1977年招生文件，对招生对象分两段表述，一是在“招生对象”中表述：“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未婚……”。这里没有出现现役军人。但在“招生办法”中有一处表述：“解放军干部、战士到地方院校学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根据文件精神，制订具体办法。”77级中有军人学生，复旦大学经济系77级周伟林的回忆文章提到：他们年级有五位现役军人，把被子叠得刀切一般齐整。而到了1978年的招生文件，考生只有年龄和报考学历限制，连什么行业、婚否都不作限定了，军人考生就更多了一些。
5.77级依然招“社来社去”及“共大”、“七·二一”、“五·七”大学生
所谓“社来社去”是“文革”中对高校改革而增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即考生从原来农村中的“公社”来，读书毕业后又返回到原“公社”去。77年招生文件第五条规定如下：“纳入国家招生计划上普通高等学校学制在一年以上的‘社来社去’班的学生，在校期间转户口，其口粮、副食品供应和生活待遇，应同普通班学生一样。学生毕业后户口转回原社队。”
所谓“共大”源于1958年，在“文革”中又有发展，77年招生文件第七条作如下表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是加速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建设人才的重要方面，要大力发展，认真办好，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招生条件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订。”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到实际工作层面，充满着新旧交织和矛盾冲突，招生文件保留这些是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作这个过渡是必要的。而到了1978年招生文件中，这些内容就全部取消，那些特殊现象就走入了历史。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就社会发展层面上讲，77、78级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就个人层面上讲，77、78级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正如77级考生，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所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77、78级等恢复高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中体现出来的。”
无庸讳言，当前有一种令人思量的社会现象呈现，我们以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却在念念不忘中被我们忘记。我们以为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正在我们中间悄悄复萌。那“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是有感而发的切肤文学语言。时代前行之“路”是接力完成，有时波浪式、有时暂停式、有时徘徊式、有时跳跃式，历史螺旋向前，这个定律千古不易。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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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西尧著《攀峰与穿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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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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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辉耀主编《那三届（1977、78、79）》，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版
13.祝毅主编《120个回望——纪念恢复四十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14.东方平、少达主编《新三届致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
15.《绝代回眸》，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16.相关日期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
来源：科举学与考试研究